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有“输出”和“返输”两种形式。“输出”主要指古代曲谱的对外传播，“返输”主要指近代以来我国流落于海外的古代曲谱的回归。这两种传播方式在传播者、传播媒介上有所差异，在“输出”过程中，传播者主要是官方传播者和个人传播者，在“返输”过程中，传播者主要是个人传播者。在传播媒介上，“输出”的主要传播媒介为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和广播媒介，“返输”的主要传播媒介为印刷媒介和互动媒介。

【关  键  词】“输出”;“返输”;曲谱;传播者;传播媒介

【作者单位】于峰，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19.17.028

我國对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始于西周时期，据《穆天子传》[1]记载，公元前10世纪周穆王巡游现西亚地区，并与当地人民进行音乐交流。汉唐以来，这种关于音乐文化交流的史料记载较多，我国古代音乐传播进入一个繁荣阶段。曲谱是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音乐“有声性”与“无声性”的主要界定依据。我国古代曲谱种类多样，包括文字谱、燕乐半字谱、减字谱、工尺谱等，记载了历朝历代的音乐文化。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输出”和“返输”，“输出”是对外传播，“返输”是对外传播之后的回归性传播。在“输出”和“返输”的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传播媒介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决定了传播的路径与方法。传播学视域下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主要研究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传播者在“输出”和“返输”过程中的差异以及“输出”和“返输”过程中传播媒介的变化等。笔者立足于传播学的角度，对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过程进行梳理，进而就“输出”与“返输”界说、“输出”与“返输”过程中的传播者、“输出”与“返输”过程中的传播媒介等方面展开研究。

一、“输出”与“返输”界说

我们首先要界定什么是“输出”“输入”“返输”，“输出”即向外输送，“输入”即向内输送，“返输”即先向外输送，然后由外向内输送。反映在古代曲谱上，“输出”即我国古代曲谱传至海外，“输入”即海外曲谱传入我国，“返输”即传至海外的我国古代曲谱又回归我国，三者是截然不同的。

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主要有“输出”和“返输”两种形式。“输出”的原因有两种，一是由于战争掠夺、外国学者来华等原因，外国人把我国的古代曲谱带至海外。比如《敦煌琵琶谱》于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被发现，后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带至法国，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二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由于躲避战争、传播文化等原因远赴海外，把我国的古代曲谱带至海外，比如《魏氏乐谱》就是明代宫廷乐官魏双侯为躲避战乱远赴日本，在日本为维持生计教授学生中国音乐，其后人将他教授的内容整理为《魏氏乐谱》。可见，这两种我国古代曲谱的“输出”形式是截然不同的，一是由于战争掠夺等原因被动地“输出”，二是国人远赴海外主动传播，即主动“输出”。这两种“输出”形式构成了我国古代曲谱的基本传播方式。“返输”的原因也有两种。一是海外文人学者出于对学术研究介绍的需要收藏流落于海外的我国古代乐谱，如日本学者林谦三等人介绍的《敦煌琵琶谱》[2]《敦煌琵琶谱的解读》[3]《全译五弦谱》[4]《琵琶古谱之研究——〈天平〉〈敦煌〉二谱试解》[5]等。二是我国文人学者因为留学等原因在海外发现我国的古代曲谱，顺势把这些曲谱的原件或复印本带回中国，或通过专著和论文的形式介绍这些流落于海外的曲谱。比如钱仁康、陈应时、张前、徐元勇、宫宏宇等学者对流落于海外的我国古代曲谱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这两种“返输”的形式是不同的，其一是海外文人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被动返输”，其二是我国文人学者去海外留学，主动研究海外留存的我国古代曲谱，进而“主动返输”。

无论是“主动输出”“被动输出”还是“主动返输”“被动返输”，均在不同层面促进了我国古代曲谱的传播，以及中外的音乐交流。如果没有当年《敦煌琵琶谱》的“被动输出”，也许这一音乐文化宝藏早就被遗弃甚至焚毁，仅靠几个看管敦煌莫高窟的僧人，想要保护、传承这批音乐文化宝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没有“被动输出”，《敦煌琵琶谱》不会被翻译成五线谱，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可见，音乐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会使其消亡，反而会让其发扬光大。“主动返输”和“被动返输”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就更大了，比如《敦煌琵琶谱》和《魏氏乐谱》，原本是我国古代曲谱的优秀代表，长期留存于海外，将其“返输”回我国对于我国近代音乐史、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 “输出”与“返输”过程中的传播者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我国古代曲谱的“输出”与“返输”，其在传播者、传播过程、传播媒介、传播目的等方面均有不同的特点。由于“输出”与“返输”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输出”主要发生在古代，“返输”主要发生在近现代，所以两者在上述几个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传播者根据人物社会属性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人传播者和官方传播者。这两种传播者的性质及其传播目的不同，在古代，官方传播者一般是政府组织的、以传播政治和文化为目的的文化交流使者，而个人传播者一般是非官方的，出于个人兴趣、个人生活与文化认知需要进行传播的人。

在我国古代曲谱的“输出”过程中，传播者既有官方传播者又有个人传播者，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敦煌琵琶谱》《魏氏乐谱》就是由个人传播者传播的。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中带走《敦煌琵琶谱》，明代宫廷乐官魏双侯东渡日本，带走了《魏氏乐谱》，他在日本广收门徒，讲经说道，传播我国的古代音乐。总的来说，不管是“被动输出”还是“主动输出”，伯希和与魏双侯均属于个人传播者。又如1881年，比利时人阿理嗣来华，撰写了《中国音乐》一书，详尽地介绍了中国音乐，书中以五线谱和工尺谱对照的方式收录了《王大娘》《十二重楼》等中国民歌。伯希和、魏双侯、阿理嗣这些个人传播者把我国古代曲谱、近世民歌介绍到海外，促进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