徐家俊

侵华日军矶谷廉介，1886年生于兵库县旧筱山藩士家庭，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他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同期同学。1917年来到中国，曾任侵华日军第十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8月率队登陆天津投入津浦沿线战役，曾参与台儿庄、徐州会战，纵部肆意奸淫掳杀，无恶不作。1942年香港沦陷后，曾任日本驻香港总督;在港期间从香港掠夺各种物资，强制日化教育，把香港街道及地名改为日本名;推行疏散政策，强迫大量香港居民遷回内地，到日本投降时，香港的居民人数降至70万，只及战前的一半。抗战胜利后矶谷廉介列为战犯，1946年2月3日被驻日美军拘捕，曾与谷寿夫同押在巢鸭监狱内。

1946年8月1日中午，一架美国飞机徐徐降落在上海西北角的大场机场。矶谷廉介与南京大屠杀首犯、侵华日军第六军司令官谷寿夫被押下飞机，矶谷身高一米七以上，浓眉阔脸，胡须已白;谷寿夫个子矮小，身材肥短，身高不到一米六，小头弯背，蓄小胡须。他俩都着黄色春季军装，黑色皮鞋，共三个包袱及一小皮箱。在国防部战犯管理处徐益三组长等人的押解下，乘道奇10轮大卡车，关入江湾战犯拘留所。几天后，经上海军事法庭批准，上海一家媒体的记者参观江湾战犯拘留所并采访了矶谷廉介与谷寿夫。看到他们两人共囚一室，与其他战犯相隔离，较优待他们，门外有士兵荷枪监视。记者入室时，两犯正各沿床而坐，状颇忧郁，两犯中矶谷较为直率坦白，对其过去的罪行敢于承认。谷寿夫则对其罪行极力掩饰。记者询问他们被捕后囚禁巢鸭监狱的情况。他们称：日本在战后食粮缺乏，每日均喝薄粥，从没有吃过干饭。监狱铁窗石壁，异常坚稳。每天只能看到从铁窗格子里射进来的阳光，一天仅供4支香烟。美军管理甚严，所有拘押人犯一律不得交谈，他们与东条英机等仅在每天体操时见一面，各犯家属每月能探监一次。后来，矶谷廉介和谷寿夫从江湾的战犯拘留所移押到提篮桥监狱关押。

9月底，上海军事法庭接到上级通知，要把谷寿夫、矶谷廉介押往南京审讯。上海离南京300多公里，交通方便，有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等多种交通工具可以使用，几经权衡，上海军事法庭认为还是通过火车押解比较安全。于是军事法庭同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联系，预先到上海北火车站察看地形，选择上车路线，并同北站相关部门对具体细节作了研究。军事法庭向铁路局包了半节客车，至于押解什么人员，没有向车站方面透露半点消息。

10月3日晚，由上海军事法庭主任书记官李业初率领若干士兵来到提篮桥监狱，把矶谷廉介与谷寿夫两人合铐在一起，押上汽车，沿着长阳路、长治路开往上海北火车站。汽车从北站的宝山路边门直接开上车站月台。那天上海至南京的火车提前3分钟停止上客，并响起停止上客的铃声。当旅客上车结束后，军事法庭的士兵押着谷寿夫等人上车。上火车时合铐两人的手铐被打开，到车上又合铐在一起。谷寿夫身穿一套闪米呢西装，头戴呢铜盆帽。因军事法庭只包了半节车厢，车厢内有人来往。谷寿夫怕手铐被人看见，就摘下头上戴的铜盆帽悄悄地将手铐盖住。参加这次押送的有上海军事法庭的书记官袁辉、副官刘珊，另外还有两名翻译及若干士兵。次日早晨矶谷廉介与谷寿夫等押抵南京，被关押在小营日本战犯管理所。经军警搜身检查，谷寿夫还携带有一只热水瓶和3副扑克牌。

1946年10月4日《国民日报》头版刊发一则题为《南京屠杀案主角，两战犯由沪解京》的短讯。全文如下：“南京大屠杀主角谷寿夫、矶谷廉介二名，今晨已自沪押解南京，送国防部战犯拘留所。预料该两巨犯将处极刑，日内即可望审判。”

小营日本战犯管理所内主要有两栋坚固的监楼，这里曾经是日本侵略者囚禁中国人的地狱，现在却用来关押日本战犯。管理所给在押战犯每人一床一被，夏天有蚊帐，每天有两次放风，可以在院子里走走，晒晒太阳，或打打垒球。当时小营关押了48名战犯，分押在20多间牢房里，两栋监楼只使用了一栋，还有一栋空无一人。第一个被关进小营战犯管理所的是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尽管日本战犯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民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暴行，但是小营管理所对他们仍然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矶谷廉介和谷寿夫分别各关一间，只有放风时才能见面。他们的生活作息军事化，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花半小时洗漱，然后放风，做健身操，一直到9点半，早饭后入囚室。牢房内备有经过检查的日本小说。下午2点至3点半，安排又一次放风，接着为晚餐，他们每天两餐（民国时期各监狱的犯人，基本上都实行两餐制）。晚上9点就寝。

放风是战犯们最感兴趣的事情。那里有一块50米长、30米宽的草地，是战犯们一块小天地，放风时他们可以东一堆、西一伙地聊天闲谈。48名战犯被管理所分成三组，将、佐军阶的一组，尉官、士兵的一组，还有韩国人和中国台湾人一组。三组之间壁垒分明，互不往来。管理所有时还为战犯们放映电影，以调剂生活。他们每月可以发信两封，外面来信则不受限制。但凡发信出去或有信寄进来，都必须经过严格检查。时任管理所所长为黄蔚南上校。

1947年3月10日，谷寿夫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月26日在雨花台执行枪决。矶谷廉介于同年7月22日被判无期徒刑。1948年3月20日上午9时，军事法庭主任书记官施泳率宪兵多名，将矶谷廉介等战犯从南京押往上海，于下午4时45分到达上海北站。上海军事法庭副官郭薪夫会同北站宪兵队实施武装戒备。与矶谷廉介同车押解来沪的，还有日军侵华时期浦口俘虏营看守台湾人周霖添、南京艮山警备队翻译台湾人谢则成、南京铁道公司南京站讯号员台湾人杨耀明，海门宪兵队翻译蔡森、朱海闽、吴勇春等6人。这些人作恶多端，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八年不等。如周霖添，1942年应征来到大陆，任浦口日军俘虏营监视员，其对被俘国军士兵动辄殴打，抗战胜利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在沪将其捕获，移解南京，被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矶谷廉介被押解返沪时身穿草绿色军装及大衣，足御黄皮鞋，手戴白手套，单铐右手，秃顶至后脑袋，稀疏短发间，已有星星白发。下车后，矶谷手携土黄色皮箱一只，另一手持深褐色帽子。其余战犯两人合锁一铐，都穿中装。战犯们到达上海北站后，在大门口左侧之木凳上等候押解卡车枯坐35分钟左右。矶谷挤坐在木凳上，位于左端第二个，偶尔与其他战犯轻语。下午5时15分囚车开到北站，矶谷廉介等在宪兵警戒下相继登车，直奔江湾高境庙战犯监狱收押。

后来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他们在大陆的统治日薄西山、朝不保夕，原设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匆匆迁往广州，根本无暇顾及日本战犯的监禁和管理。1949年初，矶谷廉介等战犯一起回到日本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由驻日美军和日本新政府共同管制，象征性地关押一段时间。于1952年8月释放，1967年6月6日，矶谷廉介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走完了他罪恶、丑陋的一生。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