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和曾国藩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二人虽身处官场，但一生颠沛流离、深受磨难，相似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决定了二人的家庭教育思想会有诸多相通之处。但是，二人出身背景、社会现实的差异又导致了二人在家庭教育思想上存在着不同点。

《颜氏家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根据自身经历所著，是中国古代第一本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曾国藩家书》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所撰，是曾国藩家教思想的生动反映。分析颜之推和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异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二人的家教理念，为当下的家庭教育提供借鉴。

一、颜之推和曾国藩家教思想的相同之处

颜之推和曾国藩都重视家庭教育，在家教目的、家教内容和家教方法等方面都有相同之处。

（一）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

颜之推身处魏晋南北朝的战乱时期，他亲眼看到许多士大夫阶层的子弟不学无术，累及门庭。另外，魏晋南北朝后期是门阀制度衰落的时期，为了巩固家庭的地位，颜之推重视家庭的教育作用。曾国藩在与弟弟曾国荃讨论治家之道时，以其祖父曾玉屏为准绳，总结出治家八字诀，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1]，要家中子弟们时时谨记，刻刻勿忘，其治家思想与其父祖辈们一脉相承。中国古代社会尊孔崇儒，受儒家道德伦理的影响，无论是《颜氏家训》，还是《曾国藩家书》，都是以儒家思想教导子孙、规范后世，都凸显了我国古代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二）注重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在颜之推所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成为社会主要的哲学思想，这使得士大夫阶层迷醉于老庄之学，浮华空谈，对治国所需的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缺乏训练。颜之推尖锐地批判了士大夫阶层养尊处优、徒有其表的现状，认为他们“不知有丧乱之祸、耕稼之苦、战阵之急、劳役之勤”[2]，脱离生活实际，不会处理国家政务。颜之推主张家庭教育应该培养精通事务、脚踏实地的实用人才。颜之推将“实用人才”分为六种：朝廷之臣、军旅之臣、文史之臣、使命之臣、藩屏之臣、兴造之臣，这六种人都是掌握真才实学、善于处理时事政务的人。当然，我们不可能把这六个方面全部做到，只需要做好其中一个方面，擅长一种，也就能问心无愧了。

出于对社会现实的考虑，曾国藩对经世致用的实用之才大加赞赏，在教育上也反对空读书本而强调实际应用，“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3]，又告诫子弟力戒懒惰，除了读书学习，还要学洒扫、收粪、锄草，不要摆架子。

（三）家教内容丰富

颜之推和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在修身和治家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在修身方面，都重视孝悌教育和养生教育;在治家方面，都厉行勤俭教育并重视家庭关系。

1.重视孝悌教育

颜之推将孝悌教育放在首位。就孝而言，颜之推要求家族子弟尊崇长辈的心意，顺承父母的心愿，对待长辈应该温声细语、和颜悦色、不辞辛苦。就悌而言，颜之推要求兄弟之间互相关心，做到“兄弟相顾，當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4]。

曾国藩也认为孝悌是家庭之本，如果一个人无孝悌之行，即使考取功名，也是一个没有德行的人。因此，使家族长辈安乐、舒适，使家族兄弟、子侄和睦才是最可贵的，在孝悌上用功，学问上也会有所进步。他指出真正的“孝悌”不是读出来的，而是生活中具体可见的。他说：“弟宜时常在家，以尽温清之职”[5]，照顾好长辈的饮食起居，侍候在父母身边，就是在发扬孝悌，是道德的根本所在。

2.倡导护身养生

颜之推不主张子孙专心致力于神仙之事，但可以学习调养身体的方法。如果一个人能够养护精神，生活有规律，注意天气冷热，均衡饮食，适当服用药物，不至于夭折，就是爱护身体。颜之推自己也体验到了养生的好处：“吾尝患齿，摇动欲落，饮食热冷，皆苦疼痛。见《抱朴子》牢齿之法，早朝叩齿三百下为良;行之数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6]

曾国藩在家庭教育中也提倡养生之道。第一，要坚持养生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7]。第二，不提倡药疗。曾国藩满腹经纶，对中医也深有研究，他主张自我治疗，不提倡药疗。曾国藩劝诫别人要以不服药为上策，治身应以“不药”二字为药。他还将此方法传授给家人，使家人身体有所好转。

3.厉行勤俭教育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奢侈腐化之风日盛，门阀士族日趋败落。颜之推目睹了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对这种奢侈糜烂的风气深恶痛绝，极力主张家族子弟要节俭，但不能吝啬。颜之推明确了“节俭”与“吝啬”的不同：节俭是节省俭约、躬俭节用;而吝啬是处事小气，对穷急之人不予援助。如果能做到“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8]，就是最好的做法。

曾国藩认为在治家过程中有“四败”，第一败就是“奢败”，“妇女奢淫者败”[9]，他力倡勤俭。曾国藩主张继承先辈的勤劳精神，“为后人惜余福，除去勤俭二字，别无做法”[10]。后辈子孙，不能坐轿骑马，女儿不可以懒惰，要烧茶煮饭，儿子要教导新媳妇下厨熬汤、纺纱织布，种菜、喂猪、养鱼是一家人都要学习的。

4.重视家庭关系

夫妇、父子、兄弟是最为重要的三种关系，颜之推专门论述这三种关系。他认为，家庭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这三种关系。颜之推在论述夫妻关系时指出“夫不义则妇不顺”[11]，良好的夫妻关系是家庭美满的基础，也是处理好这三对关系的基础。对于父子关系，颜之推认为父子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12]。在兄弟关系上，颜之推认为兄弟之间应该互相照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13]，像侍奉父亲一样敬重兄长，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怜爱弟弟，就会使家族子弟互敬互爱，和睦相处。

曾国藩也强调家庭关系。首先，家族兄弟之间要和睦。兄长的话，弟弟应该听从;弟弟的请求，兄长应该答应。充满和气的家庭没有不兴旺的，只要兄弟和气，穷困小户也会兴旺，兄弟不和，世家大族也能衰败没落。其次，夫妻之间要保持亲近的关系。他认为：“婚姻百年之事，必先求姑媳夫妇相安。”[14]最后，亲戚邻里要保持友好的关系。待人要慷慨，要团结亲戚族人和左右邻居，切忌恃才傲物。

（四）家教方法多元

颜之推和曾国藩在家教方法上都提倡以身示教、环境熏陶和严格教育。

1.以身示教

颜之推很注重“自上而行于下”“自先而施于后”[15]的表率作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影响家族子弟。同样的一句话，人们更愿意相信亲近的人;同样的一个吩咐，人们更愿意听从所敬佩的人。颜之推治家甚严，也以身作则，比如他教导子孙应该爱护别人的东西，尤其是书籍，如果有破损的，需要修补好。他以身示范，每次阅读圣贤之书，总会严肃恭敬地对待，“不敢秽用”[16]。

曾国藩对家族子弟的要求都以身作则地体现在修身、为学、治家、为政等日常行为中。例如在为政过程中，“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分宵旰之忧”[17]。他一生俭樸，为官几十年，一直粗衣粗食，遇到隆重场合的时候才穿青缎马褂，每日吃饭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荤菜和一个素菜，数十年如一日，曾国藩以自己数十年的坚持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勤俭榜样。

2.环境熏陶

颜之推非常重视环境对子孙的熏陶，强调家族长辈的言行举止对子孙后代的感染。人在年轻的时候，品性未定，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环境的熏陶，“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18]。因此，家族长辈一定要时刻警惕自己的言行举止，避免给子孙后代带来不良的影响。

曾国藩看到了环境与人的密切关系，注重良好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比如，在为学方面，他主动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用自己的学习带动子孙后代的学习，泽被后世。在交友方面，他主张必须亲近良友，“亲近愈多，获益越多”[19]。在修身方面，他要求家族子弟多看书，按礼经的要求去做事，通过看书明理明事，践行孝悌伦理。

3.严格教育

颜之推认为最好的教育是把爱子和教子结合起来，反对只爱不教，因为有爱无教容易顾此失彼，产生不良后果。他认为严格教育才是真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包括鞭挞责罚，“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20]，这是管教子女的有效手段，可以使他们因为害怕而不敢犯错误。

曾国藩也主张严格的教育，他以为严厉是爱，偏宠是害。在为学方面，他主张“苦学二三年，不可抛荒片刻也”[21];在修身方面，他强调“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22];在治家方面，他要求后辈儿女不可坐轿骑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让仆人帮忙，要掌握基本的生活能力。

二、颜之推和曾国藩家教思想的不同之处

尽管颜之推和曾国藩在家教思想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在对待读书的目的、对待学艺的态度上，也存在不同见解。

（一）读书目的

颜之推出身官宦世家，虽强调重农事、知稼穑，但并不希望士族子弟去“耕田养马”，而是希望后辈都能成为“国之用材”，走仕途，成为对国家有用的臣子。在颜之推所处的年代，谋取一官半职是众多人的追求。另外，魏晋南北朝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据家世和德行进行官员选拔，门阀士族都在竭力维护士庶之间的界限。颜之推意识到单纯地依靠门第很难实现家族的繁荣昌盛，传统贵族的地位岌岌可危，只有依靠道德和才华，才能步入仕途，而读书是保证家族仕途顺利的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家族的生存之道。因此，要想使家族长盛不衰、位列高门，唯一的办法就是“整齐门内，提撕子孙”[23]。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双峰县的一个耕读家庭，其祖上世代务农，他的祖父虽没有太多文化，但却极其重视读书，一直鼓励儿子曾麟书考取仕途，但曾麟书人到中年才勉强考上秀才。因此，家人将读书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曾国藩身上，希望他改变家族命运。但曾国藩深刻认识到，步入仕途并非唯一出路，耕读才是立家根本，才是长久之计。因此，在给家人的书信中，曾国藩一直强调多读书、重勤俭。另外，曾国藩生在清朝末期，亲身经历了时代的动荡。虽试图救国家于危亡，发起洋务运动，但却以失败而告终;虽位极人臣，却一生坎坷。他厌弃官场斗争，并不希望子孙步入仕途、身陷官场。他鼓励家族子弟勤奋读书：“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24]

（二）对待学艺的态度

颜之推所处的时代，世家大族均以学习儒家经典为正道。同时，当时上流社会的生活要求“杂艺”是必需的。“杂艺”是四书五经之外的技艺，包括琴瑟、棋艺、书法、绘画、射箭、投壶、医术等等。这些技艺在生活中有实用意义，也有个人保健和娱乐的价值。但颜之推再三强调，对于“杂艺”可以适当了解，“微须留意”，但绝不可过精。颜之推列举了很多精通某种杂艺的人遇到的问题，不愿意后代去专攻杂艺，因为专精某种技艺，会影响经典的学习，耽误正事，造成负担。如围棋是一种高雅的游戏，但如果经常下棋就会“令人耽愦，废丧实多”[25];琴瑟使人神情舒畅，但如果以弹琴出名，就会“见役勋贵，处之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26]。

曾国藩对待“学艺”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发扬天赋。由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清王朝风雨飘摇，国家随时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以后能在乱世中生存和发展，他要求子孙后代必须掌握真实本领，拥有一技之长。他在教育子女时常常顺其天赋，尊重子女的兴趣特长，并主动帮助孩子发展这种兴趣，扬长避短。比如，其次子曾纪鸿并不热衷仕途，但酷爱数学，通天文地理，曾国藩一直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尊重他的爱好，支持他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文化。在他看来，只要掌握一门技艺，一生受用不尽，这也促使曾纪鸿成为晚清著名的数学家。在曾国藩之后的家族子弟中，少有当官者，他们大都留学英美，成为科技、文化、教育和艺术领域的杰出人才。曾国藩对待学艺的态度，从侧面体现出实用的思想。

颜之推和曾国藩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二人虽身处官场，但一生颠沛流离、深受磨难，相似的文化和政治背景决定了二人的家庭教育思想会有诸多相通之处。但是，二人出身背景、社会现实的差异又导致了二人在家庭教育思想上存在着不同点。纵观二人的家教思想，我们仍能得到很多启示，通过感受古人独到的家庭智慧，有助于今天建设家庭文明，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3][5][7][9][10][14][17][19][21][22][24]高宏存，唐万洁.曾国藩家书解读[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162，173，148，102，147，171，113，269，55，46，8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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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秦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