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娟 罗伯特·考克斯

导语：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教授是国际上公认的环境传播研究奠基人之一、美国气候变化传播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于1967年在里士满大学（University of Richmond）获得演讲与戏剧（Speech and Drama）学士学位;之后继续深造，分别于1968年和1973年在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获得修辞研究（Rhetorical Studies）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自1971年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英语系任教，1993年晋升为教授后调到该校传播系任教，并于1998年开始加入该校环境与生态课程建设项目（Curriculum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2010年至今成为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除去教学工作外，考克斯身体力行，积极参与环境传播学术活动和各地环保运动，是国际环境传播学会①（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创始人之一和《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期刊》（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的顾问编辑（advisory editor），还曾三次当选美国最大环境非政府组织——塞拉俱乐部②（Sierra Club）的主席，并担任世界环境组织“地球回声”（Earth Echo）的主席团成员。

考克斯的研究兴趣主要有三个方面：环境与气候传播（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communication）、环境宣传战略设计（strategic designs of advocacy campaigns）和社会运动修辞（rhetoric of social movements）。他在环境传播方面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个人专著《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2006），合编论文集《劳特利奇环境与传播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2015），主编论文集《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4卷本，2016）。其中，专著《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至2018年已再版5次。该著对环境传播实践的学术贡献在于考克斯提出的“七个核心议题”，即划分的七大领域：（1）环境修辞和自然的社会—符号建构，包括环境组织和环境活动的修辞;（2）环境决策中的公共参与，包括政府环境决策与公众信息获取和对话;（3）环境协作与争端解决，包括推广成功案例、培育协作理念;（4）媒介与环境新闻，包括媒介对自然和环境的描述，网络新闻和社会化媒介在环境传播过程中的作用;（5）企业广告和流行文化中的自然再现，包括流行文化中的图像如何影响或者维持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认知;（6）倡导活动与信息建构，包括针对不同受众展开的环境营销活动;（7）科学与危机传播，包括公共健康和科学传播领域里环境危机及其传播产生的影响。

考克斯的代表论文有《自然的“危机学科”：环境传播肩负伦理责任吗？》（“Natures ‘Crisis Disciplines：  Doe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ave an Ethical Duty？”）、《超越认知框架：气候传播策略探究》（“Beyond Frames： Recovering the Strategic in Climate Communication”）、《规模、复杂性和传播系统》（“Scale， Complexity， and Communicative Systems”）等。其中，《自然的“危机学科”：环境传播肩负伦理责任吗？》是考克斯的一篇被广泛引用和影响力较大的文章，主要关注环境传播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取向。他借鉴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的学科伦理规范做法，主张应该将环境传播纳入保护生物学等危机学科（crisis disciplines）体系，并强调环境传播者的主体伦理责任。其重要意义有如下三点：一是可以为环境传播研究、教学和职业咨询提供理论依据;二是可以为生态危机背景下环境问题的社会应对提供有效路径;三是可以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福祉提供可靠保障。《超越认知框架：气候传播策略的探究》主要从传播策略的角度出发，选取塞拉俱乐部倡导的“超越煤炭”运动等案例，论述传播学者和实践者调整气候变化传播策略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并据此提倡将此类策略看作是旨在建立不同关系网络、改变权势系统的探索性途径。《规模、复杂性和传播系统》则基于环境传播研究多重概念框架的现状，界定了规模、复杂性和传播系统三个新术语，并提出了未来环境传播研究围绕这三个要素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考克斯多年来从事环境传播研究，他不仅在理论方面界定了生态危機背景下环境传播的基础性定义，而且明确了环境传播作为一门生态危机学科的框架体系和实践焦点，即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形式和多重社会影响。他的研究主张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可，他所从事的教学实践和学术活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以下的访谈中，考克斯分享了他作为环境传播者、环境教育家和环境政策顾问的一些经历，以及关于环境传播研究、环境传播与生态语言学的关系等方面的学术观点。

周文娟：罗伯特·考克斯教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邮寄您的专著《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并同意接受《鄱阳湖学刊》“生态学术名家”专栏的访谈。作为环境传播领域的卓越学者，您的环境传播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修辞研究以及之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环境与生态”课程的教学经历，甚至更早在美国西弗吉尼亚洲（West Virginia）与当地自然风光的亲密接触。是什么重要机缘促使您从修辞研究转向环境传播研究？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相关性是什么？又是什么重要事件对您专注于环境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考克斯：我非常荣幸接受《鄱阳湖学刊》的专栏邀请和学术访谈。谈到我的学业生涯，我本科阶段（1967—1970）的研究议题是社会政治运动修辞。受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态运动的影响，我开始对环境修辞（environmental rhetoric）萌生兴趣;但是直到1982年我才正式发表了与环境修辞相关的第一篇文章——《木已成舟：生态恶化不可逆转的主题和本体溯源》（“The Die Is Cast： Topical and Ontological Dimensions of the Locus of the Irreparable”），该文主要从理论角度探索濒临灭绝物种不可逆转的恶化。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为环境组织提供咨询。1994年，我出任美国最大环境非政府组织——塞拉俱乐部的主席。在接下来的20年间，我见证了传播以及修辞诉求（rhetoric appeals）在环境政治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在一系列会议和论文中论述传播研究的重要贡献，并最终决定结合这些研究成果和相关领域，为在校生撰写一部此类教材，这就促成了2006年《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的出版发行。

周文娟：您多年来一直在大学教授“环境与生态”（又名“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课程，但关于您教学的相关文献描述几乎没有。您能具体谈论一下该课程的教学大纲、目标、对象、内容和效果吗？这样的教学经历对您从事环境传播研究又有哪些重要启示？

考克斯：20世纪90年代，我开设了两门本科生课程：环境宣传（environmental advocacy）和环境传播。本世纪初我又给学生作了“气候变化传播”的学术讲座。其间我还开设了关于环境话语的研讨班课程，主要从文化研究视角探讨环境问题。我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中贯彻始终的基本立场有如下三点：一是语言在人类建构自然意识和鉴别环境问题方面发挥的本构作用（the constitutive role）;二是公共领域作为传播空间对人类增进彼此交流理解方面的重要性;三是传播作为公共空间中这些影响的代言人，在协调社会权势、影响环境决策方面发挥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并不觉得单是我的研究和美国环保运动中的工作影响到了我的教学，我也会把参与环保宣传运动的经历引进日常教学中。

周文娟：除去教学工作外，您还是国际环境传播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期刊》的顾问编辑，还曾三次当选塞拉俱乐部的主席，并担任世界环境组织“地球回声”的主席团成员。您认为环境传播者（environmental communicator）、环境教育家（environmental educator）以及环境政策顾问（environmental policy adviser）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您又愿意把自己归为哪一类呢？可否与读者分享您在日常教学、研究和咨询工作中的难忘经历？在为环境代言的“考克斯声音”中，您认为哪一部分对您成为专业环境传播学者起到了奠基作用？

考克斯：我发觉很难区分自身作为环境传播者、教育者和政策顾问的角色，我只是尽量做到不要“一心只教圣贤书”。更重要的是，我体会到了社会工作、日常教学和学术研究三者的相得益彰：在美国环保组织中的工作为日常教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议题，而相关研究又可以为环保非政府组织从事的传播活动提供更好的建议。

在我从事环境教育、研究和咨询工作的30年间，很多经历令我没齿难忘。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属我于1989年为美国口语传播学会（the US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中那些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举办的为期一天的研讨会，那时“环境传播”这一术语在学界尚未有立足之地。受此会启发，1991年在美国犹他州的阿尔塔（Alta，Ulta，USA）召开首届“传播与环境”双年会。之后，参加双年会的学者创办了《环境传播：自然与文化期刊》，后简称《环境传播》。

我坚信，环境传播学者应该打破学术桎梏，充分领会传播研究的启示，并致力于开创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议题。无独有偶，我也认为学者应该承担前所未有的责任，在公共空间为环境问题代言，并分享学术成果和环保建议，争取更多公众与星球的福祉。

周文娟：《环境传播和公共领域》作为您的代表性专著，从2006年到2018年已经更新了5版，在学界享有盛誉。5版中有三个议题贯穿始终：（1）人类传播对阐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影响;（2）环境问题的界定;（3）人类行为对自然世界的行为。该著从第4版开始，不仅对环境传播的学科定义进行了重新界定，而且出现了新议题，如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数字媒体传播（digital media communication）、生态意识等。您认为提出这些新议题的学术背景和发展前景是什么？该书第4版和第5版邀请到菲德拉·佩苏略（Phaedra Pezzullo）①博士合著，您能大体介绍一下这位合作者的基本情况吗？在这5版书中，您对生态危机、环境传播和生态意识的关系持有何种观点？

考克斯：我一直在对与传播与环境事件相关的主要研究趋势和前沿发展进行反思，例如数字媒介的兴起，“正义”与“环境”等议题在新话语运动中的发声，否定或者质疑气候科学时的操纵性语言使用等。既然环境条件千变万化，环境政策因时而变，有关传播与环境的书籍也应该与时俱进。

很高兴能有机会介绍该书的合著者佩苏略博士。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博尔德（Boulder）分校的传播学副教授。她本人著述颇丰，有30多部论著，包括获奖的代表作《涂炭之旅：旅游、污染与环境正义的修辞》（Toxic Tourism：Rhetorics of Trave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2007），以及《环境正义与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ism，2007）和《再论环境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Environment， Revisited，2010）等。近年她曾在中国上海的复旦大学和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讲学。她也是一位关注公共环保的学者，为政府机构和环境非政府组织就环境正义和公众参与等议题献计献策，同时也为气候传播的科学家提供培训。

谈到我对生态危机、环境传播和生态意识三者关系的看法，我认为生态意识是我提出环境传播作为危机学科定义的基石。环境传播与肿瘤学（oncology）、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等其他危机学科殊途同归，密切关注环境和气候危机。因此，环境传播必须走出象牙塔，与世界紧密联系。

周文娟：谈到您与中国的学术联系，重要事件之一就是中国传播学者纪莉教授对该书第3版的汉译以及该书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這一中美学术对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您怎么评价这一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译介？对于该书的中国读者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考克斯：当纪教授联系到我并希望获得该书的翻译授权时，我倍感荣幸。该书翻译需要征得负责原书出版的美国圣哲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s）和译书出版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双方授权，因此待译本出版时，原书新的版本已经问世。最近纪教授又来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访学，很高兴获悉她在撰写专著，以推动中国环境传播的研究。

通过译本的出版发行，我很高兴看到中美学者日益增长的学术互动和研究合作，其中包括佩苏略博士的复旦之行。此外，我对2020年将要出版的《绿色传播与中国：生态危机、生命关爱和全球展望》（Green Communication and China：On Crisis， Care， and Global Futures）翘首以盼。该书隶属于《全球化时代下的中美关系》（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系列丛书，将由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出版。

周文娟：除以上提到的这本专著外，您还出版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论文集，比如与安德斯·汉森②（Anders Hansen）共同编写了《劳特利奇环境与传播手册》（以下简称《手册》），还主编了《环境传播》4卷本。这两部论文集与《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相比，在理论框架、参编学者方面存在哪些异同？您能进一步介绍一下4卷本的基本情况吗？

考克斯：《环境传播》4卷本论文集收录了环境传播领域不同视角的经典论文和有影响力的论文。相比之下，《手册》则邀请多位学者分析论述环境传播多元化领域的现状趋势和主要议题，例如环境新闻（environmental journalism）、风险传播（risk communication）、公众参与和商业广告。二者共同点在于受众都是学界其他学者。而《环境传播和公共领域》则是以在校本科生为读者群的教科书，因此该书的突出特征是对环境传播领域研究成果的概括和应用。

周文娟：除了论著外，您还对提玛·米尔斯坦①（Tema Milstein）等人编写的《环境传播：教育与实践》（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pedagogy and practice，2017）进行了评述。您认为该书从环境传播的教学视角进行的重新建构和学术主张，与您在教授“环境与生态”课程秉承的教学理念是否契合？《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5版中列举了环境传播的八大教育价值（eight pedagogical values），您认为该书与八大价值中的哪一条最为吻合？为什么？

考克斯：我认为米尔斯坦等人在该书中表达的核心观点与我的教学目标是不谋而合的，具体来说有如下两点：（1）语言或者话语作为协调媒介（mediating agency）的确能够建构、生成和归化自然关系和多重现实;（2）环境教育者秉承伦理责任，运用新型“生态觉醒”（ecological wakefulness）观念和传播素养，引导学生建立与更广泛公众环境话语的交流和互动。该书的教学理念与《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5版提出的第七个教育价值是一致的，即鼓励学生将环境传播的基本准则运用到他们所在社区更广泛的环境话语中去。

周文娟：在环境研究领域总是存在争议不断的术语，诸如：（1）生态传播（ecological communication）、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气候变化传播（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言语交流（verbal communication）、 非言语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2）传播（communication）、语言（language）、话语（discourse）;（3）环境话语（ environmental discourse）、反环境话语（anti-environmental discourse）、 生态话语（ecological discourse）、绿色话语（green discourse）;（4）环境（environment）、自然（ nature）、荒野（wilderness） 、生态（ecology）; （5）生态素养（ecological literacy/ecoliteracy）、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可持续素养（ sustainability literacy）、生态媒介素养（ ecomedia literacy）;等等。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性术语？对于如何区分这些术语您有什么建议吗？

考克斯：要区分这些术语，我建议把握“语境第一”（context matters）的准则。众所周知，语言是承载意义的载体，且因话语社区和语境而异，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话语理论（discourse theory）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于此达成共识。这些争议不断的术语让人类能够形成对世界的多样化认知及其存在价值。例如，“环境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内部的宽泛术语，赞成学者基于这一领域的丰富性和宽泛性，对其学科内涵进行拓展、详述、重构或者重写。

周文娟：您在建构环境传播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提到了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约翰·缪尔（John Muir）、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环境思想家，那么您的灵感来源主要是哪位思想家？您是否接触过诸如孔子等中国哲学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文献和观点？

考克斯：要严格划分一本专著诸多的灵感来源是天方夜谭，但是当时卡森的影响不容小觑。她的科学背景和为公众代言的决心令公众警醒，使公众开始警惕自然界的化学中毒。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最近读完美国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李新华（音译，Xinhua Li）教授未发表的论文《中国的户外远足：道儒与“北面”的“去‘撒野”广告宣传》（“Chinas Wilderness Excursions：Daoism， Confucianism， and The North Faces ‘Go Be Wild Advertising Campaign”），开始对中国的道家及其关于自然中“气”的能量观萌生兴趣，希望此文尽快发表。

周文娟：《自然的“危机学科”：环境传播肩负伦理责任吗？》是您在学界引用最广的一篇文章。您在该文中将環境传播定位为“危机学科”，引起了学界的大讨论①，在《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第5版中又进一步将环境传播重新定义为“生态危机与生命关爱并重的学科”（a crisis and care discipline）。您认为这两个定义的异同是什么？您在多大程度上赞成或者不赞成这个新定义？您又如何定位环境传播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是将其看作是传播学的分支学科，还是环境人文学科或者生态人文学科的独立学科？您认为环境传播在处理生态危机问题时有哪些学科方面的优势和劣势？

考克斯：就新定义而言，我认为佩苏略博士提出的“生命关爱”伦理有两层深意：其一，它是人类回应环境“生态危机”的态度源泉和价值取向;其二，它是人类尊重多种多样、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的职责所在，这些生命体维持着人类社区以及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生态危机”定义提醒人类形势迫在眉睫并敲响警钟的话，那么“生命关爱”则成为人类应对生态危机应采取恰当行动的动力源泉。我个人非常感谢佩苏略博士对原定义的拓展。

谈到环境传播的学科定位，我在对《环境传播：教学与实践》一书的评述中将环境传播定位为由“环境”和“传播”二要素构成的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y）研究范畴。在此学科框架下，各学者研究成果反映了多元化的学科、分支学科和专业视角，如修辞学、语言学、新闻学、可持续科学、生态学、传播学、媒介学、社会学、表演学（performance）、气候变化传播 、自然资源管理等等，不胜枚举。我认为这样的多元视角对学科良性发展以及学界合作共同应对生态危机的多重问题不无裨益。

周文娟：由中国作家姜戎撰写、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英译的长篇小说和同名电影《狼图腾》（Wolf Totem），描述了内蒙古大草原人与狼等非人生命体的生态圈、人类对狼采取的捕猎行动以及产生的生态效应。此外，环保纪录片系列《大自然在说话》（Nature is speaking）以“自然不需要人类，但是人类需要自然”（“Nature doesnt need people. People need nature”）为宣传口号，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而最近大火的奥斯卡卖座影片《绿皮书》（Greenbook），则为观众呈现了黑人音乐家和白人司机的理想化的“绿色”关系。以上三个来自社会媒体的事例，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源自特定语境的真实故事。您如何理解视觉文化中的“狼”、为自己代言的“自然”以及“黑白组合”这三个影像？有人认为，《大自然在说话》系列纪录片的拟人化口号（the anthropomorphic slogan），与中国道家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观背道而驰，对此您怎么看？

考克斯：我非常赞同通过影像传播去呼吁人们采取生态行动以应对生态危机的强效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多个版本中引用凯文·德卢卡教授 （Kevin DeLuca）的“影像事件论”（theory of “image events”）作为有效修辞策略的原因所在。而且我也赞同在现代语境下自然和人类彼此需要：一方面，人类大幅度改变了地球系统基本的生物化学进程，包括自然界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栖居、水和空气质量以及宜人气候;另一方面，自然界更需要人类负责任的介入和行动去制止这些生态恶化进程，但是人类行动的前提必须是尊重自然进程和存在价值。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以及人的理想信念比之前任何时候都重要，而这样一些价值观也是环境传播作为生命关爱学科的新定义的源头活水。

周文娟：尽管环境传播与生态语言学两个跨学科领域“看起来”不相关，然而在多个议题上却殊途同归。比如：（1）环境政策（Pezzullo & Cox， 2018）和语言政策（Haugen， 1972）;（2）传播对环境问题阐释的影响（Cox， 2006）和语言/话语对环境的影响（Fill & Penz， 2018）;（3）作为危机和关爱学科的环境传播（Pezzullo & Cox， 2018）和作为生命学科的生态语言学（Steffensen & Fill ，2014）;（4） 传播塑造环境价值观的基本论断（e.g. Cox & Pezzullo， 2015）和语言建构现实的基本论断（Halliday，1990）;（5）环境个人身份 （Pezzullo & Cox，2018）和 人类多重身份（Stibbe， 2015）。此外，还有命名（naming）、批评话语（critical discourses）和隐喻等共同议题，不一而足。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The International Ecolinguistics Association）与国际环境传播学会于2016年建立的伙伴关系，开启了两个领域的学术对话。最近出版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2018）以及《环境、媒体和传播》（Environment，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nd edition，2019），都将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和生态广告（eco-advertising）作为共同探讨的议题。您在学术研究和参会的过程中有没有接触过一些生态语言学家？对这两个领域的重合部分您怎么看？

考克斯：就我个人目前的研究看，虽然生态语言学和环境传播紧密联系，但我本人尚未与哪位生态语言学家开展学术合作。的确，大量修辞学研究成果与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旨趣“志同道合”。因此，介于我们在生态危机背景下对语言的共同研究重点，我个人对2016年两大学会学术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拍手叫好。

周文娟：值得关注的是，生态语言学与环境传播在各自的领域仍存在迥乎不同的议题，如生态语言学的生态哲学观（ecosophy，e.g. Stibbe， 2015）、环境传播领域的环境公正和人类健康（e.g. Pezzullo & Cox， 2018）。我们相信这两个领域的创新理念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基于此，您对于未来两个领域在提升人类生态意识、有效处理生态危机等方面的合作对话有何新議题（如环境话语）或者新提议吗？

考克斯：我完全赞同并一直坚信生态语言学分析实践者可以从环境和气候正义运动话语中获得更多启示，并考量这些运动中许多关键术语的社会沿革。我亲历了诸如环境正义、气候变化和能量正义（energy justice）等非政府运动中“平等”“公共健康”“包容”（inclusion）、“团结一致”（solidarity）、“能量正义”等术语的策略性挪用（strategic appropriations），旨在争取认可、建立联盟、扩大公众影响。因此，我鼓励关于这些话语的联合研究。

周文娟：非常感谢您在忙碌的学术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受访谈！您对环境传播的未来发展及其与生态语言学、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等其他生态人文学科的学术联系持有何种愿景？对年轻一代的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提升以及他们如何处理人类、社会以及地球母亲的生态关系，您有什么呼吁？

考克斯：以上提到的各种问题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对年轻一代尤其如此：他们面对的是人类共同努力解决全球环境气候问题产生的种种不利局面。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我还是会继续强烈呼吁学界应该关注更大范围的公众话语（public discourses），以及与人类共同命运和未来发展相关的一系列讨论。也许对从事生态人文学科研究的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学术成果与监管体制的关系，要么鉴别现有紧迫形势的重度等级（sheer scale），要么采取行动应对未来风险。那么生态话语该如何将举足轻重的气候变化意识和首当其冲的环境紧急事件与未来政治构想紧密结合？这类生态话语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社会又该如何养成此类话语？因此，我非常支持年轻学者受“生态危机”和“生命关爱”驱动，在开发与时事议题相关的研究课题时，切实挖掘环境传播、生态语言学和其他生态人文学科的伦理维度。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我回答这些访谈问题时，我想起了自己亲眼所见的惊人一幕：那天120多个国家中两千多个城市的孩子们走出教室，大声疾呼全球领导人应该尽快采取行动，解决气候变化的种种险情。我相信，生态人文学者会不遗余力地在各自的学术研究、日常教学和建议事务中积极应对环境挑战以及各种生态问题。谢谢！

结语：几点启示

考克斯在环境传播领域的成果和贡献有目共睹，这一方面说明他个人对环境传播理论与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也表明环境传播的研究视角正从侧重微观分析的局部视角转向微观和宏观层面相结合的整体视角。环境传播研究的新走向，与生态危机的日益恶化、环境问题的动态变化、学术研究的跨学科化、话语传播方式的复杂化等因素密不可分，并对生态语言学、环境教育等相关环境学科未来的学科对话、合作和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文献上看，生态语言学界对环境传播关注最多的两位学者是阿伦·斯提比（Arran Stibbe）和阿尔温·菲尔（Alwin Fill）。例如，斯提比在广受学界关注的专著《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和我们赖以信奉的故事》（Ecolinguistics：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2015）中，以“生态转向”为背景，引用米尔斯坦的观点来肯定环境传播在联合生态人文学科各领域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在该书“身份”（Identities）一章说明了环境传播与生态语言学的共同立场，即相关研究对改变人类生态行为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菲尔在最新编写的《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2017）中，将环境传播领域的视觉传播（visual communication）纳入手册的第二部分“语言在生物和生态环境中的作用”，这是他自2001年编写出版《生态语言学读本》（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以来关于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的新议题。而环境传播界对生态语言学较为关注的文献则有汉森编写的《环境、媒体和传播》（Environment，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nd edition，2019），其中的生态广告是重要议题。

生态语言学与环境传播研究作为交叉学科领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总体而言，生态话语分析作为生态语言学的核心进路，目前较多关注生态话语的文本层次，较少就生态话语的传播层次和行动层次作进一步的探讨。虽然已有一些生态语言学研究从传播视角展开，但这些研究尚处于理论探索的萌芽阶段，且在生态话语分析实践中传播视角的分析也较为模糊。我们认为，生态语言学可以借鉴环境传播研究的媒介、公众和社会等视角，进一步挖掘生态话语对人类实际生态行为的影响及启示。就现有环境传播研究的生态视角而言，相关研究在主流研究领域处于边缘状态，即环境话语、环境传播话语以及环境新闻话语的生态分析处于非主流地位，且分析视角较多围绕批评视角展开。环境传播研究可以借鉴生态话语分析的生态哲学观，扩展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涵。

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和环境传播研究的生态转向以及二者现有研究的相关性，又为二者学术对话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生态语言学具有显著的超学科性，体现为新科学时代研究领域的多元性、开放性和边际性。环境传播研究的生态转向也要求相关研究视角应从传播的社会权势转向传播的生态影响。此外，二者均属于交叉性学科领域，均运用生态批评方法研究生态环境危机。这些都为提升人类生态意识、培育生态素养提供了新视角。

第四届生态语言学国际会议将于2019年8月在丹麦欧登塞（Odense）召开，由人类互动研究中心发起，会议主题是“言语与生态文明：建构生命科学的共识”（Languaging and Eco-civilization：Towards Consilience with the Life Sciences）。据此，以环境话语为例，考克斯环境传播研究的进展对生态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启示包括如下三点：

其一，未来生态语言学和环境传播研究可以联合起来，一方面分析环境话语的生态意义以及这类生态话语在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社会生态意识、生态行为等方面的传播功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环境话语的传播方式进一步了解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向公众传递生态意识与自审意识，参与生态文明的传播。

其二，挖掘以環境话语为例的生态话语的传播视角，可以为现今非生态性凸显的网络传播话语治理提供启示和借鉴：既可以为环境话语传播生态的良性发展提供新范本，又可以拓展公共话语空间，促进话语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

其三，一方面，环境话语研究的多学科向度决定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需求，生态语言学和环境传播学的结合可以更为全面地探讨环境话语语言特征和传播沟通方式。另外，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和学科包容性也为环境话语传播研究范式应用到生态语言学环境话语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环境传播研究范式的借鉴和应用则有利于丰富和完善生态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由于环境话语本质上是关于生态环境的语言，环境话语研究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是在生态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开展推进的，而环境话语研究的理论目标是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沟通方式。环境传播对环境话语社会符号表征和生态话语身份建构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从不同学科视角对生态语言学环境话语研究的有益补充。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