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丝·特里梅因

1

她和我一样，也是个寡妇，或者说她愿意让我这么认为。她给我看过一张褪色的照片，上面有个当兵的，穿着爱尔兰卫队的制服。“这就是我男人。”她说。

我问了几个关于他的问题，但她不想回答。她只说：“他是爱尔兰人，跟你男人一樣。你能看得出来，对不？从眼神里。瞧他多苍白，跟水似的。不过再多我就没法说了。”

她叫内尔·格林伍德，大我十岁，是我在诺福克路那条偏僻岔道上的邻居。我们两家的农舍挨在一起，就跟原本是一栋房子似的，可她却说：“不不，房子从来就是分开的，是两栋。都是农场雇工住的农舍。买一赠一，懂吗？是住家用的。两边都是哭哭啼啼的奶娃和小孩子。一点儿也不隔音，整宿都别想合眼。”

如今我们已是两个老妪，人生被我们抛在身后，像一场记不清又放不下的梦。我俩屋后都有个院子，中间隔了道尖木栅栏。夏天，我在自己这边种豆子、土豆和大黄。我还种了一圃明艳的花儿，有蜀葵、唐菖蒲和金盏花。我在铁丝笼里养了几只母鸡。一个来自东迪勒姆的人帮我用墙砖围了个庭院，我有时就待在里面，坐在一张帆布折叠椅上，听母鸡咯咯叫，听鸽子在树林里咕咕唱歌。

内尔那边长着荨麻、高草和野草，她说那是“上帝播种的”。私底下，我觉得内尔的院子丢了爱尔兰人的脸，不过她并不这么想，她喜欢这样。她说那是“大自然翻身作了主，不再任人摆布”。有时，我会看见她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顾遍地的荨麻，还伸手去抚摸羽毛般轻盈的草叶，一副对它们满意极了的样子，然后她会采集剪秋罗的茎，把它们装进她厨房桌上的一只罐子里。她院子的尽头立着一个金属架，本来是红色的，现在却锈成了土褐色，下面挂着一架小孩子玩的秋千。我注意到内尔从不走近秋千，只站在几步之外看它——她会站着一动不动，好像看得入了神。

一天，我对她说：“这秋千在你来的时候就有了吗？”

“噢，”她说，别过脸不看我，“不记得了，不过我想是的。我感觉它好像一直就在那儿。”

当时我们正站在各自的院子里，分处栅栏两侧。那是八月里一个炎热的上午，强烈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我看出内尔有些病怏怏的，眼睛泛红，皮肤发灰。我本来还想再问几个关于秋千的问题，但脱口而出的却是：“你还好吧，内尔？”

她愤怒地盯着我，就好像我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还好吗？”她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都快九十了，你居然问我‘还好吗？问我这差三个月就满九十的老太太？耶稣啊。省口气吧，太太。”

以前有几回她也是这样：突然蛮不讲理，突然火冒三丈。我想，人要是独居久了，像我俩这样，大概就会在别人面前口无遮拦，不再压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变得有什么说什么。我知道自己有时会行为怪异，一副急需社区服务救助的样子;我会跟电视里的人对话，还朝他们扔枕头。我把我的鸡当孩子养。“亲爱的小鸟们，”我会说，“你们都是我的乖宝宝。”每个老人都有三四分疯癫，虽说疯法各不相同。是生活让我们变成这样：它把每个人逼疯。不过在那个八月的夜晚，也就是栅栏边那一幕的当天晚上，发生了一件特别疯狂的事。

半夜三点，我被自家的门铃吵醒。

天还黑着。我从衣橱里取出猎枪。我一直把它擦得锃亮，上了膛，怕万一有狐狸来偷我那些宝贝母鸡。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手里握着枪。到了门口，我喊道：“谁呀？是谁？”

门外那人沉默片刻。夜里很热，我感觉汗水顺着我的脊背缓缓往下爬。随后传来内尔的声音：“让我进去，太太。我来救你了。”

我关上保险，把枪靠在伞架上，开了门。内尔站在门口，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条破破烂烂的睡裙，一双眼睛瞪着我。“我还以为得破门呢。”她说。

“破门？”

“我以为你给困在屋里了。”

“我为什么会困在屋里？”

“你在敲墙呀。我一下就惊醒了。开始我还想不出那是啥，后来一想，哦，老天，肯定是她一个人在隔壁求救呢。所以让我进去吧，我好看看你犯没犯脑溢血。”

我开了灯。内尔用力推开我家大门，走进来站在我狭窄的门厅里，她家的门厅也跟这一样，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门厅，只是正对楼梯的一小块四方形空间。她向我伸出双臂，把胳膊搭在我肩上说：“好了，太太。你说说看。”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内尔。

“说啥？”我问。

“你是说你不知道？你平白无故把我吵醒了！敲敲敲敲个没完，难道是敲着玩儿呢？”

我离开她，坐到楼梯上。

“我正睡着呢，你就来按门铃了。”我说，“我啥也没敲啊。”

“嗯？”内尔说。

“我没敲你的墙，内尔。”

“那好，”她说，“这两栋房子的构造我最清楚，你的卧室在你楼梯的右边，我的在我楼梯的左边，所以我们之间只隔着一面所谓的墙，也就是几根板条和一点灰泥。我有时都能听见你打鼾。我可没瞎说。所以咚咚声一响，我就知道是你。别装了。总之我过来了，知道吗，这叫见义勇为。”

我揉揉眼睛。背上的汗水正在蒸发，我有些发抖。

“谢谢你赶过来，”我说，“但我保证没敲你的墙。”

“那你肯定是梦游了。咚咚咚三下。停一停，然后又是咚咚咚三下。而且可大声了，我他妈的一下子就从枕头上弹起来了。”

我无言以对。

事情就这么开始了。

有些夜晚风平浪静，我还能睡个好觉;但在另一些夜晚，我却一次次被吵醒，不是夜里三点就是更晚，内尔每次不是按我的门铃，就是用什么东西敲我的卧室墙板，听上去像是榔头，还一边喊“停下！停下，太太！赶紧停下，否则我要告你扰民了！”

夏天还没过完。内尔院子里的荒草和荨麻实在太高，几乎遮蔽了秋千。而且，自打怪我敲墙那天起，她就再没去院子里散步。我每次待在院子里时，总会朝内尔那边张望，发现里面已经长满了蓟草。我总希望能看见她在那儿，希望我们能在阳光下清醒正常地交谈，但她却把自己关在房子里。

我决定送她些鸡蛋。虽说我们都是独居，但作为邻居，我们还是很关心彼此。因为，干吗不呢？

不知为什么，不养鸡的人总喜欢棕壳蛋而不是白壳蛋，就好像棕壳蛋更有味道（完全错误），所以我挑了六只棕壳蛋，把它们放进一只蓝色的瓷碗。我觉得这么摆好看極了：浅棕配青蓝。

内尔没有门铃，所以我只能敲她的门。她开门就说：“我就知道是你。你，还有你的咚咚咚！又怎么了这回？”

我捧起装鸡蛋的碗。“给，”我说，“昨天刚下的。”

内尔脖子上围了一条磨旧的棉围巾，她把围巾提起来挡住嘴。“我眼下吃不了多少，”她说，“说不定都没空儿煮它们。”

她看上去消瘦而疲惫。我越过她的肩膀，看见楼梯上满是她的东西——衣物、鞋子、杂志、药瓶、一捆捆信件——她好像决心清空她所有的抽屉，把东西一股脑全倒在那条绿瀑布似的楼梯毯上。她看见我在瞧那些东西，于是转向它们。“我在找一样东西，”她说，“到处都找遍了，却怎么也找不着。”

“你在找啥？”我说，“我能帮上忙吗？”

“好啦，”她说，“你问得真傻，太太。我要是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还能找不着吗，你说？”

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让我进来给你煮个蛋吧，”我说，“你喜欢什么火候。”

“四分半钟！”她不耐烦地说，“什么都不能超过四分半钟，多一秒我都受不了。”

我们进了门，来到她的小厨房，它就像我那间厨房的镜像，只不过台面上挤满了锅碗瓢盆，都是内尔从橱柜里翻出来的。

“这儿你也找了？”我说。

“当然啦，”内尔说，“每个房间我都找过了。”

我泡了壶茶，煮了两个蛋。我想内尔要是看到我吃，说不定也会想吃。

她在一张富美家塑料小桌上清出一块地方，我们面对面坐着，开始喝茶。内尔敲开鸡蛋顶部，凝视着它。“在爱尔兰，我家养过鸡，”她说，“那会儿我还没出嫁。我们有一只公鸡，尾巴是蓝黑色的，喜欢在园子里雄赳赳地踱步。它自以为是科克郡之王，它的确是，于是我就想，我也想像它一样——当某个地方的国王，或者女王什么的。我对性别不怎么敏感。不过最后都没实现。”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说。

“太对了。十常八九。”

她吃了一小口鸡蛋，像婴儿那样吮吸。我啜了一小口茶。就在这时，内尔突然定住不动，脑袋歪向一边，仔细听着什么。

“来了！”她说，“又来了！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

“咚咚咚啊。”

这些年来，我的听力每况愈下。要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庭院里，我倒还能听见鸡叫、鸽子叫和林间的风声，但有时候我却不得不把电视音量调大，好听清里面的声音。眼下，我屏住呼吸，终于听见门上传来一阵砰——砰——砰的声音。

“有人在敲你的门，内尔。”我说，“兴许是邮差。”

“噢，”她说，“噢……”

她站起来，用餐巾擦擦嘴唇，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一条缝。我跟着她走进小小的门厅，等着门外传来邮差雷吉快活的声音——他对工作极其上心，不会遗忘或弄丢任何一封邮件。但门口没人。内尔把门完全打开，我俩一起走进小小的前院，朝路上左看右看。

“没人，”内尔说，“但你听见咚咚咚了。”

“听见了。”

“没骗你吧。”

“没。”

“可这次是在门上，不是墙上。什么意思呢？”

我抓住内尔瘦骨嶙峋的胳膊。“不知道，”我说，“但我能确定一件事，内尔。敲门的不是我。对吧？我在吃鸡蛋呢。”

内尔盯着我。“没错，”她说，“没错。”

“而且听着，我以所剩不多的性命担保，夜里敲你卧室墙的也不是我。”

九月已接近尾声，寒风突如其来地造访了我们这条寂寥的岔道，诺福克的松树被它抽打得枝叶摇撼，发出阵阵悲叹。一阵风冷不防地吹来，掀动我们的衣服，我们能听见秋千生锈的链条在挂钩上吱吱作响。

“哦，”内尔说，“是秋千在跟我说话呢。是秋千，太太！我找来找去，却根本没想到它。我就差那儿没看了啊。”

“行吧，”我说，“咱们要不先把鸡蛋吃了，再去秋千那儿看看？”

“不，不，必须现在就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我们绕过内尔的房子，来到后院，“上帝”在里面种满了芬芳的野草。我听见内尔家的房门在我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们应该被锁在外面了，煮鸡蛋会在蛋杯上冷掉，但内尔毫不在乎。

我们一路拨开高草和酸模茎。头顶的天空似乎在逐渐转暗。秋千前后摆荡，仿佛被一个大胆的、看不见的孩子越荡越高。

“瞧那个。”内尔说，“那玩意儿简直邪了门了，从没这么邪门过。”

内尔走到秋千旁，伸出一只胳膊想阻止它，可秋千却乘着风势全速撞向她，击中了她的太阳穴，打得她仰面倒进了乱糟糟的草丛。我大喊一声。秋千在链条上尖叫。内尔倒在地上，瞪着天空，像个死人。我稳住乱飞的秋千，然后走到内尔身后，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把她往后挪了挪。然后我又跪下来，拾起她的手，感觉它冰凉冰凉的，像冬天田野里的一块石头。

“内尔，”我说，“能听见吗？”

她的嘴唇微微翕动，好像有话要说。

“内尔，”我又说，“能跟我说句话吗？”

她依然瞪着天空，这时，空中开始落雨，豆大的雨点砸在我们身上。我扶起她的肩膀，让她把头靠在我腿上。我看着雨水像圣油一样冲刷着内尔受伤的前额。我轻抚她的脸，抹去圣油。

“是谁？”她说。

她多瘦啊，比孩子都轻。我抱着她穿过草丛，跨过低矮的尖木栅栏，从后门进了我家。我听见母鸡们一看见我就冲向鸡笼，把我怀里的老妇人当成了一袋粮食。“去去，乖乖们。”我说。

我在厨房里歇了口气，把内尔放在地板上，找来一只靠垫给她当枕头，又给她盖上一条毯子。我给她的伤口上了碘酒，替她包扎好脑袋。她的眼睛滴溜溜直转，似乎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本想打999叫辆救护车，却不知为什么没打。所谓“不知为什么”，其实就是我这辈子从没打过急救电话，害怕那只是传说中的号码，是臆想出来的东西，电话那头其实根本没有人。它会响啊响啊，但没人会接。

相反，我上楼进了自己房间，点燃煤气炉，理好床铺。然后我回到内尔身边，她看上去像是睡着了，我抱起她，感觉她沉甸甸的，不是睡着就是死了。

我吃力地爬上楼，开始心口发痛，两腿发软，但我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一直想成为这样的人，像邮差雷吉那样一往无前，无论工作多么艰巨，条件多么恶劣。

我把内尔放在我床上。天花板很低——跟她那边的一样——过了一会儿，内尔抬起手臂，仿佛想触摸它。

“这样我起码能知道你没死。”我说，如释重负地笑了。

内尔盯着我。她把胳膊放下来，摸到墙壁，用力撑着它。

我坐在床尾瞧着内尔，心想，我得把她接过来了。她的门关上了，鸡蛋也冷在蛋杯里。我得管她了。

2

内尔这辈子有个秘密，它尘封已久，她只能一点一点地让它重见天日，艰难地寻回记忆，就像考古学家艰难地解读出土的骸骨。

她躺在我床上讲，我坐在床边听。我不时会提个问题——不過只在我认为她能回答时才问。大多数时候我都保持安静。她有时会在安静中睡去，我就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给她煮点汤，或者偶尔弄点爱尔兰炖菜，放上羊颈肉、蔬菜和薏米。她说，在科克，他们每个周日都吃爱尔兰炖菜。“我们就指着这道大众菜活着了，”她说，“吃着羊颈肉和胡萝卜，我心里美滋滋的。”

她又从炖菜讲到了她那个爱尔兰卫队的丈夫。“所以，”她说，“他从不是我真正的丈夫，因为他在英格兰已经有妻子了。你敢相信吗？”

“我信。”我说。

“所以后来他就离开我，回这儿找他妻子了。我只好待在爱尔兰，跟我妈相依为命，吃炖菜，在工厂做工，用羊毛给阁楼做隔热层。可你知道被爱人抛弃，心有多痛吗？我实在受不了那种痛，就辞了工，坐船来了英格兰。我想找回我的男人。我知道他们部队驻扎在诺福克附近，就到处找便宜的房子，然后从一个老甜菜农手里租下这地方，那人好像叫厄尼啥的。他手抖，比我在科克县的邻居还要呆，但人好。

“你那边农舍是空的，从战前起就一直空着。里面啥也没有，只有一张床在咱们这间屋子：也就是你的房间。它让我想起爱尔兰那些废弃的房子，都是大饥荒1时被人遗弃的，多少年来，它们被洗劫一空，最终土崩瓦解，再也没有人回去住过。”

“那么，”我说，“你男人呢？你找到他没？”

内尔一巴掌拍在她没受伤的太阳穴上。“男人啊！”她说，“找是找到了，但我俩怎么都合不来。所以后来我就彻底放弃了。离开他之后，我再没找过别的男人。他们只会让你一点一点崩溃，直到你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干什么呢？”

过了几天，她说不想再麻烦我了，提出要回自己那边去。但她还很虚弱，受伤的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其实我不想让她回去。我喜欢照顾她，这让我的日子有了奔头，比种花和养鸡管用。

我并不介意她占用我的床。我铺好隔壁房间的小床，睡在里面。

她几乎没出过我的房间，除了上洗手间或洗澡。一天，她让我帮她洗头，我拆下她的绷带，小心翼翼地给她抹上洗发水，再吹干她脆弱的发丝，给她戴上软发卷。在我拆掉发卷、替她梳头时，内尔笑了，就像一个年轻女孩对着镜中焕然一新的自己微笑。接着，她说：“我刚想到一件大好事，太太。自从我住进你家，那个该死的咚咚声就再没响过，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内尔，”我说，“那会不会是你的幻觉呢，嗯？”

“可你也听见有人敲我门啊，就在我摔倒那天。”

“没错。但那说不定是野兔巷那间平房里的小崽子呢，敲了你的门就跑到一边躲起来了？”

“有可能。我觉得这也说得通。所以那次是真的，但敲墙是我的幻觉？”

“我不是这个意思，反正我知道你以为敲墙的是我，但真不是。”

“除非你梦游。”

“是啊。可那样我岂不会把自己吵醒吗，啊？”

“唔，那可不一定。真的。你没听说过有些人还做着梦呢，就走到窗前跳下去了，到死都没醒过来吗？”

大多数日子里，她都会跟我说她想找一样东西。她说她梦见自己找啊找啊，她说自己在梦里管那件找不着的东西叫“伤心事”。“可那究竟是什么呢？”她说，“我为什么会这么叫它呢？我会找到它吗？”

“我不知道，内尔。我在想，你要找的会不会就是陪伴啊，而且你现在已经找到了——你找到了我。”

她沉默了，严厉地看着我，就跟不认识我似的。接着，她说：“我一直叫你‘太太，对不？叫了这么些年了。你是没有名字还是怎么的？”

“我有名字，”我说，“可你不一定会去记。”

“那倒是，”她说，“还真不一定。或者更糟，说不定我还老搞错，那样咱俩可就乱套了。”

这之后又过了几天，一天半夜一点，她叫我过去，我走进她的房间，看见她跪在我床上，扶着墙壁，把脸贴在上面。墙上贴着女孩子气的墙纸，画着野花编织的小小花环。

“就是这儿，”她说，“我想起来了！我看见月光照在这些野草上，就一下子全记起来了。”

“‘伤心事？”

“嗯。从头到尾都记起来了。因为她当时就在这儿。就在这个位置。”我坐在床尾。屋里冷飕飕的。

“谁在这儿？”我说。

“凯蒂，”她说，“后来他们说她根本不叫这个名字，但我是这么叫她的，她也是这么答应的。她在我这儿一直是‘凯蒂。她就是这么找到我的——敲墙。”

她一动不动，脸和手都贴在墙上，我没去动她，让她保持那个姿势，同时拽出我的晨衣往外走。我对她说我去弄点热饮来，然后下楼煮了牛奶，做热巧克力。

我把热呼呼的巧克力放在她的床头桌上，打开台灯，它投下一小圈暗黄的光。“好了，”我说，“给我讲讲凯蒂吧。”

她很难开头。她说她得从最后开始讲，从“伤心事”已成定局那会儿开始。

“那时我在坐牢，”她说，“不记得坐了多久。几个月还是几年。罪名是绑架。监狱里简直一刻不得安生，知道吗，完全没有安静的时候，晚上也有人尖叫。”

“你想来口热巧克力吗，内尔？”我问。

“不，一会儿吧，等我把这段讲完，监狱这段。后来，我又回到了农舍。算了，还是直接讲农舍吧，监狱的事我开不了口。从来都开不了口。”

“但我还记得自己走回家，发现什么都很脏，因为那栋可怜的房子根本就没人来过。那个脏啊！而且我自己也很脏，一身监狱味儿。我生上炉子，烧了点热水，水热之后，我就在浴缸里泡了好几个小时，想洗掉身上那股臭味。我一直攥着一只黄色的塑料鸭子，是在浴缸边上找到的，那是凯蒂以前的东西。那破玩意儿在水里从来立不住，我俩就笑啊笑啊，它一倒我们就笑——笑个没完。凯蒂笑得真好听啊，我以为那声音会一直在耳边回响，印在我心上，永远不会消失，但它还是消失了，知道吗？没了。全没了，只有我还在找来找去。”

“来吧，”我说，“喝点巧克力。”

她照做了。她说自己向来无法抵挡甜的东西，小時候在爱尔兰实在没怎么吃过。“有时候，”她说，“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妈会给我买一支冰淇淋，我就总想尽量吃得久一点。结果我每次都等得太久太久，冰淇淋全都化成了水，流得我一胳膊都是，然后我妈就会说：‘瞧见了吧，你根本就不想吃，是不是？你还把套头衫弄脏了，又浪费六便士。”

“凯蒂呢？”我沉吟片刻，问，“她喜欢吃冰淇淋吗？”

“哦，喜欢呀，”内尔说，“她在儿童之家从没吃过——她五岁被送到那儿的。他们根本没好好养她。她多瘦啊。我说她是我的蓟绒姑娘。她来我这儿时是八岁，但看上去不到，个子太小了。我从收留她的第一天起，就想尽办法给她弄好的吃。土豆、派、火腿、焗豆、牛奶、蟹肉酱、巧克力脆片。有时我们还在外面的高草丛里野餐：吃熟鸡蛋和火腿三明治，锡纸包的三角奶酪，还用那只棕色的旧罐子装苹果酒。她多喜欢那个呀！她会说‘内尔奶奶——她就是这么喊我的，内尔奶奶——‘我像在天堂一样。”

“所以凯蒂是孤儿啰，嗯？”

“不。她不是。从头到尾最可惜、最荒唐的就是这个。她属于那种孩子，当妈的疯了或者酗酒，没法照管她，所以才被送进福利院。但那地方很糟糕。那个所谓的儿童之家，就在迪勒姆过去一点。你没准还听说过吧？他们为了省钱就让孩子们挨饿，孩子们有一半时间都被锁在房间里，根本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也闻不到田里的马，听不见知更鸟唱歌……

“凯蒂在那儿待了三年。他们不教她读书写字，她什么也学不到。一天夜里，她偷偷溜走了，身上只穿了一件红大衣。你能想象吗？黑灯瞎火的，小凯蒂穿着红大衣，自己走了十英里。她走啊走啊，后来实在又累又冷，感觉必须躺下来。所以她就进了你的农舍——就是这间，当时它破败极了，房顶都快掉下来了——然后她上了楼，就在这张床上睡下了。接着，黎明时，她就敲我的墙了，那时窗外刚透进点亮光。”

内尔用装巧克力的杯子暖手。她一动不动，就好像只有绝对静止，她才能记起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我一言不发，等她继续讲下去。我听见屋外传来猫头鹰的啼鸣。

“我收留了她。换了你会怎么做，太太？我告诉她跟我在一起她很安全，再也不用回儿童之家了。我给她洗澡，想给她暖暖身子，她就是这时给我看了她带出来的那只小黄鸭。她说那是唯一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玩具，既没被偷走也没被没收。我们把鸭子放进水里，让它跟着水波起伏，看它不断翻倒，就这样，我听到了她的笑声。

“我家里有吃的。我一直把火腿挂在壁炉上，像在爱尔兰那样，烟熏过的火腿能保存更久。我把它们挂在那儿，可能因为总以为我男人说不定哪天会回来吧。真要说女人傻，也就这点傻！整天琢磨男人爱吃啥，想靠这个让他回心转意！男人还是回他老婆那边了，从没真正离开过她。我花了好几个月买火腿、熏火腿。什么样的傻瓜会干这种事啊！”

“熏火腿是美味啊。”

“说得没错，太太。确实是。所以凯蒂就有吃的了。她就坐在我的厨房里，喝牛奶，吃上好的火腿，就着面包和黄油。我对她说：‘要我帮你联系谁吗，还是你想跟我住一阵子？她一开始什么也没说，但吃完火腿，她就说她想睡了。我带她上楼，让她睡我的床，她把小黄鸭贴在脸上睡着了。到了早上，她说想跟我住，再不回外面去了，因为这世上没人想要她。”

内尔放下喝空的杯子。她倒回枕头上，说她得睡会儿了。她说她记起了太多事情，它们快从她脑袋里溢出来了。她说记忆能在脑中爆炸，像硫磺那样炸得又猛烈又持久，让你以为你的眼睛里正流出岩浆。

她说不清凯蒂跟她住了多久。可能有一年多，因为凯蒂整个夏天都在玩那架秋千，接着就是夏末了，这条路两旁的橡树上落下许多橡果，小女孩喜欢把它们捡来，用鞋油擦亮，在窗台上摆成一排。然后又是冬天了，不过内尔会在农舍的客厅里点起炉火，又买来书和笔，教凯蒂读书写字。“她学得很吃力，”内尔说，“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都没教过她。但她画画真叫厉害！简直是个小艺术家。她画的橡果上完色，看着就跟真的似的，她还画了一艘三桅帆船，漂在碧蓝碧蓝的海上。有一回她画了我，在我头上加了光环，肩头加了翅膀。”

我不得不问她有没有人来找过凯蒂。我眼看她一听这话，脸刷地白了。“有，”她说，“而且报纸登得铺天盖地的，说儿童之家有个女孩失踪了。可你瞧，太太，他们找错目标了：他们要找的是尸体。他们以为凯蒂被人拐走杀掉了。我想告诉他们：‘别以为这是电视上那种白痴警匪肥皂剧。谁也没死。凯蒂只是想找人照顾她而已，她找到了她的内尔奶奶。

“不过当然啦，我什么也没说。他们派来了一个年轻的女警察，看着跟女学生似的。我不准她进来，叫她走开，别拿那些破事来叨扰别人。我看见她羞得满脸通红。我知道凯蒂在后院里玩秋千呢，离这儿远得很。我就对女警察说，我一个人住好多年了，也没当过妈，她怎么就以为我能受得了客厅被小孩子弄得乱七八糟呢？我说我会做最好吃的爱尔兰炖菜，问她想不想学，她就走了。她肯定觉得跟这么个能从谋杀案聊到做饭的人闲扯是浪费时间。她要是绕到我屋后，就会看见那架秋千，看见凯蒂在上面玩，可她根本懒得去看。我觉得她一点儿也不会办案。”

内尔跟我说她向来没什么钱，只有国家发的一点救济金，但她还是去东迪勒姆的一家义卖商店给凯蒂买了衣服。傍晚，她俩会趁着暮色散步，听雉鸡在田野里咯咯叫。她说一切都很好，幸福极了，直到那天，巴贝奇姨妈突然从天而降。

“巴贝奇姨妈是谁？”我问。

“巴贝奇姨妈啊，”她说，“就是我妈的妹妹，芭芭拉。我们一直都叫她‘巴贝奇——原因已经忘了。我猜是因为我们开始叫她‘巴贝，后来自然而然就加了个‘奇。人有时候会把名字简化，有时候又会往里面加字，谁知道这种小把戏有什么意义呢？

“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巴贝奇姨妈挺照顾我的，偶尔会从海边的售货亭给我买棒棒糖。但我离开家的时候她还在爱尔兰。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可她就是这么个女人，喜欢给人惊喜，她站在我门前的时候，脸上全是藏不住的喜悦。

“那是数九寒天里的一个下午，我跟凯蒂正在火炉边画画，所以我的宝贝姑娘可不就冲到门口去看谁来了么，结果巴贝奇姨妈就问：‘内莉，这孩子是谁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爱巴贝奇姨妈。我想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但我知道这不行。我说凯蒂的妈妈病了（这当然不假，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了），那女人养病期间，她就由我照顾。

“巴贝奇姨妈进了屋。她带了个箱子，是那种老式的硬纸壳箱，不过上面有真正的锁，你一拨那个小插销，箱子就会像小丑盒子一样弹开。她问我收没收到她的信，我说：‘哪有什么信啊，巴贝，也许因为我们换了个邮差吧，他叫雷吉，可能还不知道这片地方归他管。她说：‘那太糟啦，内莉，不过你不介意的话，我准备在这儿待上两个星期。我在英格兰人生地不熟，所以你最好照顾照顾你姨妈，给我讲讲这儿的风俗，要不我估计会在英国的大雾里迷路呢！她最爱开玩笑了。凯蒂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立刻把自己画的海盗啦、青蛙啦、渔船啦拿给她看，还有我头戴光环的那幅画，她俩立刻就成了朋友。

“那晚我一宿没合眼，纠结着要不要向巴贝奇姨妈坦白。问题是，太太，我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一切都很自然，但我明白外人会怎么看：他们会觉得我绑架了凯蒂，偷走了她，剥夺了她的生活。可事实正好相反。她过去在儿童之家哪有什么‘生活啊，只有漠视和伤心。她闯进我的生活，就像夏天里忽然吹来的一阵凉风，可这没人能理解啊，不是吗？”

一想起凯蒂，内尔就打开了话匣子，不停地讲，想一股脑倒给我听。她说她脑袋里在放电影（她读成“菲林”），她必须不停地讲，直到电影放完为止。可我看出她其实已经讲累了。那天，她的胃口好像变差了，还沉沉睡了好一阵子。我说要不先到这儿吧，今天先讲到巴贝奇姨妈来访，可她说不，她一定要讲后面那段，“伤心事”开始的那段。

她说：“巴贝奇姨妈灵光得很，知道吗，太太？她看出凯蒂已经跟我住了好一阵子。一天夜里，巴贝奇姨妈跟我喝着白兰地和姜汁酒，从我这儿套出了实情。听完，巴贝奇姨妈对我说：‘咱们家族可有犯罪史啊，内尔，咱们是十恶不赦的爱尔兰人，要是你不去社区服务中心坦白这件事，他们就会这么说你。因为警察迟早会找到凯蒂的。

“我当场就拒绝了。我说凯蒂现在过得很开心。她有秋千、院子和花，为什么要送她回去过那种不幸的日子，夺走她的未来呢？可巴贝奇姨妈说：‘你们没有未来，内尔·格林伍德，这你是知道的。那孩子应该去上正规的学校，过正常的生活，所以你明天就去坦白一切，否则我就替你去。

“我一想到要失去凯蒂就难过，这她能理解。她暗示要是社工听了我的故事，要是他们知道凯蒂跟我在一起很开心，知道我很关心她，他们或许会让她继续跟我住在一起，只要我肯送她上学。

“可她这么说，只是为了哄我去那儿，让我把我干的事交代干净。巴贝奇姨妈知道凯蒂会被带走，孩子也确实被带走了。走的时候，她穿的不是那件小小的红大衣。那件衣服早就小了。但在我心里，她就是那么走的：在警车里越来越远，穿着她那件红大衣，趴在后车窗上向我挥手，哭得小脸都花了。

“就是这样了，太太。后来的事我也懒得讲了，无非是我被逮起来，被安了些莫须有的罪名。你能想得到吧，嗯？然后我就进了那座闹哄哄的监狱。他们不许我看凯蒂，这辈子都不行。我就想啊，好吧，这样的话，我只希望自己别活太长。

“可你瞧，我却活了这么久。你說怪不怪？我看我完全可以拿你打狐狸的那把猎枪一了百了，但我却没那么做。你对我好啊，太太，我不想脏了你厨房里的油布。可自从凯蒂走的那天起，我就真觉得活着再没什么意义了。我想可能就因为这个，我才这么久没想起这件事吧，直到又听见那个咚咚声。真难想象我怎么还在人间。我感觉我的心早就不在了。”

后来，内尔死了。

葬礼上没有别人，只有我和牧师，教堂里静得令人窒息。但我心说，内尔肯定不会介意，毕竟她那么讨厌闹哄哄的监狱。门外就是村镇绿地，我能听见孩子们在那里玩转椅、荡秋千的声音。

（本文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大师的灵感笔记——亨利·詹姆斯从未动笔的小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