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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的初心和使命

2019-09-24文_卢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9年9期
关键词: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主义

文_卢 毅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正如毛泽东一语概括:“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他还阐明,“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诸多典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望革命先驱的初心之路,重温他们的壮志豪情,对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近代中国,风雨如磐,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都是从挽救民族危亡出发。如李大钊在临刑前的《狱中自述》中写道,他读完中学后,有三种学校可供选择:一是军医学校,一是银行专修所,一是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此后,“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由是,他下定决心要挽救“神州陆沉”,“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226、230页)。

周恩来的求学经历与此类似。他在东北读小学时,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说为光耀门楣,有的说为了明礼,有的说为了帮父母记账。周恩来则慨然回答:为中华之崛起!到南开后,他又在演说比赛时大声疾呼:“危险之期,困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也耶!国诚危矣。愿吾最可敬可爱之同学,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这一时期,周恩来还一再强调一个人必须确立远大的志向,“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50、328页)其言辞中洋溢着救国济世的家国情怀。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老一辈革命家也充满了信心。1917年,周恩来留日前曾书赠好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同上,第3页)。1918年,李大钊在比较了东西文明后明确表示:“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毛泽东1919年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喊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页)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

二、“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如果说“振兴中华”是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那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宗旨。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他还说,国民党也讲“爱民”,但“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了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8页)。

毛泽东年轻时就有感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产生了通过革命来改变社会的使命感,从而“定下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页)。后来,他更将“为人民服务”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这就是他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人民立场。刘少奇也说:“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周恩来同样讲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他自己亦率先垂范,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人民,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老一辈革命家非常注重了解民情,“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7页)。与此同时,他们还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字里行间,一言一行,都始终践行了其所奉行的群众路线。

三、“知之而后信之”

为了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4页)。而在这点上,老一辈革命家大多经历过一个上下求索的曲折过程,不少人都是经过对各种主义的反复比较,最终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救国救民。唯其如此,他们的信仰方更笃定,初心才更坚决。

关于信仰,毛泽东早年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曾批注:“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同上,第227—228页)这无疑是主张知、信、行统一。而他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好友周士钊的信中表示:“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同上,第474页)这说明他此时尚未确定自己的信仰。但到该年冬,他在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后,终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他写信告诉蔡和森等旅法新民学会会员,“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后来他还向斯诺坦承,有一段时间,“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131页)

无独有偶,刘少奇的思想轨迹也是这样。1921年冬,正在留俄的他看了《共产党宣言》后,受到很大触动,“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9—400页)。他还说:“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周恩来同样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1921年初,刚到法国的他致信表兄:“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这显然反映了一种审慎的态度。在他看来,欧洲主要有两种可供借鉴的社会改革方案:一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二是英国的社会改良,“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此处“中和”一词,无疑是主张调和二者之意。但在对欧洲进行一年的深入考察和思考后,周恩来最终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1922年3月,他致信朋友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他还解释,“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但“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4、40—41、46页)。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陈云回忆:“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贺龙也说:“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页)刘伯承的经历更是引人深思。1923年,已是川军名将的他正苦闷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方时,老友吴玉章邀请其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不料却被婉言谢绝。刘伯承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刘伯承回忆录》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除了将各种主义、学说进行对比外,还随吴玉章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实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两年多的所见所闻,让刘伯承深切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在1926年5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不难看出,老一辈革命家确立信仰绝不是轻易地。他们从救国救民的初心和使命出发,广泛推求比较各种思潮,经过了理性思考,才最后确定了自己的信仰。唯其来之不易,方才知之愈深,信之弥坚,正如周恩来所说:“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他们在选定了信仰后再也没有任何的游移和动摇。这种经历,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深切回忆:“那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列著作,15岁的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在读书过程中通过不断重新审视,达到否定之否定、温故而知新,慢慢觉得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实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一条必由之路。这种通过自己思考、认识得出的结论,就会坚定不移。”因此,“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只有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真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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