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有财 张燕 于健宁

摘  要： 在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认识社会治理智能化价值、实践和实现路径，构成了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党建、行政和社会三重视角，社会治理智能化应成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选择。基于上海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若干实践案例，社会治理智能化呈现平安管控导向、精细化管理导向、促进社会互动导向和提升公共服务导向等多种不同的面向和实践逻辑，体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作用于社会治理的不同方式。在充分借鉴既有实践案例的基础上，可以融合理论逻辑、制度逻辑、技术逻辑和实践逻辑四重逻辑，建构一套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体系和实现路径。

关键词： 社会治理;智能化;实践形态;实现路径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ICT），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度改变我们的生活。进一步而言，作为现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代信息技术还重塑了人群的关联方式、人际间的沟通方式、公共参与方式，[1]因此也深刻地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方式、深度和广度。社会治理智能化不仅为学术界所关注，而且逐步纳入了党和政府的发展规划。虽然智慧治理总体上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坚实的学术根基，甚至部分学者对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是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持批判态度。[2]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看到，现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是大势所趋。从实践应用来看，相关的技术上的实践远远超过了理论上的准备。由于现代信息技术自身所具备的效率、透明等优势，它甚至被视为破解当前社会治理一系列结构性难题，如交通拥堵、城市污染、居民参与等的终极途径。事实上，在政府、市场和技术等多方力量的共同驱动下，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全面进入以数据、信息为核心资源的大数据时代。因此，对于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重点已经不是探讨是否应该将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相结合，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在采集信息、分析数据、传播信息和处置效率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技术倒逼的方式，重塑社会治理的流程和机制，将技术应用深刻嵌入到多元、流动、复杂、异质的社会领域中，有效地将党的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和大数据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基于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目标。

本文的主要结构如下：首先，从党建的视角、行政的视角和社会的视角等三重视角来阐述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意义和价值，论证当前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意义，从而明晰社会治理智能化实践的目标。其次，基于上海社会治理智能化的相关案例，介绍当前特大城市在探索社会治理智能化方面的实践形态，分析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多种模式、主要特点和驱动逻辑。三是基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治理结构，通过对政府部门、技术公司、社区居民和专家学者的充分调研，在综合学理逻辑、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探讨构建一套适合中国社会治理机制的社会治理智能化架构及其实现路径。

一、三重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智能化

2008年，IBM公司提出智慧城市的发展愿景，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内容。作为智慧城市理论的补充和拓展而发展起来的智慧治理，是一种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政府主导的多元社会治理体系相结合的综合思路。[3]近几十年来，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将大数据技术引入社会治理领域。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政府相关部门也积极推动制定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规划。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 要建立“用数据来说话、用数据来管理、用数据来决策、用数据来创新”的社会治理新机制，通过高效采集、有效整合、深化应用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提高社会治理的精准性和有效性。201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战略，要求创新公共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社會治理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智能化水平。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要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重点提出要“增强社区信息化应用能力”，通过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从而“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这些行动纲要和相关意见，为技术与社会治理相结合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

在此背景下，“社会治理智能化”（intelligent social governance）的提法应运而生。如孟天广指出，社会治理智能化意指运用大数据努力推动社会治理的网络化、智能化和系统化。具体言之，社会治理智能化旨在利用大数据强大的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结合社会治理理论和互联网技术，将复杂的社会运行体系映射在多维、动态的数据体系之中，实现对社会运行规律、社会偏好（诉求）变化趋势及规律、政府回应机制及效果差异等的实时、数量化、可视化的观测，不断积累社会运行的数据特征以应对各类社会风险、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4]这一概念界定，侧重于通过大数据技术来实现社会治理数据采集、分析研判和展示功能的智能化。笔者认为，社会治理智能化是在现代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内容相结合，形成集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为一体的，以凝聚居民意见与诉求、推动多元力量参与、整合多方治理资源、对接城市基层社会各种需求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治理模式，并以此为治理平台丰富自治和共治的内容与形式，促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现代信息技术到底对社会治理具有怎样的影响，这不仅要从技术本身的视角来分析，更要从治理的视角来理解，分析其是否有利于强化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提升政府行政效能，是否有利于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社会参与。因此，我们应该分别从党建的视角、行政的视角和社会的视角来理解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意义和价值。

党建的视角是指中国的社会治理智能化必须有利于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西方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不同，中国的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要求，党建引领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政治优势，特别是在统筹协调、整合资源、引领协商、联系群众等方面具有独有的优势。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党建的视角要求党要在社会治理智能化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通过大数据来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更好地将党的精神传递到人民群众中去，强化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回应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拓宽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行政的视角是指社会治理智能化应有利于提升政府的服务效能。在现实工作中，不同条线部门之间以及条与块之间的信息流通并不顺畅，信息并没有得到很好共享，从而形成信息孤岛。如在调研中，我们就经常遇到一个家庭获得多个部门的多重补助，以及居委会“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疲于应付不同条线部门的信息输入要求这样的情况。后一情况不仅造成了工作的偏误，而且增加了居委会的工作负担。因此，以信息化打通部门、条块之间的区隔，重构高效、便捷的工作流程迫在眉睫，而技术则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特别是依托芯片、传感器、智能卡和新兴的“物联网”等技术工具。智能化平台具有更加开放、即时、平等和便捷的特点，将带来最佳的速度、效率和便利性，特别是通过线上线下对接的服务网，尽量做到情况动态掌握、诉求及时回应、问题快速处理、服务精准有效、风险提前研判。因此，社会治理智能化对于提升行政效能、建设高效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的视角是指社会治理智能化必须有利于培育和发展社会，为更多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治理提供機会。很多研究发现，现代信息技术对于推进现代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如Ho指出“基于参与精神和智慧城市化的赋能重新配置公民参与的界限和模式”，[5]威尔曼等指出，高强度的互联网使用与更强的志愿服务和政治参与相关。[6]社会治理智能化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通过平台提取需求、形成项目，使得各类社会治理主体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服务，并且基于有效信息的分析研判，识别公共需求并精准对接相关资源，最终形成项目化运作。显然，这样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更加多元，科学和有效。此外，智能化信息系统还为自下而上的公共参与提供了空间和通道，特别是对于那些很少在线下参与的群体而言，信息化技术降低了参与的门槛，并且可以通过大数据计算的方式形成一套激励机制，促进公众参与。

总之，社会治理智能化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中国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在信息采集、分析研判、指挥协调、服务供给、公众参与和治理评价等方面提供技术和信息支撑，破解社会治理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政府内部协调不足、社会协同乏力和居民参与不足的困扰，它将创造更大的便利性、效率和价值，促进更多协作形式的治理。

二、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践形态：以上海为例

尽管众多智慧社区依然聚焦于物联网的感知层、大数据的平台层，但是很多的案例分析表明，多元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在社区层面已经开拓了可行的实现路径，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加强部门间及不同主体间的联动，畅通参与渠道，公共服务提供多元化。[7]与很多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治理智能化方面的规划的时间不长，但是，近年来推动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实践却非常快，并且很快形成了多种形态的实践模式。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上海以创新管理服务为手段，树立“互联网+”理念，把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运用到社会治理工作中。如在区级层面普遍建立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终端延伸到街道和社区，整合各部门各单位信息资源，建立大数据库，实现三级信息互联互通。此外，在区和街道层面上也进行了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大量探索。由于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主导部门、依托技术和诉求目标等不同，形成了基于平安管控、精细化管理、促进社会互动和提升公共服务等不同导向的实践形态，这四种实践形态的主要特点如下：

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四种实践形态

1. 基于平安管控导向的社会治理智能化：社区大脑

2017年以来，K街道根据所在区区委、区政府的工作要求，在市公安局、市经信委、区委、区政府等相关部门指导下，会同区科委、东方明珠公司在全国率先开展基于广电NGB-W物联专网的应用落地，积极开展智慧安防社区试点和智慧社区建设工作，实施了“神经元”“社区大脑”和“流程再造”等三项工程，打造出了以智能化手段支撑精细化管理的经验样本。

K街道结合街道网格化管理，融合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按照微卡口“四件套”、楼宇进出“三件套”等标准化模式推进神经元设施建设，在所辖范围内部署20000余个传感器，40余项应用。在居民封闭小区形成进出小区“四件套”（人脸识别高清探头、人体红外感应计数提示器、机动车进出控制、共享单车围栏），进楼道“三件套”（二维码开门、门磁监控、电子巡更），进入家庭“4+套”（远程抄表、煤气泄漏报警、饮用水检测、独居老人生命探测等公共服务探测器），非机动车车棚“七件套”（进门三套：指纹、二维码、刷卡等;消防安全三件套：烟雾感应、电弧消除、智能充电;另外还有高清探头一套）。同时，在公共电梯、餐饮场所、公共厕所还布设了一批感应器、无线探头和电子鼻等。目前，门磁、烟感等部分感应器已经覆盖了辖区全部25个居委、61个小区。

K街道在“神经元”的基础上，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依托，积极建设自动研判、自动处置的“社区大脑”。社区大脑把数据传输到市公安局的大数据库，让“神经元”感知的数据有了对比，“社区大脑”依靠公安数据库可以识别出是不是逃犯、是不是有前科但不住在该小区、是不是重点关注人员等，实现城市的“实时监控，管理和监管”。[8]为了让大脑聪明起来，K街道目前正与610数据库、市综治办的禁毒数据库对接，今后还可以与其他执法机构的数据对接，使大脑深度学习、不断升级、不断提升智能化。“社区大脑”还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调度员”，按照设定的程序，把相关报警信息及时“派单”给责任单位。

K街道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典型特点是基于平安管控导向。智慧社区的基础设施是传感器，2万多个不同类型的传感器遍布社区，这些传感器把城市管理的问题转化为信息，传递到网格中心，网格中心再把相关信息传递给不同的部门或居委会四级综治中心，使有责处置的单位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处置，并且和其他数据库对接，综合分析的智能性得到很好的体现，在采集和分析的阶段对人工的依赖性比较低，因此非常智能高效。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治理，是一次将技术延伸到城市治理末端，实现精细化社区治理的革新。此外，通过大数据收集，可以把很多原来不知道的规律总结出来，作为将来确定社区管理方式的依据，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

然而，这一导向的社会治理智能化也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伦理和价值挑战。大数据时代的信息采集越来越从公领域跨入到私领域，个人的隐私信息是否遭到过度采集是一个伦理问题。此外，数据采集之后的安全性漏洞，对于数据生产者来说更是一份沉重的责任，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对于数据的生产、使用和管理应该建立全过程、可回溯的动态监控制度，加强风险评估。

2.基于精细化管理导向的社会治理智能化：R街道社区治理数据库

R街道的社区治理数据库以发挥基层党建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为核心，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为目标，以汇集街道各类工作数据为基础，对接了区里实有人口信息库、网格管理平台、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数据库和业务平台作为依托，同时还以手机应用、小区视频监控及时动态地图等，采集动态的实时数据为补充，凸显社区治理中人、事、物三个要素。该系统的应用平台包括政务内网上运行的社区治理数据库，以及在外网运行的App，两者数据相互交融。数据库的设计思路是IDEA，包含查询、会诊、应急、分析四大板块。App以服务民生、调查民情为核心，设置了在线服务、履职记录、数字全岗通、社工日志等功能，搭建了与数据库互联互通的桥梁。

R街道的社区治理数据库以服务于街道及条线行政部门为主，促进了管理的精细化。该数据库对接区里的数据库和业务平台作为依托，采集动态的实时数据，基于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实现精确的分类管理、查询与数据交叉比对。该大数据系统可以随时根据工作的需要，增加数据子库以及相应的标签，目前已经包含了120多个标签，标签管理同时是分层分类的管理。数据库可以对社区的党建、民生保障、城区管理等变化性大、关注度高、影响广的重点数据进行交叉比对，深度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精准把握不同人员的需求，使基层的党建工作和社会治理更具有针对性。

R街道的社区治理数据库为街道和居委会的社会管理者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决策分析系统。数据库不仅实现了街道层面各个部门的数据分享，也通过“会诊”的流程整合资源，强化会商，提升了疑难问题的处置效率，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然而，这一数据系统主要着眼于政府的精细化管理，其依托的居民使用的APP程序对居民缺乏吸引力，这就导致来自居民群众主动反馈的信息相对较弱，自下而上的参与治理不足。

3.基于促进社会互动导向的社会治理智能化：B区社区通

B区的“社区通”是2017年2月开始推出的网络公众平台，旨在方便居民及时了解各类公共信息，建立社区与居民交流沟通的桥梁。它是一个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以居民区党组织为核心、居委会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相关各方广泛参与服务社区居民，致力于创新社区治理的自治共治平台。社区通系统依托微信平台，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群众需求为基点，以服务民生、推进“四治”为目标。党组织全程负责，居村民“实名加入”，各部门强力支撑。目前“社区通”主要推出了B区公告、社区公告、党建园地、左邻右舍、议事厅、办事指南、社区服务，以及大调研、家庭医生、警民直通车等功能模块。此外，根据居村差异，针对农村特点，专门开设“村务公开”“乡愁乡音”等板块。随着居民需求多样化和社区治理的需要，“社区通”的功能模块也会适时更新。社区通相当于构建了一个网络空间上的社区，基本可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B区社区通的主要特点是将网络社区嵌入到现实的社会治理结构中。首先，在系统架构上，做到“居村为单元、全区大系统”。每个居村相互独立，形成一个个小的治理单元，便于各个居村党组织、居村委运营和管理。在此基础上，每个街镇（园区）构成一个大的治理单元，全区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系统，并可通过“观察权限”对各居村运转情况进行监管。这样的设计，加上实名加入，等于把现实的居民区搬到了线上。区级可以看到街道和居村的平台，街道可以看到居村的平台，而居村平台的民众只能在自己的社区里活跃，看不到同级其他社区的空间，更看不到街道和区级层面。街道与街道之间也是互相独立的，区级平台也会适当在推荐栏推荐各街镇比较好的项目活动，以便彼此学习借鉴。这种分层一定程度上建立了缓冲机制，能够让社区居民的问题首先在本社区内得以解决。社区内解决不了的再提交到街道或者区级解决，但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这无疑减轻了上级政府部门的工作量，使基层治理更扎实。其次，形成了“线上互动-线下参与”的良好互动模式。“社区通”嫁接于微信平台，在系统板块设计上“突出实用性，强调便捷度”。“社区通”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表达需求的平台。居民有需求有问题可以直接在相应的模块发表言论。比如最常使用的“左邻右舍”模块里的“身边事”，就是居民表达诉求的地方。社区通平台不仅在网络平台上拉近了居民之间的关系，而且促进了线下的交流互动。线上居民提问题，基层干部及时回应;线下及时解决后，再通过线上图文并茂的形式反馈解决的情况。社区换届、社区活动等公共事宜线上通知，线下实行，线上再直播各项流程。如此一来，不能线下参与的居民，线上也能了解各项动态，自由发表评论。线上线下广泛的互动交流，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居村民逐漸从门对门的陌生人变成了社区里的老熟人。

B区社区通借助网络社区促进了现代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奇可指出，数字技术更容易鼓励和促进社区的创建，数字技术建立的联结往往是日常生活中所不具备的，能够给予社区成员温暖、归属甚至兴奋的感觉。[9]当然，社区通的有效运作仍然需要一些线下的组织和策划，同时，社区类型不同，社区通的效应也呈现差异。

4.基于提升公共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智能化：J区的社区分析工具

J区的社区分析工具由该区民政局创新研发，通过在居民区综合治理信息平台中加入社区分析工具板块，通过信息化手段采集数据、分级分层方法处理数据，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分层共享，实现居民需求与问题回应的有效链接，提升居民区工作效率，提高居民的社区参与热情。2017年，J区创新研发“社区分析工具”并在所有居委会完成了社区分析方案制定，首轮问卷调研、入户访谈等信息排摸，同步完成数据录入与统计，并开展了需求度排序、回应主题筛选、回应方案制定等工作。这一套社区分析工具主要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式，因此还谈不上大数据。2018年，社区分析工具升级到2.0进阶版。使用时扫描居委会独立二维码，填写后即可自动进入辖区数据库，因此使用更加便捷。并且一户一档精确到室，掌握进度实时追溯，使数据更加精确。同时，后台数据零时差分析，各类需求分布动态显示，系统自动分层分类，提升回应效能，因此分析更智能。

对于基层工作者来说，社区分析工具运用科学的工具标准化来了解居民的需求，形成对社区问题的预判。对于居民来说，社区分析工具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表达需求的通道。社区分析工具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不预设结果和答案，只了解居民最真实的需求，观察居民最真实的反应，把基层群众的需求、诉求作为基层工作的逻辑起点。这套分析工具在数据采集中实现社区信息、社区资源、社区需求的全要素覆盖，所以能实现数据分析的深入应用，真正挖掘社区的公共需求、公共议题。J区的社区分析工具的需求导向尤其是公共需求导向非常明确，因此是符合社区治理精神的。

J区社区分析工具实现了需求、回应、评价的闭环处理。在真正分析出有效的公共需求后，能够有效给出回应达到治理的效果。该分析工具的闭环处理，真正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情境治理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一刀切”。

三、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体系构建和实现路径

由于信息技术本身有不同的功能和使用方式，社会治理智能化呈现上述不同的实践形态。这些不同的实践形态都充分利用了技术的某个面向，对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都有积极的推动意义。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社会治理智能化必须有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着力构建一套适合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智能化的框架体系，将信息技术嵌入到社会治理的运作体系中，并且基于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探索具备操作性的实现路径。笔者认为，在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系统建设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理论逻辑、制度逻辑、技术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关系。其中理论逻辑是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必须以理念为先导，系统的设计和开发必须有理论依据，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制度逻辑是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系统必须嵌入中国的社会治理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中，符合行政系统的现实运作需要。技术逻辑是指突破技术的组织应用思维，借鉴“用户思维、流量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等技术的社会应用思维，通过技术革新来促进机制创新和流程再造。有学者指出，在技术化社会3.0版时代，治理面对的重要变局是“个体不再只属于地方或组织，个体化的潮流让个体成为独立行动者，属地治理对个体行动不再具有完整覆盖性”。[10]因此，技术逻辑应遵从技术的社会应用而非组织应用进行设计。实践逻辑是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要与治理各主体的实践需求相结合，特别是以人民群众对智能化系统的使用参与率和获得感来评判智能系统建设的成效。

基于上述四重逻辑，以及通过在上海浦东新区Z街道的调研，本文构建了一套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智能化体系，并探索了其实现路径。这一社会治理智能化体系，鲜明地突出党建引领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的特点，以回应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包含了社情民意采集中心、资源整合中心、分析研判中心、指挥协调中心和服务展示云中心等平台，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充分激发街区的社会活力，及时回应居民的诉求，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闭环系统，详见下图。

在社会治理智能化系统建设中，多渠道收集社情民意，有效回应居民的诉求，充分掌握社会治理的精准信息是社会治理的前提，也是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的出发点。基于大数据的网络信息为收集社情民意提供了通道，同时大数据和现代信息技术大大延展了数据采集的广度和深度。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较之于传统的数量型民生数据，民情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对数据的采集和分析方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所包含的信息也更为丰富和多元，承载着更为丰富的有关治理主体、过程、诉求和行动的信息，服务于更为严谨的政策研究和决策制定。[11]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信息采集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一是整合人口信息系统、城运中心、政府相关条线部门的信息，建立人口、经济、社会等综合性的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将形成社会治理的基础数据库;二是充分利用街区的各类平台收集居民动态性的各类需求信息，这些信息的采集渠道包括居民提案活动、社区分析工具、组团式服务、家门口服务站等，这些平台虽然都具备信息交流的功能，但是并没有整合进大数据，可以在移动互联网等支撑下，利用微信和各类APP应用程序实现民意上网;三是借鉴社区通的相关理念，使网络信息平台成为居民发布信息、交流互动的平台，这些即时性的交互信息虽然很难标准化，但可以促进社区内部的信息流动，让政府感知基层的社情民意。上述三个渠道的信息系统建设，可以形成街区社会治理的综合数据库。

在无比繁杂、碎片化的信息中，如何把握社情民意的总体特点、规律、动态演变，最终形成有价值的信息，是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关键。大数据技术为社会治理的分析研判提供了动态多维分析的数据平台，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形成数据标签，建立各类信息和变量的关联，从而形成分类化的分析结果，以供决策者参考。其技术方式主要表现为GIS展示、BI数据分析、数据模型分析、热词分析等。如GIS系统可以实现对人口、房屋、城市部件、事件、社情民意等相关信息实时采集，运用空间网格技术、地理编码技术、嵌入式地理信息引擎技术，实现对区域内人、地、事、物、情、信息的直观管理，以及相对应的深入应用，包括区域统计、应急指挥和视频监控整合等功能。BI数据分析以搜索的人、家庭、企业、居委社区等为中心节点，通过网状图展示节点的六维信息，实现人、事、地、物、情各类数据的互联互通。热词分析则可以抽取一段时间里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進行事件的排行，从而便于管理部门及时掌握社会治理的动态信息，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在社会治理智能化系统中，社情民意的分析不能仅仅依靠大数据，由于社会治理关乎的是人的工作，人们有自身的情感、利益和诉求，很多信息很难标准化，因此线下分层分级的分析诊断就特别重要。依托大数据平台定期将分析结果提供给政府、居委会等部门，然后根据议题的不同分别由不同部门组织会诊，这样就实现线上线下的分析研判相结合。

社会治理需要各类资源，需要辖区单位的支持和配合，因此需要借助区域化党建的方式推动党建统筹联动融合，实现党政整合、条块整合、区域整合和街区整合。然而，在实践中却经常出现资源无法有效供给的问题，信息的不对称是导致资源无法整合的核心因素。在社区调研时也发现，虽然街区层面尝试搭建各种资源整合平台，但是这些平台大多是静态的，无法建立供给与需求的对接。大数据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实现资源和需求上网，形成资源库，并对资源库进行分类，特别是将潜在的资源激活。当然，这些整合的实现还需要依托一系列機制，如辖区单位的资源认领机制、激励机制和反馈机制。这些机制可以鼓励辖区的各类企事业单位通过各种方式来开展针对居民需求的服务项目。

较多的研究指出，信息化技术有利于促进自下而上的参与式社会治理。不过这种社会参与的实现，还需要一些有效的机制设计。笔者认为，在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中，为了有效激励社区居民的内生参与动力，需要着力探索以下机制。一是建立激励机制，探索建立居民区层面的信用信息平台。社区治理需要广泛的居民参与，收集居民信息，不仅要收集他们的人口社会经济信息，以及需求信息，更需要收集他们在社区中的参与、行动和贡献的信息，形成居民参与数据库，包括他们在社区中遵守社区公约、缴纳物业费、垃圾处理等，形成社区居民行为的信息指数，引导居民行为。二是建立居民的线上反馈与评价机制。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评价都是个难题，而信息化建设依托线上系统则可以降低居民参与的门槛，通过网络点赞、投票等方式为居民的社会参与提供通道，建立起居民对各类社区活动、公共服务、实事工程的评价机制，形成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的完整闭环。这一评价模式也可以弥补第三方评价模式的不足，真正凸显居民的主体地位。

大数据信息化技术为破解长期以来的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治理根本上是对人心的管理，[12]它要求必须与群众互动、交流，让社会治理的相关主体都能有机地衔接。因此，线上的社会治理智能化不能脱离线下的治理，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能发挥出治理的最大功效。本文探讨构建的社会治理智能化体系和实现路径，并没有将治理完全寄托于线上的技术实现，相反，大量的工作是依托线下的工作完成的。如在社会治理的信息采集环节，通过提案大赛、家门口服务站、组团式服务等渠道收集的信息，是通过线下开展活动及时记录居民的相关民意，将其传到线上去;在分析研判环节，大数据的分析结果主要是作为一个参考，更具针对性的分析研判将通过街道、社区等不同层面的协商会诊制度来实现，特别是将智能化技术与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线上的投票完成。此外，社会治理更加需要通过居民的线下参与来激发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显然这些行动的实现都不是智能化所能取代的。

四、小结与思考

在21世纪初，针对互联网技术对社会学理论的挑战，DiMaggio提醒我们，需要从多重视角来思考互联网技术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如技术对社区的影响是否增加了有机团结;技术是否强化了对原子化个体的控制，对政治协商、市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13]显然，今天的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在技术上更加先进，而且更加深刻地改变社会，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社会治理智能化来实现社会的良善治理，就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使命，也是重要的实践目标。

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体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多主体共同合作的结果。中国的社会治理坚持的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和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合作共同治理，同时明确了党和政府是领导和指导者。[14]因此，如何有效地将现代信息技术贯穿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特别是对社会治理的各主体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的确是一个实践中的挑战。本文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社会治理智能化的体系和实现框架，这一框架贯穿了从信息采集、分析研判、资源整合、指挥协调到评价反馈的全过程，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当前既有实践是从制度框架内的实践需求出发，局限于技术的组织应用场景，而本研究则与之不同，是从社会治理的学理逻辑出发，充分考虑现行的制度逻辑和当下的技术逻辑取向，立足基于调研的多主体实践逻辑，注重创新的机制与制度建设。当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几种逻辑相互之间的制约和调适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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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value， the practices an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intelligent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ince th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social governace deeply. Based on three differnt angles of CPC construction ，admistration and society，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intelligent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s the major strategic choice of our country and the CPC. Based on several cases in Shanghai， the basic finding is that the practice of intelligent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embodied different orientation such as social contral for security， delicacy management， promotio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public service. On the basis of these cas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tegrate the quadruple logic of theory， institution， technology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CPC-leading intelligent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Social Governace; Intelligentization; Practice Types; Realization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