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明

敦化县官地公社红石村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五十年前，我和我的十八名同班同学一道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虽然在红石村只待了两年的时光，可直至今日，那里的山，那里的江，那里的父老乡亲，还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跟车进城

当年刚到红石三队时，生产队长孙玉科还挺讲究，对咱知识青年还是很信任的。

一九六九年元旦刚过，生产队长就派我跟车去敦化县城卖大葱。秋天，红石村收获的黄烟、红辣椒和大葱，还是有些名气。虽然嘴上喊着以粮为纲，但是队里还是想方设法地种些经济作物，增加集体收入。

对于委派知青跟车卖大葱，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咋回事，那是队长担心社员私下截留集体财产。虽然嘴上不说，那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

那天早上，我从户里女生那里借来一条方头巾，包了一些煎饼；到会计单喜成那开了介绍信，领取了俩人外出的补助费和粮票，就跟赶车老板单洪全出发了。

单洪全是生产队里资深的车老板，其他上趟子活儿几乎不干。他摆弄牲口还真有一套，再“尿性”的烈馬也架不住他那稳准狠的三鞭子。他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头，紫铜色的面孔，门牙镶了颗银白色的假牙，跟谁都少言寡语，可能是与无儿无女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孤傲的性格，往往让人退避三舍。我们知青来到红石村一个多月的时间，谁也没跟他搭过话。

他赶的那辆胶皮大车，是由一匹体态雄壮、浑身黑毛的瞎儿马驾辕，拉套的是两匹骒马。车上装着三千多斤的大葱，用大绳拢着。

由于前两天这个地方又降了一场中雪，车轮压在雪地上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上坡时我俩徒步而行，上了平道又都跳上马车去赶路程。敦化县城在红石村的西南方向，爬山越岭走小路比走大道能近三十多里。只是小路坡大弯多，而且多为上坡，走起来挺费劲。单大叔双手挥舞着长鞭，清脆的鞭声在山谷中回荡，也惊动着山路两旁各种动物纷纷躲避起来。

下午两点来钟，大车从敦化县北门进城。这一上午虽然啥活没干，但是肚子里早已空空如也，感到了饥饿。我问大叔：“咱们吃点啥呢？”大叔不假思索地说：“吃饱就行。”我们找到一家门面较小的饭店，要了两碗白菜炖大豆腐，拿出从家自带的大煎饼，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由于我饭量挺大，一碗菜就着煎饼，不大一会儿就见底了，我端着碗向饭店掌柜的要点菜汤，他说：“你们这哪是下馆子，纯粹就是来这里打尖的。”他对我俩只买两碗豆腐汤，仅花两角钱显然是不满的。他不给我添汤，我就喝他的白开水，最后也把八张煎饼吃到肚子里去了。

吃完饭后，单大叔赶着大车顺着县城里的“裤裆街”沿街叫卖。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去，我扯着脖子使劲喊“卖大葱啦，大葱贱卖啦”，生怕人家听不见。这也是我头一回出来做买卖。

再过一个月就要过大年了，还真有人出来买。大葱每斤一角钱，一捆十多斤，不一会儿的工夫就围上来七八个人，对大葱品头论足。单大叔帮着我给他们称重量，把收到的大葱款统统地放入我背的书包里。

在我俩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有个十七八岁的小混混趁机拎起一捆大葱，既不过称，也不付款，抬腿就走。被单大叔看见了，就给我使个眼色：有人偷大葱。我回头一看，立马操起秤杆子追了过去。那人见有人追来撒腿就跑，我铆足了劲追出去二十多步，一脚踢在他的踝骨上，他弄个狗啃屎趴在地上。我拎起那捆大葱，冲他骂了句最为流行的脏话。他从地上爬起来，顺手从道边的柴火垛上抽出一根一尺半长的木柈子，奔我而来；我随即拿起插在车上的大鞭子，冲他而去。这时单大叔从后面追了上来，一把拉住了我，然后对着买葱的人大声说：“咱们不卖啦！这咋还兴抢的呢？”那个小混子一看没有便宜可占，嘴里喊着：“你给我等着！”看那样子，这事不算完。

事情发生后，单大叔拉着我上车，赶着大车直奔城西而去。眼看太阳快落山，找到一处大车店，准备投宿了。

眼看一车大葱卖得不多，我心里很不舒服，好不容易有人买了，结果让那个狗日的给搅黄了。单大叔安慰我说：“货好不愁卖！”

那家大车店比较简陋。院里的牲口棚里，拴着不少牛马分槽喂养；住人的房子里南北大炕，一铺炕上能睡十五六个人；在地当间烧着两个用砖砌成的火炉子。住店的人都是南来北往赶车的老板和跟车的伙计。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令人窒息的屋内气味，呛人的旱烟味，酸臭的包脚布味，烀豆子和烤豆饼的气味，以及人身上自带的土腥味，真可以说是“五味俱全”。当时就这么个条件，不住在这便无处可去。元旦前后正是一年之中最冷的季节，如果在外边待上一宿，那等于找死！能够找到一处避风取暖的地方，就算不错了。反正只住一宿，条件好坏无所谓。

睡觉之前，我和单大叔喝了些热水，啃了几张煎饼就躺下了。我把卖大葱的钱放在裤兜里，一宿没敢脱裤子。

第二天早上，我和单大叔简单地吃了口饭，又赶着大车从城西到城东，到处去卖大葱。单大叔说啥也不敢往昨天打架的地方赶。他真的害怕再惹出什么事端，不好向队里和集体户交代。

到了下午三点多钟，一车大葱终于卖完了。我俩也顾不上吃口饭，就急匆匆地往回赶。当时正值冬至，天黑得特别早。在大车进入山谷中时，一丝亮光都没有了，只有那漫山遍野的积雪和天上的星星在不停地闪烁。牲口都有恋家的习性，不用加鞭自奋蹄，回来时又是空车下坡，行走速度明显加快。结果行进到一处拐弯处，由于驾辕的瞎儿马滑道车翻了，把我从车上甩到十几米外的山沟里。幸亏穿着棉衣棉裤和那厚厚的积雪，撞到了什么也全然不知。等了一会儿，单大叔把我叫醒后，我又帮着拽车套牲口，重新上路。

去时和单大叔几乎是无话可说，回来时是无话不说。他既埋怨我太冒失，又感叹我的勇敢行为，真有一股子猛劲，啥也不怕！我就借机向他介绍集体户里的男生，都是从不惹事、更不怕事的男子汉。“要不是大叔你拉着，昨天偷大葱那小子，我肯定让他鼻口蹿血！”单大叔后来说了一句：“都说城里的孩子庄稼院里的狗，邪乎，真不假啊！”我心里想，这次敦化之行，他回去之后，肯定会与社员们诉说。

其实我的内心对单大叔也是非常感激的。要不是他及时劝阻我的鲁莽行为，可能我这次真的要惹大祸啦。

二○○四年的夏天，我离开红石三队已经有三十六个年头了，我隐隐地感到右腿疼痛。经过医大一院骨科宁树岩教授初步诊断和病理化验，右腿膝盖后侧长了一个长七寸左右的黏液瘤，需要手术治疗，否则这条腿将受到影响，最后结果是截肢处理。当我问及病因时，宁教授告诉我：“这个黏液瘤不是突发的，而是陈积性的，也就是在若干年前受到重击伤害后逐渐形成的。”我真的不记得有过这样的经历。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顿开茅塞，“你一定当过知青，有过下乡的经历。”

借此机会，再次感谢集体户叶青同学在我住院期间来探望我，并为我做出准确的彩超诊断。

鸿鹄之志

如果世界上还有更美的词汇来赞誉女性的柔美，我愿意用它来形容换新天集体户女生的靓丽；如果世界上还有更好的语言来描绘女性的坚强，我愿意用它来讲述换新天集体户女生当年的故事。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晚上，换新天集体户十名女生和九名男生，一道奔赴敦化县官地公社红石三队。这是他们人生旅途的开始，也是他们步入社会的第一步。

在这十名女生中，最大的不满十七岁，最小的刚到十五岁，正是花季年龄，被称之为女知青。就是这群如花似玉的女知青，在红石三队这个在省域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山村，最终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

刚到红石时，不谙世事的她们看到什么都感到新奇。从做饭用的大铁锅，到生产队里还在使用的四轮“老毛子”车，一些原始生产工具和当地人固有的生活习俗，都是她们难以想象的。因为她们绝大多数出身于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然而随之而来繁重的体力劳动，让这些天真活泼的女知青真正领略到“粒粒皆辛苦”的真谛，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苦与累。春天顶着大风刨砟子，十来斤的大镐上下翻飞，嘴里喘着粗气，手掌磨起了水泡；夏天顶着烈日铲地，汗流浃背，晒黑了白嫩的皮肤，打湿了半截裤腿；秋天手握镰刀，起早贪黑收割庄稼，弯下腰身不歇气，回到户里腰酸背痛；冬天冒着风雪严寒去打场，抬的抬，搬的搬，没有社员照顾你。

论吃苦挨累，她们比男生付出得多；论工分评定，她们比男生低得多；论在农村的时间，她们滞留的时间更长；论精神压力，她们比男生背负的更大。

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些女知青坚韧不拔的精神激励下，男生才能勇往直前地面对各种挑战，成为敢于担当的男子汉；在这些女知青勤奋劳作下，集体伙食得到改善，粗粮细做，饭甜菜香，促使全户同学成长强壮；在这些女知青温情脉脉的感染下，全户同学团结一致，逐渐形成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在这些女知青志存高远的影响下，全户同学勇立潮头，成为延边地区先进集体户。

把她们比作航船中的压舱石，我认为再恰当不过。无论在集体户滞留的时间长还是短，她们每个人都付出过心血，都做出了贡献。

随着斗转星移，四季转换，这些女知青不再是花季少女，而成长为亭亭玉立的适龄青年。新的问题又不可回避地摆在她们面前。其实在她们来到红石的那一天，就引起了社员的注意。童梅在邢纪生家吃了几天派饭，就被老邢家上下相中了；东致在贫下中农老户长张学祥家吃派饭，每顿有肉有蛋，可能东致还没有意识到，张大叔家有一个岁数相仿的驼背儿子尚未婚配；当地社员姜春海的老婆是个瘸子，女知青到队没几天，她便一瘸一拐地跑到集体户，要给女知青做媒。在当地人眼里，这些女知青真的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如果真有这种意向，他们愿意成人之美，更想娶一位到家。

但是这些女知青让当地人彻底失望了，这些知青姑娘追求的是更为远大的目标。在与社员共同的劳动中，她们面对男女社员之间嬉戏打闹则是避而远之。柳丹在红石村生活了八年，从不与社员谈论婚嫁之事。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对其倾慕者大有人在，但是她始终旁若无人地走自己的路。因为在她心中，红石村只能是她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她要翱翔于更为广阔的苍穹之间。

一九七二年以后，集体户九名男生全部离户，只剩下叶青、于淼、东致、姚望、柳丹和辛月六名女知青。面对着残酷的现实，她们没有茫然，敢于与命运抗争，不使年华空虚度，要让青春放光彩，利用劳动之余复习功课，补齐短板，为实现奋斗目标积蓄能量。

有志者事竟成，在她们先后离开红石村的几年后，有六名女知青以二十四五岁的年龄，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考入吉林省各个高校，重新步入知识的殿堂。知识就是力量，若干年后，她们成为大学教授、建筑师、工程师和经济师，把当年起步较早、具有性别优势的男生甩在了后面。

今天，我作为当年换新天集体户的一员，由衷地为这些女同学感到骄傲，也为她们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

曾经的忘忧湾

红石三队的正西方向，直线距离大约一百五十米处的崖下是著名的牡丹江。这条大江自南而北日夜流淌，是官地公社与西北方向的秋梨沟公社和黑石公社的分界线。

换新天集体户的住房正处在村子的最西端，这条大江每逢夏秋两季就成了知青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夏秋之季，乘着中午歇晌的一两个小时，男生都跑到江边，换上游泳裤，跳进江水中嬉水；女生端着脸盆，拿着棒槌，带上要洗的衣裳，到江边用清凉的江水清洗衣裤。高尚、秦奋和何成，每次都借女生洗衣之机，把自己的脏衣服递给女生讨方便。

牡丹江在流经红石村的这一段属于上游，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立陡，石崖异常壮观。从上到下落差三十多米，多年形成的石阶只能一人通行。特别是盛夏之时，在绝壁下面的石台上，盘踞着大量毒蛇，最粗的和小饭碗差不多，非常吓人。知青们都避而远之，不敢靠近。

江中有鱼，聪明的当地社员就在江中用石块垒起水坝，用柳条编网，做成拦鱼亮子，不用放餌，每天早上遛一趟，有鱼就捡回来，无鱼也没搭啥。

江中除了有鱼还有为数众多的小龙虾，当地人管它叫蝲蛄。春天冰雪融化后，社员借湍急的桃花水，在汇入牡丹江的支流上，用二尺钩子翻动石块，在其下方用网兜收集被冲下来的蝲蛄，用不了多大工夫，就能弄半袋子。拿回家中用磨制浆，做成蝲蛄豆腐，堪称美味佳肴。

山川秀美，景色宜人，集体户的女生岂能无所作为。东致、姚望等人在男生嬉水处的上流一江湾开辟游乐场。因为此处无人涉足，两岸都是悬崖峭壁，而且树木丛生，背风朝阳。她们洗完衣服都跑到那里游泳洗浴。只有在这个时候，她们忘记了农活的劳累，忘记了对故乡的思念，把自己完全融入其中，尽享大自然的馈赠，故此，这个地方被誉为“忘忧湾”。

忘忧湾是她们的精神乐园，也是她们宣泄心中苦痛的地方。一九七一年初冬，由于降雪早，庄稼都捂在地里，生产队派东致和姚望去山上扒苞米，风大天寒，苞米棒子冰凉，把她俩冻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这样的活派她俩干，她俩心里委屈，决定罢工，跑到了忘忧湾，坐在树桩上思绪万千。三年前十九名同学一起来到红石村，如今男生应征入伍，招工入厂；女生随家而去，不知音讯，集体户已经没有几个人了，被人遗弃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些年来苦活累活也没少干，为什么落得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被人歧视的地步？她俩越想越委屈，越说越生气，竟情不自禁地哀泣。五十年后的今天，东致和姚望对于当时的情景仍是记忆犹新，难以释怀。

牡丹江畔是美丽的，更是危险的，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历史上这一带也曾是当地土匪的老巢。冬天东致等几个女生到江边去探险，发现了一个洞穴，几个人沿着漆黑的山洞往里爬，在距洞口二十多米处，发现了一个能容纳二十多人的空间，上来下去需要用拽绳或木梯。回来后她们一打听，上了岁数的社员告诉她们，那是当年土匪绑票拘人的地方，通常叫“票库”。还告诫知青尽量少去那些地方，担心那些地方还有残留下来的武器弹药，一旦弄响了，性命难保。

四五十年前，这段江面也是知青回家的必经之地，夏天撑船过江，冬天结冰步行，但是对于初到此地的人来说，危险隐秘于无形之中。一九七一年夏天，吴岩的父亲来红石给儿子办理调转手续，沿着拦鱼亮子摸石头过河，结果一脚滑倒，跌入江中，险些把命搭上；也是这年夏天，曲丛一人去江中游泳，出现了险情。古人总结的福祸相依，还是很有道理的。

二○一八年八月十日，集体户同学重访红石村，东致和姚望在社員李大哥的陪同下，再一次去了昔日的“忘忧湾”。眼前的景致大不如前，乱石遍地，杂草丛生，树少林疏，多处露天，主河道里水流缓慢几近断流。原因是在牡丹江上游，近几年先后修建了四五座水电站，通过层层拦截，红石村再也听不见雨季牡丹江的涛声了，再也看不到这条大江昔日激流勇进的壮观景象了。

牡丹江，忘忧湾，它承载着当年知青多少酸甜苦辣，它记录了当年知青太多的动人故事。如今再到江边游览，耳畔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的哭声与笑声。

（本文系作者所著《听爷爷奶奶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中的节选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