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雅婷

小说《人世间》以周家为线索展开，描绘了文化大革命、知青下乡、恢复高考、国企改革、市场经济、城市改造……从1972年到2016年近五十年来的历史进程，通过周家三个子女不同的生活经历呈现了被裹挟进时代洪流中的人物或传奇或平凡的一生，书写了“身不由己又不甘于身不由己”的城市平民子弟的生活。这部作品自2018年出版以来，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小说的研究性文章已经从民间正义、责任、爱情婚姻叙事、人物形象分析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路文彬在《〈人世间〉：民间正义的担当及其可能》中，将《人世间》比作正义的民间之歌，认为小说中的人物之间都凝结着一种超越于爱情、亲情、友情的正义之爱，并呼吁正义的目的不应通过一种自我亏欠的方式而应出于自由个体的心灵的爱。刘军茹在《〈人世间〉：承担自我与他者的责任》中对小说中的人物以“是”的自由为基础，有责任的正义为原则，把自己和他者同时当作目的的人生之路作了分析。马媛颖《唯爱使人不凡》一文借由对小说中几段不同的爱情与婚姻关系的总结，呈现出梁晓声所表达的对于爱情、人性、命运、拯救等诸多价值观念的理解与抉择。其余两篇是有关小说主人公周秉昆和周秉义的人物形象分析：方晓枫将周秉义比作具有普罗米修斯般的奉献与坚持精神的受难英雄，在梳理其人生经历中对“造就周秉义”的原因进行分析。苏文韬通过对小说主人公周秉昆一生正义和善良选择的分析，提出《人世间》这部作品对重拾“好人文化”的价值。

总体来看，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分析诸多集中在周氏兄妹中。不同于从小就品学兼优的哥哥周秉义和姐姐周蓉，小弟周秉昆一直是普通甚至是“一根筋”的那一个，但郑娟一家的出现却让周秉昆的生活变得波折且有担当，郑娟、郑母以及盲童郑光明，三人身上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神性的光辉和宗教式的拯救观，给三人与周家的关系笼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而除了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意识之外，小说中的人物都秉承着一种宗教式的共同信仰——善，在无法与意识形态抗衡的民间生活中，在苦难和命运的不断打击下，本能地相互扶持、相互拯救。由于善的信仰而在苦难面前产生的包容和悲悯情怀，让叙述更具生命的张力，使小说获得了“神性”的在场。也为《人世间》这部现实主义力作，增添了几分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温暖底色。笔者试从“神性”书写的角度阐释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从而把握作者对作家社会责任的担当和对人性之善的终极关怀。

一、“神性”书写下的宗教品格

梁晓声是“好人文化”的倡导者，面对当下社会中好人稀缺，善良也遭到贬抑的状况提出中国民众亟需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他一直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反思中国人敬畏心的缺乏，认为人类最初的敬畏源自于宗教，因害怕受惩罚从而不敢做坏事。中国虽有宗教，却缺乏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圣地虽香火旺盛，但不同于真心的忏悔，人们多是将功利主义的追求寄托在宗教上。在《人世间》这部小说中，作者就赋予郑家三口神性般的宗教品格，让宗教在民间恢复应有的姿态，复燃了神性的光辉。

小说中与死刑犯涂志强未领证却怀有一个孩子的小寡妇郑娟，和一个不足十岁的盲少年弟弟，每日靠着走路已蹒跚的郑母卖冰棍和冰糖葫芦过活，居住在太平胡同的郑娟一家三口虽然生活凄苦，但作者的笔下却有特别的意义。主人公周秉昆答应了帮瘸子和棉猴每月给郑娟一家送钱的要求，但除了对涂志强家人的同情和善良的本性，更多促使他帮忙的原因是对同涂志强秘密结为夫妻的女人的好奇。对于周秉昆来说，居住在太平胡同的郑娟是神秘的，也是卑贱和罪恶的，首先她已是一名死刑犯没有名分的妻子，二十岁出头就成了怀有孩子的寡妇，而高高在上的自己是要去对她家施予帮助。初次见面时，周秉昆就被郑娟的美震慑和诱惑住了，目光里满是恓惶，衣衫不整、未梳未洗的郑娟是美、诱惑和罪恶的组合，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圣经·旧约》中偷吃禁果的夏娃，初见郑娟，她给周秉昆的感觉就像基督教中一出生便带有原罪的女子一样，代表着罪恶，也同样承受着苦难。但实际上她却更多有着“圣女”的意味。

在哥哥姐姐们定期读书交流的熏陶下，周秉昆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深，对《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叶尔绍夫兄弟》等都有所了解。他一见到郑娟就明确了她是自己要的女人，甚至将郑娟和高尔基《少女与死神》一书插图中牧羊女的形象完全重合起来，这并不只是偶然，俄罗斯作家创造出了许多富有宗教神圣色彩的光辉女性形象，“在俄罗斯文学中，女性被赋予了崇高的使命，成为对苦难进行救赎的载体和灵魂拯救希望的寄托所在”①，作者在描写周秉昆第三次见到的产后的郑娟时，用的是“四周变黑了，连孩子也在半黑半明之间，那小寡妇却处在光明中，像自身是发光体”②，被黑暗和苦难笼罩的郑娟却似圣女一样闪耀着光芒，在此时周秉昆的眼中，她既是苦难的化身同时又有着圣洁的、驱赶黑暗的力量。作者通过一种“神性”的隐喻构建了对郑娟宗教品格的想象。

郑母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妪，并没有切实的宗教信仰，但多年如一日靠着卖冰棍和糖葫芦将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抚养长大，这让人动容的经历本身就是以善的信仰作为指引。郑母虽然生活凄苦，但仍心怀感恩，总是教导郑娟一定要实心实意地对自己有恩的人好。在郑娟心中，妈妈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在带弟弟回家时，郑母反驳郑娟“弟弟是捡来的”说法。“别说捡。不管什么值钱不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捡，但人就是不能捡人。凡说谁捡谁的人都是不拿别人当人的人，是有罪过的。记住，这小弟是神赐给咱们的，说不定他自己就是神，装成瞎了的样子，看咱们以后怎么对待他。如果咱们对他好，那神也会对咱们好。”③也许这个老人，心里对神明的概念并不清晰，但她一定相信中国最基本的传统理念：善善相因、知恩图报。她即使对路边的小野猫或小野狗，也一视同仁，颠颠地跑回家拿东西给它们吃。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和智慧的象征，“慈”就是用爱护心，给予众生以安乐，“悲”则是用怜悯心解除众生的痛苦，“度一切苦厄”，解救众多受苦难的人。佛教强调的责任和奉献，救世度人和众生平等的观念，在郑母身上得以充分的体现。郑母一生对生命的尊重、悲悯和感恩的情怀也影响着郑家姐弟俩。

而文中唯一真正与宗教结缘的，无疑是郑光明了。这个举着彩色玻璃片感受阳光的眼盲男孩，虽然从小被剥夺了见到光明的能力，但却有着像是被萤光充盈着的柔软和温暖的内心。懂事的小光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向秉昆下跪请求帮助，为了成全姐姐和秉昆不做他们的累赘愿意选择离家出走，这种扎根内心的善良和牺牲精神与佛教的利他性和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的核心思想相一致，也是他之后能够皈依佛门，成为北普陀寺名僧“萤心”的前提。

小说中的郑家三口，不止有着人本性中的善，甚至具有了宗教意义上的“至善”，即比人性善更为完满、纯粹的爱与善，宗教品格的赋予在凸显三人形象的同时，给小说增添了神性的在场和悲悯的力量。

二、“神性”的辐射：善念下的“救赎循环”

宗教的本质都是神对人类精神的救赎以及向善的引导，是一种“他救”，而梁晓声的小说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神明，也没有将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成能够自我拯救的超越苦难的英雄，有的只有一个个性格鲜明的普通人，而这些虽然平凡但相互扶持、彼此拯救的善良人，“即使卑微，对于爱我们也被我们所爱的人而言，可谓大矣”④。

周秉昆第一次进入太平胡同时，是以一种拯救者姿态出现在郑娟一家的生活中的。他抱着对郑娟的好奇和甚至是自私暴力的冲动，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郑娟实施了一种近乎怜悯的拯救。对于郑家的情况来说，周秉昆受棉猴和瘸子之托带来的四十元钱，无疑是她们的救命钱，但看似柔弱的郑娟却厉声拒绝了这份怜悯。郑娟凛然的目光，郑母的苦苦哀求和光明的突然一跪，让周秉昆来时的优越感和对郑娟产生的狂野冲动登时变成了羞耻感，郑家贫苦无助的生活状况和盲少年真切的恳求，让周家这个“一根筋、缺心眼儿、不懂人情世故”的“老疙瘩”周秉昆一下长大了，他“不再因为自己出生于光子片而耿耿于怀了，不再因自己以自尊为代价终于调转成了工作岗位，却仍是一名苦力工而耿耿于怀了，不再因姐姐的所作所为而一直难以原谅姐姐了，不再怕涂志强继续侵入他的梦中了”⑤。是郑娟一家，让这个一直被哥哥姐姐庇护着的、抱怨生活的年轻人感到“内心里空荡荡的，然而并不是虚无的状态，他觉得有种类似块根的东西在内心深处开始发芽。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使他内心充满悲伤”⑥。此时，也正是周周秉昆的第一次成长，责任与担当这一块根在秉昆心中落成，他也开始直视自己的内心，懂得了“看清自己，总是比看清别人要难……自己内心的丑恶，也许比自己一向以为的别人内心里的丑恶更甚”⑦。忏悔式的宗教体验让原本作为拯救者降临的秉昆受到内心的洗涤，仿佛进行了一场忏悔和赎罪的自我审视，纠正了对郑娟的态度同时收获了自身的成长。小说中有意识的玄思，无疑表现出了一种“神性”。

在周秉昆对郑家持续每月35元的帮助下，二人的爱情也逐渐加深。一年多后，瘸子与棉猴被判刑入狱，郑母去世，郑娟走投无路要将孩子送人抚养时，周秉昆已经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郑娟的一切麻烦，他将家里最为贵重的镯子当了接济郑家，再一次充当了拯救者的角色。但在这之后，二人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周母受到刺激成为植物人，郑娟便帮忙照顾周母和周蓉女儿周玥的生活，周秉昆又因宣传反动诗歌而被捕入狱，半年间，她独自承担起这个由两个孩子、一个盲少年和一个植物人母亲组成的“家”，还要承受着别人的目光和非议，即使如此，这个坚强乐观的女子仍是满怀感恩之心。郑娟连日操劳让周家正常运转起来，甚至为周母按摩到手指起茧变形，终于让瘫痪已久的周母结束了植物人的状态。在周秉昆为与楠楠生父争夺孩子抚养权而被捕入狱的12年间，她仍旧独自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周秉昆一生波澜曲折，但郑娟却从未抱怨，是她的乐观和随和给他们清贫的生活带来满足和欢欣，“有一类女人似乎是上帝差遣到人间的天使，只要她们与哪一户人家发生了亲密关系，那户人家便蓬荜生辉，大人孩子的心情也会好起来。她们不一定是开心果，但起码是一柱不容易灭的提神香”⑧，乐观甚至已经成为了郑娟的一种信念。这个内心干净的女人靠着对丈夫的爱和对生活的感恩，在周秉昆最艰难的时刻给了他支撑，成为了他心灵的依托，信念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

郑娟因楠楠的去世过度悲伤而患上抑郁症，那时郑光明已经成为北普陀寺的名僧，在他的照看下，郑娟恢复了精神，楠楠也得以安葬在了北普陀寺地界内，由僧人们照管，周秉昆一直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一家人终于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从前那个期望着光明的等待着被照耀的盲少年，再度来到姐姐家中，却成为了他们一家的拯救者，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周秉昆从前“以拯救者的姿态，频频进入他们的生活，称心如意地成了郑娟的丈夫”⑨。但生活一直在继续，谁拯救谁已经无法说清，郑娟一家给了周秉昆以成长，郑娟和郑光明更是在周秉昆无助的时候给予关键性的帮助，周秉昆也多次成为被拯救者。“拯救与被拯救”的叙事模式本身就有着神性的象征，这种善念维系的救与赎的循环，也正符合佛家因果报应的伦理法则。

三、“神性”的指涉：动荡时代下人性的变化与恒长

作者的“神性”书写在与人性的映照中更凸显其意义。在“神性”书写中，神性是相对恒定的，因为被赋予神性的人格保持着对普遍人性的超越形态。小说将静态恒常的“神性”与在时代翻涌中不断变化的“人性”进行对比，将“人世间”最普遍的神性指涉——善，这一信仰凸显出来。

小说所呈现的五十年来的历史，波澜诡谲、风云变幻，书中人物的命运也浮浮沉沉毫无定数。社会在不断变化，知识青年下乡又返城，从国企改革到下海经商，从恢复高考到出国潮，跟随时代不断游走的小人物们工作换了又换，住所修了又修，亲戚朋友们的关系由紧密到破裂，时代在变，每个人也都不断想办法去应对，以期在这变幻莫测的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周家每年一次的聚会中，总有昔日好友的消息，其中有欢乐和温情，也不乏充斥着人性阴暗面的暴露，像唐向阳知法犯法、作伪证，德宝和春燕贪得无厌还抱负有恩于自己的人，还有像龚维则被物欲蒙蔽了双眼的腐败行径……在时代的浮沉中挣扎的普通人因为欲望而使人性受到侵蚀，而以善为信仰的人们，却能保持温暖的本心。

“古往今来，人间福祉，总是最后才轮到苍生……天下苍生只有耐心盼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所谓巨变，无非是又换了一茬茬权贵而已……”⑩萤心参悟佛法，明心见性，达观通透，因而面对时代的巨变内心毫无波澜。郑娟却只是一名家庭妇女，不同于刘春燕善于走上层路线、于虹在家庭经济方面、吴倩在人情世故方面的精明，她更多的是被人们说“有点儿二”，她整天高高兴兴地生活着，社会的巨变没有迁移她善良的本性，苦难的生活没有磨灭她乐观的信仰。住在破败的太平胡同里心安意定，白花1600元却只住上几天小苏联房也能毫不计较，只当一场美梦，房顶被积雪压塌还能去欣赏支撑危房的钢管。周秉昆两次被抓入狱，她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照顾着自己的小家，爱着自己的亲人，在平淡的生活中把握自己的快乐，不将得失看得过重，也不看轻什么，这样一种淡然、随遇而安的性格，使得郑娟对迎面而来的苦难都能一笑置之，这种态度正好契合了佛教关于净心的心性论。她达到了一种“禅”的生活境界，做到“不生思虑，直指本心”，使得外界环境变化对她产生的影响最小化，即使在苦难的冲击多于平淡生活的时代中，也能悠然自得。

除了在动荡的历史进程中郑娟表现出来的随遇而安、乐天知命，在这份恒长里，更多的是这些平凡的底层人物所表现出来的善，正如萤心的祝愿：“一时善，一时佛；一事善，一事佛；一日善，一日佛；日日善，人皆佛。善善相报，佛光普照。”⑪不论是基督教的福音与救赎，还是佛教的因果、善恶和利他的宗教教义，都同时指向“善”这一基本根柢。《人世间》中神性的具体指称也是“善”，在小说所描绘的中国近五十年的历史中，正是通过每个底层人物辐射出来善念构成牢不可破的网来抵抗苦难的降临，悦纳时代的变迁。即使亲情这一草根阶级赖以抵挡生活和命运打击的最后盾牌，在艰难时代的风霜雨雪侵蚀下也容易变得锈迹斑斑，“善”却不会，这一让无数中华儿女奉若宗教的信仰，让像秉昆、赶超、国庆这样的人家可以在时代的寒冬中抱团取暖，也能共同扶持着进入美好的新时代。小说中人物众多，阶级立场有别，知识水平不同，但多数都是善良的好人，洁身自好的高级官员周秉义、勇于担当的周秉昆、一心扑在秉昆一家上的好媳妇郑娟、无怨无悔为周家奉献的姐夫蔡晓光，还有多次对秉昆伸出援手的曲老太太、白笑川、邵敬文……正是这些以善为信仰的人们，在动荡的时代中闪耀着善良的神性光辉。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文学不是把哲学知识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中，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一般态度”⑫。梁晓声在采访中也多次表示，现实主义应寄托对人的理想，文学作品应带给广大平民以温度。《人世间》作为作者对现实主义致敬的一部作品，里面不单单描绘了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道尽了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这份“应该怎样”，寄予了作者对生活、对人的理想，让现实主义体现其应有的温度。作品中对于人性的神性书写，将《人世间》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和善的信仰，由底层人民的生活层面推向神性之维度，赋予小说一种超越性的审美，“神性”品格的注入也为小说所描绘的五十年来沉重的历史营造了轻盈的存在。更将植根于民间的善良信仰和作者一直提倡的“好人文化”置于读者的面前，“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

①柏云飞《圣爱与拯救——19世纪俄罗斯经典小说的女性形象分析》[D]，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②③⑤⑥⑦梁晓声《人世间》（上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379页，第389页，第97页，第99-100页，第99页。

④梁晓声《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A]，载于《梁晓声散文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88页。

⑧梁晓声《人世间》（中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⑨⑩⑪梁晓声《人世间》（下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234页，第232页，第432页。

⑫[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