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领爱兵如子，士兵就會像敬爱父亲般爱戴将领，即便陷入危亡之地，也甘愿以死相报。只有具备仁爱品格的指挥员，才能凝聚一切正义力量，众志成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

《百战奇略》爱战篇记载：“凡与敌战，士卒宁进死，而不肯退生者，皆将恩惠使然也。三军知在上之人爱我如子之至，则我之爱上也如父之极。故陷危亡之地，而无不愿死以报上之德。”法（《孙子兵法·地形篇》）曰：“视民如爱子，故可以与之俱死。”意思是，将领爱兵如子，士兵就会像敬爱父亲般爱戴将领，即便陷入危亡之地，也甘愿以死相报。对待士兵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士兵就可以和将领同生共死。

视民如爱子，故可以与之俱死

《百战奇略》爱战篇所附战例为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与军中士兵同衣同食，睡觉不铺软席，行军不乘车骑马，亲自携带军粮，与官兵同甘共苦。有一名士兵身长毒疮，吴起用嘴替他吸脓。这位士兵的母亲听闻后大哭，他人不解，这位母亲答道：“过去吴将军曾替我丈夫吮伤，我丈夫打起仗来宁死不退，在战斗中牺牲。现在吴将军又替我儿子吮伤，我不知道儿子又会死在哪里，所以为他哭啊！”吴起爱惜士卒，深受官兵拥护，魏军与诸侯国军队大战76次，未尝一败。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有一次半夜起来，发现朱德背枪站岗，就惊讶地问他为什么不休息。朱德说我想让战士们多休息一会。原来，在反“围剿”作战中，战士们非常疲劳，朱德看到这种情况，为让战士们多休息一会，便主动替战士们站夜岗。这件事让指战员们非常感动，他们以昂扬斗志迅速投入到紧张的战斗生活中。诚如朱德所说：“给战士站岗、盖被子，这些不起眼的事情包含着中国革命的成功。”

为何“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

我国兵学文化源远流长，历来倡导上下同欲、生死相依的官兵关系。“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我军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官兵一致、团结一心，更是我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法宝。

爱兵必须宽严相济。生活中体恤，训练时严格才是真正的关怀。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只有严格纪律、严格要求、严格训练，让战士们具备过硬杀敌本领，才能有更大把握战胜对手、更大机会生存下来。吴起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能与“兵圣”孙武齐名的著名军事家，他虽然爱兵如子，练兵标准却毫不含糊。魏国精锐“魏武卒”的考核标准极为严苛，士兵要身穿上、中、下3副护甲，头戴重盔，腰插佩剑，手执1支长矛，身背20支长箭与1张铁胎硬弓，携带3天军粮，半天内行军百里，到达后还必须能够立即投入战斗。这样打造出的“魏武卒”素质明显优于其他诸侯国士兵。我军也高度重视通过严格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即便条件简陋，也不降低标准。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独立团在缺少护具的情况下，冒着误伤风险坚持进行刺杀训练，这在当时的八路军各部是普遍现象。正是凭借坚韧顽强的训练，我军才始终保持着敢于“刺刀见红”的勇气和血性。

爱兵不是“妇人之仁”。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当全局与局部无法兼顾、“大仁”与“小仁”发生冲突时，必须理智果断地作出抉择。所谓“慈不掌兵”，古今中外很多名将在危急关头往往表现得异常“冷酷”。在某次对阵秦军时，魏军尚未列阵完毕，1名士兵擅自冲入敌阵，斩敌首而还。吴起非但没有赏赐他，反因其不听号令治其死罪，于是三军悚然，令行禁止。

在吴起统领下，魏军“勇者不独进，怯者不独退”，上下同欲，大败秦军，拓土千里。1948年的辽沈战役中，毛泽东决定先取锦州“关门打狗”，国民党军“东进兵团”11个师驰援锦州。为给攻城部队争取时间，我军在塔山方向拼死阻援。面对敌人疯狂进攻，我军阻击部队浴血奋战，在战斗最激烈的1948年10月13日，我军28团伤亡近800人，仍坚守阵地。报告战况时，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回复只有11个字：“我不要伤亡数字，只要塔山！”辩证分析，没有此处局部牺牲，必然要在全局付出更大代价。指挥员这种“无情”，恰恰是对部属乃至国家民族的高度负责。

爱兵与爱民高度统一

指挥员的仁爱之心，不仅包括爱兵，同时也包括爱民。在这方面，我军比封建军队和外国军队做得都好。我军在初创时期就制定了“三条纪律六项注意”，以统一全军纪律，维护群众利益。抗战期间，太行、太岳根据地遭遇严重春荒，一些群众断粮，八路军在自身粮食供应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心系群众疾苦，上至总部领导，下至基层官兵，每人每天省下二两小米救济灾民，坚持与人民共渡难关。坚定不移地践行“视人民如父母”的爱民之德，令人民军队赢得群众发自肺腑的信任和拥护。在亿万群众的支持下，我军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不断发展壮大，令蒙受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兵民是胜利之本，克敌制胜需要全军将士戮力同心的殊死奋战，需要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支持。只有具备仁爱品格的指挥员，才能凝聚一切正义力量，众志成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

（《中国国防报》 2019.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