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卢 毅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正如毛泽东一语概括：“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他还阐明，“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诸多典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望革命先驱的初心之路，重温他们的壮志豪情，对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近代中国，风雨如磐，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都是从挽救民族危亡出发。如李大钊在临刑前的《狱中自述》中写道，他读完中学后，有三种学校可供选择：一是军医学校，一是银行专修所，一是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此后，“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由是，他下定决心要挽救“神州陆沉”，“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4、226、230页）。

周恩来的求学经历与此类似。他在东北读小学时，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说为光耀门楣，有的说为了明礼，有的说为了帮父母记账。周恩来则慨然回答：为中华之崛起！到南开后，他又在演说比赛时大声疾呼：“危险之期，困难之境，孰有过于今日之中国也耶！国诚危矣。愿吾最可敬可爱之同学，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这一时期，周恩来还一再强调一个人必须确立远大的志向，“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50、328页）其言辞中洋溢着救国济世的家国情怀。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老一辈革命家也充满了信心。1917年，周恩来留日前曾书赠好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同上，第3页）。1918年，李大钊在比较了东西文明后明确表示：“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毛泽东1919年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更喊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页）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

二、“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

如果说“振兴中华”是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的共同梦想，那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宗旨。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他还说，国民党也讲“爱民”，但“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了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58页）。

毛泽东年轻时就有感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产生了通过革命来改变社会的使命感，从而“定下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页）。后来，他更将“为人民服务”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这就是他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人民立场。刘少奇也说：“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页）周恩来同样讲过：“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他自己亦率先垂范，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人民，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老一辈革命家非常注重了解民情，“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7页）。与此同时，他们还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字里行间，一言一行，都始终践行了其所奉行的群众路线。

三、“知之而后信之”

为了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54页）。而在这点上，老一辈革命家大多经历过一个上下求索的曲折过程，不少人都是经过对各种主义的反复比较，最终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救国救民。唯其如此，他们的信仰方更笃定，初心才更坚决。

关于信仰，毛泽东早年在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曾批注：“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即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同上，第227—228页）这无疑是主张知、信、行统一。而他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是经过了这样一个心路历程。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好友周士钊的信中表示：“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同上，第474页）这说明他此时尚未确定自己的信仰。但到该年冬，他在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书后，终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他写信告诉蔡和森等旅法新民学会会员，“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后来他还向斯诺坦承，有一段时间，“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131页）

无独有偶，刘少奇的思想轨迹也是这样。1921年冬，正在留俄的他看了《共产党宣言》后，受到很大触动，“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99—400页）。他还说：“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周恩来同样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1921年初，刚到法国的他致信表兄：“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这显然反映了一种审慎的态度。在他看来，欧洲主要有两种可供借鉴的社会改革方案：一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二是英国的社会改良，“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此处“中和”一词，无疑是主张调和二者之意。但在对欧洲进行一年的深入考察和思考后，周恩来最终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1922年3月，他致信朋友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他还解释，“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但“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4、40—41、46页）。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陈云回忆：“我先是相信吴佩孚的，后来相信国家主义，后来又相信三民主义，最后才相信共产主义。因为经过比较，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最好的主义。”（《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贺龙也说：“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页）刘伯承的经历更是引人深思。1923年，已是川军名将的他正苦闷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方时，老友吴玉章邀请其加入正在筹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不料却被婉言谢绝。刘伯承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刘伯承回忆录》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除了将各种主义、学说进行对比外，还随吴玉章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实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两年多的所见所闻，让刘伯承深切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在1926年5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不难看出，老一辈革命家确立信仰绝不是轻易地。他们从救国救民的初心和使命出发，广泛推求比较各种思潮，经过了理性思考，才最后确定了自己的信仰。唯其来之不易，方才知之愈深，信之弥坚，正如周恩来所说：“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他们在选定了信仰后再也没有任何的游移和动摇。这种经历，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深切回忆：“那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列著作，15岁的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在读书过程中通过不断重新审视，达到否定之否定、温故而知新，慢慢觉得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实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一条必由之路。这种通过自己思考、认识得出的结论，就会坚定不移。”因此，“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只有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真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