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

摘 要： 《五柳先生传》应为陶渊明中年时创作，此时陶渊明辞官不久。陶渊明饮酒并非单纯嗜酒，而是借酒逃避对黑暗的社会环境和生命有限的事实的恐惧。以五柳先生代称人物或因受道家思想及前代隐士的影响，或为有别于魏晋时重视门第家族的社会风气。《五柳先生传》确与《汉书·扬雄传》存在相似之处，但不能就此判定前者根据后者的一部分改编。

关键词：创作时间;心态;互文性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4-082-02

学界对《五柳先生传》的研究成果众多，王瑶、逯钦立等考证了《五柳先生传》的创作时间，张哲俊等对五柳的含义做出解读，吴国富率先指出《五柳先生传》与《汉书·扬雄传》的相似之处，此外还有其他研究成果。总体上看量多质优，但对有些问题仍莫衷一是，本文将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五柳先生传》的创作时间

《五柳先生传》原文并未明确标明创作时间，王瑶认为“《五柳先生传》之作在渊明为江州祭酒以前”“今暂系此文于晋太元壬辰（三九二），本年渊明二十八岁”，认为《五柳先生传》为陶渊明青年时的作品。逯钦立则据无怀氏、葛天氏之典，推测此文作于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五十六岁时。

按，对隐士的钦慕与时代无甚关系，特别是本就十分向往自然的陶渊明。五柳先生门前有五柳树，而作者其他作品中提及门前有五柳树的有《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蜡日》、《拟古九首》其一。假定陶渊明作《五柳先生传》确因自家门前有五柳树，这三首诗中的柳树为实写，且五柳树仅一居住地有，则此文应写于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青少年时受佛道儒的综合影响，思想较为复杂，而《五柳先生传》表现的思想主要是道家的出世超脱。五柳先生的性格、爱好、作风、志向、思想情绪和艺术风格明显不是意气风发的，特别是陶渊明这样幼时思想以儒家为主导，有远大抱负的青少年的状态。因此，本文不应写于作者青少年时期。

陶渊明晚年贫病交加，其时诗多写贫困生活，常带有知音难遇的感伤和愤世疾俗的抗争意味。《咏贫士》“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有会而作》“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其状态与《五柳先生传》中自甘清贫、从容坦然截然不同。因而《五柳先生传》也不应作于其贫病交加的晚年。因此合理的推断是本文写于陶渊明刚归隐时。此时陶渊明刚摆脱了其视为樊笼的官场，回归向往已久的田园，沉浸于重获自由的喜悦，尚未直接面临经济的压力和疾病的折磨。所谓“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表现的是其对未来的理想规划。因此宜从刘世林的观点“《五柳先生传》的写作时间应为晋安帝义熙二年丙午（公元四О六年），渊明本年四十二岁。”

二、陶渊明对酒的态度

陶渊明曾在作品中大量提及酒，如《时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答庞参军并序》“我有旨酒，与汝乐之”及著名的《饮酒三十首》。在这篇通常被认为是陶渊明自传的《五柳先生传》中五柳先生也同样嗜酒。酒，已经成为陶渊明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对陶渊明作品中提及酒的篇章进行分析，却可以发现陶渊明的嗜酒绝不止于简单的喜爱酒，而是往往与对人生的感慨，尤其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有关系，如《形赠影》中“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认为人生在世谁都难逃死亡，进而“举目情凄洏”因而“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希望通过饮酒暂时忘记这个事实，排解自己因此产生的悲怆情感。在《影答形》中认为既然生命永存不可能，与其饮酒行乐，不如立下善德，留给后人。在《九日闲居并序》中认为“世短意恒多”而“酒能祛百虑。”陶渊明青年时“猛志逸四海”，然而年近四十却仍功业无成，官场的尔虞我诈也使其心灰意冷，“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加之天生向往自然，最终选择归隐。嗜酒很大程度上是要借酒这个“忘忧物”来“祛百虑”。正如萧统所言：“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

三、无传主名字的原因

《五柳先生传》中并无传主姓名，“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而仅仅以似极为随意的“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为命名方式。这与传统为人作传的惯例截然不同，模糊了时代背景，传记的历史留名功能也因此消解。此现象有如下可能：其一，受道家思想影响。陶渊明本人处在佛、道大盛的魏晋时期，族中叔父陶淡“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不婚娶。……颇好读《易》，善卜筮。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养一白鹿以自偶。……州举秀才，淡闻，遂转逃罗县埤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好导养之术、辟谷、结庐深山、与白鹿为偶，俨然道家举止。而其从弟陶敬远“心遗得失，情不依世。 ……遥遥帝乡，爰感奇心，绝粒委务，考槃山阴。……晨采上药，夕闲素琴。”陶渊明与这位堂弟关系亲密，“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龀，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欢，冬无缊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同道士来往甚密。因而陶渊明受道家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其对《山海经》、《穆天子传》等道教经典十分熟悉，作品中也常出现王子晋、赤松子等道教人物，如《述酒》“王子爱清吹”，《连雨独饮》“世间有松乔”，更有《<读山海经>十三首》这样明确涉及道家经典的作品。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盖《穆天子传》、《山海经》俱屬道家秘笈，而为东晋初期人郭璞所注解，景纯本是道家方士，故笃好之如此，渊明于斯亦习气未除，不觉形之吟咏，不可视之偶尔兴怀。”而《庄子》也强调“名者，实之宾也”。

其二，有别于魏晋时重视门第家族的社会风气。名本为实之宾，命名初时只为方便称呼，与实并无必然联系，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儒家地位的提高，名字尤其是姓氏日受重视。冠以父姓带有很强的父系社会和宗法制的痕迹，姓在名前是因重视宗族，姓氏与郡望相连，门第意味强烈，同族同辈子弟名中多有一字相同，长辈为子弟起名也多带期许。过分重视姓名，人物本身的性格、志趣等特质易被掩盖，人与人相处通过门第等外在标准来衡量，难以做到自然纯任。因而《五柳先生传》摒弃世俗名姓便合乎情理了。正如钱钟书所言“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第者而破除之尔。”

其二，众多隐士多不知名姓。隐士多隐居山中，绝少与人交往，行踪难测，也多无意自报姓名，青史留名，因而姓名也难知，如《列仙传》“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且这些人多数不知来处、不知去处、神龙见首不见尾，如《列仙传》“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黄帝“柩空无尸，唯剑舄在焉。”

四、《五柳先生传》是否与《汉书·扬雄传》存在必然联系？

吴国富在《“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中指出，《五柳先生传》受《汉书·扬雄传》影响极大，为仿照后者的一节写成。按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第十八“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确曾提及扬雄，但数量太少，孤证难立。吴国富所列证据主要在“雄少而好學，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五柳先生传》与此段相似之处为：少而好学，不求甚解，安于贫贱，不邀名爵，闲静少言。然而这样的文字与其说描述某个特定的人，不如说一类人，即并非仅 扬雄一人，如颜回便与这样的描述也极为相似。五柳先生“闲静少言”，扬雄却是因口吃而不言，一为能言而不言，是为明智，一为不能言而不言，是避自短，二者存在本质差别。即使陶渊明创作《五柳先生传》时确受《汉书·扬雄传》的影响，也不至于“为陶渊明仿照《扬雄传》的一节写成”这样的程度。

五、结语

《五柳先生传》中对创作时间的判定应结合作品所呈现出的写作风格和心态，以及作者在特定年龄段的思想与个人经历等;以五柳为人物之号体现出作者的个人思想，也与时代背景不无关系;不同作品在文本和思想上存在一定相似性实属正常，然而对其互文性的判定仍需谨慎，在没有或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仍应采取较为保守的观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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