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陵生

美国人霍勒斯·卡普纶于1871年首次来到北海道，在广阔的大草原、林间空地和危险重重的黑暗山脉中寻找人类生存的足迹。他后来描述这次经历时写道：“这是一片被死寂笼罩的广袤土地，看不到人类的足迹，也听不到鸟类或其他生物的叫声。这是一片富饶而美丽的土地，但难以想象的是，古老且人口密集的国家日本，仍然保留着这片像非洲沙漠一样杳无人迹的区域。”

当时的北海道就像美国的西部荒野一样。它是日本最北部的岛屿，汹涌的波涛将它与日本最大的岛屿本州岛分隔开来。勇于跨越这道屏障的旅行者要忍受这里严寒的天气，越过崎岖的火山山脉，还要面临在荒野中遭遇猛兽的危险。当时的日本政府对这片土地基本上放任不管，只有当地土著阿伊努人在这里通过狩猎和捕鱼艰难生存。

但这一切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由于担心俄罗斯人入侵，日本政府决定收回对这片北国土地的管理权，并请了卡普纶等美国农学家指导移民开发农业，招募武士前往北海道定居，农场、港口、公路和铁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70年的时间里，从寥寥几千人发展到200多万人，2000年，这里的人口已达近600万人。

如今，生活在北海道的人已经不再需要去征服旷野。然而心理学家发现，与生活在仅仅54公里外的本州岛上的居民相比，开拓边疆的精神仍然影响着北海道人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北海道人更具独立精神，他们渴望成功并为此而骄傲，有更多的抱负，但与周围人的交往较少。事实上，他们的认知模式更接近于美国人，而不是日本其他地方的人。

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表明，社会环境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思维和心态，北海道的故事只是一个例子。从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到美国各州之间的微妙不同，越来越清楚的是，历史、地理和文化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思维和视觉感知。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还有可能受我们祖先耕种作物的影响，一条河流也许就会成为两种认知风格之间的分界线。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清楚地认识这些塑造我们思维方式的影响力，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之前科学家们对思维方式全球多元化这个问题一直有所忽略。2010年，发表在《行为与大脑科学》上的一篇文章称，绝大多数心理学测试的受试者是“西方化的、受过教育的、工业化国家的人”，其中近70%是美国人，并且大多数都是希望通过参加这类实验获得一些零用钱的本科学生。

以这些受试者为代表，基本上所有人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至于西方人思维模式中的偏向性，并不重要。然而，来自其他文化人群的一些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崇尚集体精神”和“强调个性发展”是东西方认知模式明显的不同之处，虽然有许多例外，但一般来说，西方人更倾向于强調个人主义，而来自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人，则更倾向于发扬集体精神，强调集体主义。

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差异产生的影响是广泛的。当被问及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时，西方社会的人更多地表现个人主义价值观，将个人成功的重要性置于集体的成功之上，因而他们更强调自尊、自强和个人价值，追求个人幸福，重视个人的选择与自由。但这种对自我价值的渴望伴随着过分的自信，许多实验表明，一些心理实验的参与者可能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例如，当被问及他们的个人能力时，94%的美国教授会称自己“高于平均水平”。这种自我价值感膨胀的趋势在东亚地区的受试者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者还有可能低估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自我价值感过度膨胀。

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似乎还延伸到我们思维方式的一些最基本方面。例如，在注重集体主义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从“整体”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更关注人际关系和环境、情境;而在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人们更注重一些独立因素。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看到一张图片，图中一个高个子似乎在威吓一个小个子，如果没有其他附加信息，西方人更有可能关注的是人物特性，比如大个子可能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但是，倾向于整体思考的人想到的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令人生畏的大个子也许是小个子的老板或父亲，两个人之间可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这种思维方式也延伸和影响到我们对无生命物体归类的方式。假设你被要求在一组名词中选择两个相关词语，如“火车、公共汽车、铁轨”，你会怎么选？在这个被称为“三个一组”的测试中，西方人可能会选择“公共汽车”和“火车”，因为它们是一个类型，都是车辆;相比之下，具有整体思维的东方人可能会选“火车”和“铁轨”，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功能关系。

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甚至可以改变你的视觉认知。在一项眼球追踪调查中，来自东亚的参与者会花更多的时间观察图像背景，而美国人则更倾向于关注图片的主焦点。有趣的是，这种区别甚至还体现在日本儿童和加拿大儿童的绘画作品中。显然，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形成。“我们所看到的，或者说是我们注意力聚焦点的不同，决定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亨里奇解释道。

虽然有人称，我们的社会认知取向可能有遗传因素的影响，但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它更多的是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一种后天习得。

那么，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一种解释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随时间推移逐渐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人生观。有专家指出，西方哲学强调自由和独立，而东方一些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因此毫不奇怪，这些观察世界的不同方式和观念已深深植根于当地的文化和教育中，对当地人的基本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奋斗精神的国家，西方的扩张与探索精神培育了人们的独立精神，每一次的旷野探索都是一场为生存而搏击的战斗。最近的心理学研究结果也与这一理论相符，美国边境地区的一些州，如蒙大拿州，在关于个人开拓奋进精神的测试中通常得分更高。

北海道的案例研究同样引人深思。像大多数东亚国家一样，日本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精神和整体思维模式，但快速向北部地区迁移的行动与美国当年的西部开发热有可比之处。如果自愿定居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北海道的开拓者应该比日本其他地方的人拥有更加独立的开拓精神。与其他地区的日本居民相比较，北海道人更注重独立和个人成就的价值，不太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在一项表达对社会问题看法的测试中，要求测试者参与讨论棒球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问题，来自其他地区的日本人更有可能会探讨一些影响因素，比如想要获得成功的压力等，而北海道人更有可能直指运动员的品格或道德缺陷。这一测试再一次表明，北海道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方式更接近普通美国人。

另一种理论认为，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心态是进化过程中对细菌反应的结果。英国华威大学的科里·芬奇和他的同事们对全球流行病学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不同区域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区别似乎与疾病患病率相关：疾病感染率越高的地区，集体主义倾向越明显。这一理论的基本依据是，倾向于集体主义的人群在行为中有更多的社会规范性，人们更在意、順从和尊重他人的意见。心理学家认为，当人们害怕感染疾病时，似乎会倾向于更多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采取与集体利益更一致的行为方式。

同时，芝加哥大学的托马斯·塔赫姆研究发现，思维取向似乎与农业生产模式相关。这一判断来自他在中国的经历。

在中国北方城市北京游历期间，他发现这里的人们会比较主动地上前搭话;而在南方城市广州，人们则更倾向于默默旁观，担心主动搭话会冒犯对方。由此，塔赫姆开始猜测产生这两种不同心态的原因，这种差异似乎与贫富或现代化程度没有什么关系，但他注意到南北方主要作物的区别：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而北方主要的农作物是小麦。种植水稻需要更多的合作，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以及需要横跨许多村庄的复杂灌溉系统。相比之下，小麦的种植和生长有赖于降雨而非灌溉，这意味着农民不需要与邻村合作，就可以独自照料庄稼。

这些差异可以转化为更多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心态吗？塔赫姆与中国科学家进行的合作研究中，对水稻和小麦产区的1000余名学生进行了整体思维模式和“三个一组”等测试，并要求受测试者画出他们与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图。果然如他所预测的那样，小麦产区的人在注重个性发展的测试中得分更高，而水稻种植地区的人在测试中则倾向于集体主义精神和整体思维方式。“即使是同一个县里的人，一个村庄种植水稻，一个村庄种植小麦，也会出现这种文化观念的差异。”他在印度的测试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小麦和水稻种植地区的人思维模式有着明显的差异。当然，被调查和接受测试的人并不全是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的，但这些人所在地区的历史传统仍然会影响和塑造他们的心态和想法。

另外要强调的一点是，以上所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只是普遍的趋势，并非那么绝对。爱丁堡大学的人类学家德尔沃·侯赛因与梅索迪一起参与了对伦敦孟加拉裔群体的研究，他指出，东西方国家之间有着许多历史悠久的联系，这意味着一些人会跨越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界线。此外，年龄和社会地位等因素也会对人们的认知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约瑟夫·亨里奇的理论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研究人员正在通过一些大型研究项目深入了解如万花筒般多姿多彩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有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事情，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和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