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恺祺

摘要：沪剧现代戏《敦煌女儿》着力协调艺术性与真实性，叙事上打破传统，重在融合多重叙事方式，实现多时空的转换流动和人物的心路历程;多媒体数字舞美的设计为主题与叙事增添了诗意性与感染力，达成情景交融的境界。它为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沪剧;现代戏;敦煌女儿;叙事;舞美

由杨林、张曼君编导、茅善玉主演的沪剧现代戏《敦煌女儿》以百名改革先锋之一的“文物有效保護的探索者”、敦煌研究院荣誉院长樊锦诗的真实人生经历为蓝本，艺术化地再现了她从一个刚毕业的上海姑娘到以五十多年执着扎根坚守西北大漠，将毕生精力与心血都奉献给敦煌研究和保护事业的一代杰出学者的人生历程。该剧塑造的不只是樊锦诗，更是塑造了以她为代表的一批对传统文化执着坚守的知识分子的光辉群像。毫无疑问，《敦煌女儿》是献给一代代无怨无悔坚地守着的敦煌人的一首英雄赞歌。

该剧的整体创作体现出沪剧作为上海本地剧种着力打造地方特色文化、树立地方形象，以戏曲艺术化的表现方法谱写上海故事的决心与成果;同时也彰显了素来有着“西装旗袍戏”之称的沪剧从最初的反映市民趣味到表现现代化题材的蜕变。一部现代戏的成功离不开编、导、演、音、美的通力合作，达到全方位的有机统一，而文本集中从文本即叙事、舞台美术的设计两角度展开具体分析，探求其艺术表现的独特性。

一、突破传统的叙事方式

《敦煌女儿》打破传统戏曲的叙述模式，抽取主人公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片段并相互拼贴，将“初到莫高窟”“回沪完婚”“重回敦煌”“丈夫探亲”“誓守莫高窟”“担忧未来”“实现数字敦煌”等情节串联在一起，配合出彩的舞美实现了叙述时空的变换。并融合了人物的梦境、想象，配合舞台布景与灯光来实现时空的自由变换与人物内心的情感表达。

从叙述方式看，该剧综合运用了倒叙和插叙的手法。首先，它以暮年樊锦诗回忆起自己当年与已故的常书鸿院长之间的“三击掌”约定展开倒叙，包含了从五十年多年前初到莫高窟实习的遭遇开始直到当下来展开线性叙述。而剧中的人物又时而跳出历史的叙事，以现实的身份插入对过往事件的感叹。例如在叙述樊锦诗初到敦煌的第一晚因害怕和无助，误把门外的驴认成了狼的这一轶事之后，穿插了晚年的樊锦诗对这件趣事的感叹：

樊锦诗：哎呀，昨晚我开门出来看到一双绿眼睛盯着我看我还以为是狼呢！

段文杰：呵呵，难怪你马上就把门关上了。

常书鸿：祝贺你，胜利者。（他伸出手去）

樊锦诗：（一激灵）等一等，厕所在哪里……（匆匆跑下）

女同事：啊？上厕所啊！那边，那边！

（众人大笑  一男同事学驴叫   音乐中众人笑变慢动作）

樊锦诗：（返场。望着大笑的众人，感慨）这真是一个笑话。从此，这头毛驴的故事在所里口口相传。是驴眼？是狼眼？反正这双绿眼睛，在小石屋的门前盯了我整整三年。

以晚年樊锦诗的视角来看待她曾经的经历，其中所表现的两个时空的交替使叙事变得富有层次感与真实感。樊锦诗与常院长又跳出了历史语境，一同感叹当年的壮举是一代代敦煌人醒悟与良知的体现。

该剧的叙事结构是巧妙的双线索式，一条线索是暮年樊锦诗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另一条则是她基于对历史、对莫高窟未来的展望与思考。这样的设计将回忆与现实时空相交织，缩小了漫长岁月的纵深感，既突破了有限的舞台时空限制，又使叙述变得自由灵活。此外在叙述文本中创造性地增加带有象征性的内容来表现对主题的隐喻。剧中，首尾呼应的樊锦诗与常院长之间的“三击掌”约定是每当樊锦诗迷茫困惑时支撑着她数年来锲而不舍地坚守莫高窟研究事业的强大动力：“一击掌——困难如刀迎刃而上，二击掌——敦煌为家绝不彷徨，三击掌——胸怀凌云志，扎根在边疆，学业得施展，毕生献敦煌！”这鼓舞人心的誓言使敦煌人代代相传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变得尤为可贵。

再如新婚之夜里的红烛与佛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象实则是对樊锦诗个人家庭生活与理想事业的隐喻。在人生的岔路口，是选择点亮红烛还是点亮佛灯？樊锦诗是纠结、痛苦的。然而，对莫高窟的真切热爱超越了她对家乡和个人美好生活的留恋。当善解人意的丈夫愿意放手让她追逐理想时，佛灯再微小的光芒都足以照亮她的旅程。这两种不同的物象是人物崇高精神的有力外现。

此外，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该剧没有过分地追求戏剧性而牺牲人物原有的真实性，它所塑造的樊锦诗不是一位传奇的“铁娘子”。通过对她个人生活的片段式剪影来表现出了她不为人知的普通人的一面。初到莫高窟的第一个夜晚，她还留恋着远方的爱人，做起了两人团圆的浪漫美梦;面对西北恶劣的环境，初来乍到的她畏惧又无助，还闹出了找不着厕所、误把门外的驴认成狼的趣事;新婚之夜的甜蜜让她欣喜，然而来自莫高窟的呼唤又让她重新踏上远途;她忙于事业而疏忽了对家人的呵护与陪伴;她不满足于文献资料的收集编撰整理，高瞻远瞩，大胆地提出建设数字敦煌的设想，为了让子孙后代继续传承这座人类艺术的伟大遗产……她也许不是个称职的母亲，却是一个伟大的莫高窟守护者。这些情感的表达不是刻意渲染的，而是遵循人性且富有人情味的。

二、舞美的诗意呈现

与《挑山女人》等原创沪剧的创作不同，《敦煌女儿》作为一部既是现实题材又是表现当代真人真事的现代戏作品，它在内容上就必须始终抓住“真实”这一准绳，并在适当的范围内展开艺术发挥，绝不能因追求戏剧性而牺牲真实性。樊锦诗是当代伟大的敦煌学学者且仍健在，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说艺术虚构的空间并不大。从青葱少女到满头华发，在她守护莫高窟的半个世纪里，她有愧于家人也怠慢了自己，但却用一生的坚守实现了莫高窟文物的永久性保存，实现了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将这样的人生轨迹放在戏剧舞台上表现，戏剧性难免薄弱。然而创作者能够通过舞台时空转换的诗意性与写意性来弥补平淡的剧情，使主题和叙事更有深度。

在叙事的时空表述上，该剧采用的是虚实相结合的方式。舞台的时空既有对真实历史时空的具体清晰的反映，也有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探索。而这样的时空转换都是以舞美的设计完成的。精简的舞台风格继承了传统的戏曲写意的特点，舞台上以圆形转台框架、两扇门框以及灯光的不同组合来完成时空的流转变化、角色的“出将入相”，将樊锦诗人生历程中的重要且真实的情境与场景抽取出来进行戏剧化的处理，以平行、串联的方式展现在舞台上。它以樊锦诗为中心引出了一代代敦煌人——时而是樊锦诗与常书鸿;时而是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有时是樊锦诗与段文杰;有时是樊锦诗与敦煌青年研究者。并通过人物间的对话去讨论关于爱情与责任、人生与理想、个人选择与历史进程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处理是横纵较交错的，它不仅是樊锦诗个人更是一代代为敦煌事业献身的学者，这样的设计使《敦煌女儿》的叙事有了更大的主题格局与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除了表现不同时空的诗意流转，舞台设计还侧重借助舞台塑造的空间来隐喻人物的心理空间，在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動与精神世界的情感变化的同时填充叙述的单薄。在该剧中，因还原人物真实性而降低的戏剧性却巧妙地通过舞美的表现来得到补充。即通过舞美来创造的舞台空间来表现人物的心理空间，集中挖掘和强调人物内心与精神世界的变化，突出对人物情感的探索;通过对人物梦境和心理活动以充满浪漫诗意的表现来为简单的剧情增色，使简单的文本蜕变成一场自然流畅、丰富的情感篇章。现实情景与诗意梦境相交织，将心理活动和梦境表现与不同时期的情节相融合来增加叙事表现的厚度。这样一来就避免了因剧情简易而干瘪单调。

在舞台的天幕和后区中，整个舞台空间呈现出由三面影幕围起的倒梯形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戏剧不仅完成故事的叙述，不同情境的展现，还承担着表现主人公樊锦诗心理活动的功能。这样的设计同时也实现了敦煌莫高窟内的“去实景”式象征性表述语境。正中间的天幕中时而出现从天而降的259号禅定佛陀的幻影与一代代敦煌学者潜心研究的场面交相呼应，配合明亮的黄色灯光烘托出神圣庄严之感，强烈地艺术再现他们作为莫高窟的研究者身上的那种使命感与责任感，以及锲而不舍的匠心钻研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在表现“数字敦煌”时采用了一些莫高窟的多媒体影像，如禅定佛陀、大卧佛、飞天、3D数字化佛像等经典形象在舞台上的梦幻呈现，回应和满足了观众对于莫高窟的视觉期待。二可以是配合黑色和深蓝色灯光以构成屋顶，表现人物简陋的住所烘托出人物孤独凄凉的处境，艺术地反映一个江南女子初次到西北大漠生活的第一晚的生活处境。三是配合艳丽的红光塑造新婚之夜的喜庆气氛，此时围成的空间变成了两人温馨的小家。原本是两人团聚的幸福时刻，然而是去是留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樊锦诗。一方面她想回到上海与丈夫彭金章开始新的二人生活，另一方面仍对莫高窟有着深深的眷恋与牵挂。越是在这样激动人心的幸福情景中出现离别的征兆就越能产生强烈的反差，突出樊锦诗的勇敢与不易。

三、结语

上海沪剧院九年来将该剧不断地打破、揉碎、重塑，只为讲好这个关于爱情与亲情、事业与理想、信仰与坚守的感人故事。面对这样的歌颂英雄人物、真人真事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沪剧创作人“戴着镣铐起舞”，知难而上，在叙事策略、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勇于突破，展现了新时期里沪剧创作的定力与决心，再次证明了戏曲随时代发展而呈现出的非凡姿态。《敦煌女儿》为21世纪现代戏的创作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1]王晶晶.大漠上的文化坚守者——评新编沪剧现代戏《敦煌女儿》[J].大舞台，2019（5）：52-54.

[2]孙豹隐.当下戏曲舞台的一抹彩虹——评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J].当代戏剧，2019（4）：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