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

【摘要】文明本来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应当平等交流互鉴。然而，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奉行西方中心文明观及历史终结论，将西方文化视作世界文化的中心，本质上是一种文明优越论。从文明史实及文化发展来看，文明是多元生成的，并不是西方中心的。文明是人类智慧共同构成的，应当以史为鉴，努力建构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多元文明新格局。

【关键词】西方中心文明观 多元文明格局 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西方中心文明观由来已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但是，一些西方人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西方文明高人一等，东方文明是低级、野蛮的文明。而这种文明观，为西方文明一家独霸搭建了理论基础，将西方文化视作世界文化的中心，认为西方文明高人一等，是启蒙者的角色。背后则是西方中心下的文明霸权，本质是一种文明优越论。西方中心论成为今天的西方优先论的基本依据，某些人鼓吹的“美国优先论”，实质上就是以西方文明高人一等的文明观为基础的。

实际上，西方某些人的这种观点，并不始于今日，而是西方人自近现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基本看法。例如，大哲学家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哲学完全不屑一顾，他甚至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他在《哲学讲演录》中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对黑格尔这个带着西方文明优越感的典型“中国黑”，钱钟书先生曾提出严厉批评，在《管锥编》第一册第一篇《论易之三名》中，钱钟书先生如此写道：“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einund dasselbe Wort für zwei entg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当前的“美国优先”“美国例外”，其底气正是以西方文明高人一等的文明观为基础的，一方面出于美国对自身文化价值观的“自视清高”，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其他国家文明和制度的“傲慢与偏见”。针对某些批评中国的西方人，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却对中国比较推崇，他驳斥道：“我们诽谤中国，唯一的原因，便是中国的哲学和我们的不同。”对于中西文明的发展，伏尔泰指出，当中国的文明已经相当发达昌盛的时候，欧洲人“还是一群在阿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呢”。在西方启蒙运动那里，东方是一个重要参照，孔子成为了理性主义的代言人和领路人，东方世界为西方启蒙思想家提供了所向往的理性精神。伏尔泰表现出对孔子思想的极大认可和欣赏，他在《哲学辞典》中指出“常识不平常”（Common sense is not so common），伏尔泰号召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君主们应该认真向孔子、向中国学习。

文明是多元生成而不是西方中心

西方的文明傲慢与偏见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黑格尔为什么如此傲慢，为什么对东方文明如此蔑视和贬低，因为他认为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明就是最优越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提到古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这个“家园”就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源头。然而从文明史实上来看，这个源头并不能支撑西方中心论。

众所周知，全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都具有非常古老而辉煌的文明。四大文明古国是指：古苏美尔/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中国、古印度等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人类今天所拥有的很多哲学、科学、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都可以追溯到这些古老文明的贡献，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历法，各个文明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印度河、黄河、两河流域的文明都使用陶轮制陶，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都较早计算了圆周率，古巴比伦和中国都较早发现了勾股定理或其实际应用，古印度则发明了阿拉伯数字。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都有伟大的文学作品，比如，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埃及的《亡灵书》，中国的《诗经》。总体而言，四大文明古国都是文明独立产生地，有着清晰的文明产生、发展、延续脉络。然而，四大文明中并没有古希腊文明。

為什么古希腊不属于文明古国？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证明，因为古希腊文明不是原生性文明，不是原创文明，而是在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消失之后，吸收这些文明而形成的次生文明。主要例证如下：

首先，众所周知，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自己原创的文字，例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古印度的达罗毗荼文。然而古希腊文字并非原创，而是来源于亚洲腓尼基字母，近现代考古学家们在乌加里特古城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用楔形符号写的字母文字泥版。学者们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本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字母文字表的《识字读本》。腓尼基字母是腓尼基人在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基础上将原来的几十个简单的象形字字母化形成，时间约在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后来在腓尼基南北通用的由22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就是由此演进而来的。随后，古希腊人又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字母。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罗马及其周围地区拉丁人的拉丁字母。如今欧洲各国的拼音字母差不多都是从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演变而来的。因此可以说，亚洲的腓尼基字母文字是欧洲国家字母文字的始祖。

其次，古希腊的青铜器来自古两河文明，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古埃及文明紧随其后。古希腊的青铜器是学习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青铜器的。

最后，古希腊的巨石建筑技术及风格来自古埃及。古代埃及在人类历史上最为显著的技术成就就是用石头建造至今犹存的巨大金字塔和神庙。金字塔是古埃及法老（国王）的陵基。现存的70多座金字塔中最大的一座为修建于公元前2600年的胡夫金字塔。塔高146.5米，全部用琢磨过的巨大石块筑成，每块平均重2.5吨，共用巨石约230万块。古埃及人的神庙建筑也非常惊人，如现存尼罗河畔卡尔纳克的一座建于公元前14世纪的神庙，它的主殿占地约5000平方米，矗立着134根巨大的圆形石柱，其中最大的12根直径为3.6米，高约21米，可见其何等壮观。

可以说古希腊文明是在古埃及与古两河流域两大古原生文明影响下的一个次生文明，后来古希腊文明西移到古罗马，成就古罗马文明，最后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源头 。从这些事实来看，西方文明本身就是向东方文明学习而形成的，何来傲慢之有。西方文明没有理由嫌弃这个曾经滋养它的东方文明。文明史实充分昭示：不同的文明常常是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文明没有任何理由蔑视东方文明，也没有理由傲慢自大，西方中心论，美国优越论，是站不住脚的。

文明应当平等交流和对话

古希腊文明虽然是在古埃及与古两河流域两大古原生文明影响下产生的一个次生文明，但是通过文明互鉴，古希腊文明后来居上，产生了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的学者，与同时期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以及古印度的佛陀共同形成人类伟大的文明轴心时期，形成了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以后的发展，也是与文明互鉴密不可分的。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功不可没，对全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必须承认，即便如此，在表面上西方文化一家独大的现象下，文明互鉴、文明交流依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和基本脉络。例如，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尤其是现象学、阐释学、解构主义，海德格尔、迦达墨尔、德里达等西方哲学与文化大家，在当下中国走红，不少人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就是西方文明的独创，实际上，依然是文明互鉴、文明交流的结果。

西方近现代及当代哲学与文化，有着相当多的中国文化元素。例如，17世纪延续百年的“礼仪之争”将儒家思想带到西方，笛卡尔、莱布尼兹等大哲學家从中看到了理性主义生活方式，促使了启蒙运动的发展，拉开了现代西方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思想本来就是现代思想的摇篮之一。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从他探索世界本原的方式中，明显看出了中国宋明理学的“理、气”二元论在其哲学逻辑推演中的痕迹。在笛卡尔之后，许多西方哲学家都曾受到了中国式二元论思维模式的影响，例如胡塞尔的现象学。1679年，菜布尼兹就在《中国近事》说：“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法国大学者伏尔泰的一生，对中国情有独钟，他的很多论述，都以中国为例子，批判当时法国乃至欧洲的专制统治。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对于伏尔泰等一批法国知识分子来说，中国就是他们的曙光。

中国的思想文化是西方重要的借鉴和参照对象。德国学者波格勒甚至说：“对于海德格尔，《老子》成了一个前行路上的避难所。”海德格尔与中国学者萧师毅曾一起合译《老子》。有研究表明，这个翻译的过程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影响深远。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中有一篇写于1943年的文章，探讨荷尔德林诗作的思想意义，文中引用了《老子》第11章全文。《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中有可靠的材料表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德格尔就比较系统地读过老庄及禅宗的经典。对全世界学术影响巨大的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说：“我对中国的参照，至少是想象的或幻觉式的，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然我所参照的不必然是今日的中国，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字语言相关。所以，在近四十年的这种逐渐国际化的过程中，缺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对此我是意识到了的。尽管我无法弥补。”实际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维和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相似之处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无”和“变”的强调；二是二元互补的思想；三是对世界整体关联性的认识。同样的，著名学者福柯在《词与物》的前言里说，自己之所以写这样一本书，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启发。福柯在《词与物》的开篇就引用了一段博尔赫斯转自 “某部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并指出：“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通过寓言向我们表明为另一种思想具有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思考。”显然，哪怕是当代最流行的西方思想，也是文明互鉴、文明融汇的结果。

因此，文明本来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应当平等交流互鉴。而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奉行西方中心文明观及历史终结论，将西方文化视作世界文化的中心。应当终结的正是这种错误的认识。历史事实显示，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交流互动的，文明是人类智慧共同构成的，当今的文明，没有哪一个不是在交流互鉴中形成的。为此，应当以史为鉴，破除错误的西方中心文明观，努力建构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多元文明新格局。加强异质文明的对话交流、互鉴交融，打破各种文明唯我独尊以及闭关自守的状态，倡导各个文化跨越文明圈的藩篱，在与其他文化“互照互省”中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自觉，这样建构的世界文明格局才能真正实现世界文化的横向融合与繁荣进步，在各种文明交融互促中共同构成异彩纷呈的文明画卷。

（作者为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