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朝阳

大同地区蒙元墓葬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 世纪50年代，根据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大同地区共发现蒙元墓葬6 座，均分布在大同市区及其附近，为研究大同地区蒙元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大同蒙元墓葬葬式多样，随葬品特点鲜明，壁面装饰多壁画。本文拟对大同地区蒙元墓葬出土的陶明器从类型、摆放位置、组合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陶明器的发现情况、类型、摆放位置与组合关系

大同地区目前出土有陶明器的墓葬共5 座，其中纪年墓葬计4 座，纪年不详墓葬1 座（截止2018年底）。纪年墓葬年代最早为葬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的崔莹李氏墓，最晚为葬于大德二年（1298年）的毛氏墓，时间跨度近四十年。墓葬出土陶器均为生活日用品类，细分可分为仿木家具和祭供器两大类。

1.崔莹李氏墓[1]

出土器物共46 件，其中陶器39 件，灰陶质。

由于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墓内随葬品均已移出，排列摆放位置不知。出土时匜置于圆盘中，两件兽头柄六棱杯置于长方形托盘中。香炉内有香灰。两烛台和两带座长颈瓶均为上半部涂红，下半部涂白。

2.冯道真墓[2]

出土器物共45 件，其中陶器1 件，灰陶质。大陶碗放置于墓室西南彩绘人物木房屋前。

3.王青墓[3]

出土器物共54 件，其中陶器30 件，灰陶质。

由于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时，当地工人已将墓内较完整的文物取出，大部文物已被翻乱。但经过调查整理，结合当时取物者谈话情况，可看出原来随葬物品的排列次序：随葬品置于两棺大头之前，作供奉之状，为死者享用，从东到西，整齐地排列成三行：从东第一行放有陶椅及方形供桌，桌上置陶碗、碟、洗3 件；第二行置有长方供桌2 件，桌上置有灰陶瓶 3 件、带座碗 3 件、碗 2 件、碟 3 件（内放有核桃），圆盒1 件，香炉、蜡台一套3 件；第三行置有长条供桌2 件，在靠南桌上有碗、碟2 件，在第二、三供桌前侧出有陶影屏、陶巾架2 件。

结合简报中的器物描述，通过对比有一些疑问：一是小长方形供桌放置于何地和桌上摆放何物，第三行长方形供桌（北）上摆放何物；二是通过摆放描述共有碗7 件，分别为带座碗3（第二行长方形供桌带座碗3）、碗4（方形供桌1、第二行长方形供桌碗2、第三行南长方形供桌碗1）；器物描述中碗7 件，分别为带座碗6、大陶碗1。对比照片大陶碗放置于小长方形供桌上，与摆放描述矛盾；摆放描述中另三碗是否是带座碗；三是摆放描述中没有提及盅的位置。

4.毛氏墓[4]

出土器物共12 件，其中陶器1 件，为琉璃釉白陶香炉。

由于墓室毁坏严重，随葬品摆放位置不明。推测应放于棺床前。

5.宋庄元墓（SM1）[5]

出土器物共25 件，其中陶器23 件，灰陶质。

由于墓室毁坏严重，随葬品摆放位置不明。

五座墓葬中共出土陶明器94 件，尤其是在崔莹李氏墓、王青墓和宋庄元墓中，陶明器占随葬品比例大。从胎色看，只有毛氏墓中的炉为白陶质，且表面施釉，其他均为灰陶质，部分有涂彩。从摆放位置看，除王青墓随葬品摆放于棺床上木棺前外，其余应均置于棺床前，尤其是火葬后由丝织物包裹骨灰的墓葬，表明其性质均为祭奠供奉死者用的明器。

随葬陶制家具均是仿木制家具的明器，陶棺床，仅在崔莹李氏墓中发现，类似长条桌，因其上置石棺，称为“棺床”。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两件圈椅的出土为研究元椅提供了实物资料。崔莹李氏墓出土的陶圈椅（图一）和王青墓出土的陶圈椅都属于民用范畴，造型已经相当简化。此二例圈椅体现了与明式圈椅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区别的特征。共同之处在于出现了明式椅子上常见的构件“鹅脖”，且鹅脖的安装位置明显与前腿错开；不同之处在于圈椅后腿没有穿过座面向上延伸支撑圈椅，椅圈只能由靠板和两根鹅脖作三点支撑，尺寸也明显偏小。王青墓出土的陶圈椅椅足间无枨，起固定腿足作用的只有云纹角牙，从结构上来说欠牢固。结合元刻版画中的圈椅说明王青墓圈椅不设足枨、只按牙子的造型可能是宋式风格的延续。崔莹李氏墓出土的陶圈椅足间有直枨，枨位较高，枨下有角牙承托。这种足枨高高在上，牙子承托其下的做法依然是宋式风格的延续。这些都体现了元代家具整体上看与宋代区别不大，只是少数构件或装饰稍作改动，呈现过渡特征的特点[6]。

随葬祭供器中匜为元代特有的随葬器，和碗、盘等一起供奉死者。也可以说是盘（盆）匜巾组合，用于盥手[7]。巾为丝织品，在墓葬中保存不易，但可见巾架。崔莹李氏墓出土了陶盘、匜、巾架（图二），冯道真墓出土铜盆、木巾架，王青墓出土陶匜、铜盆、陶巾架，毛氏墓出土铜盆，宋庄元墓出土陶匜、盆，齿轮厂元墓出土黑釉瓷盘、木巾架[8]。匜是盛行于先秦时期的盥洗器皿，元代随葬的陶匜也可以认为是仿古陶器。

随葬祭供器有一香炉二烛台二瓶的“五供”组合。说到供器，一般有“元三供”、明清“五供”的说法。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的元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青花款“…喜舍香炉、花瓶一付…”明确了元代“三供”的具体组合，但是在崔莹李氏墓和王青墓中出土有陶香炉1、陶带座瓶2、陶烛台2，冯道真墓出土有瓷香炉1、木带座瓶2、木烛台2，且崔莹李氏墓的陶带座瓶和陶烛台都是底座涂白，上半部涂红。陆明华老师认为元代流行“三供”，但也有“五供”[9]。依据有现存元代图像版画资料至元六年（1346年）中兴路资福寺刻印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帧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像人物和供桌，供桌上有明确的“五供”。所以可以认为蒙元时期已经出现“五供”组合。

二、与随葬陶明器相关的其他问题

杨洁老师在《陕西地区蒙元陶俑的初步研究》中提出“通过释读墓志，发现随葬陶俑的使用者（墓主人）多属于蒙元时期的‘汉人’群体”[10]。在大同地区应当也是如此。由于蒙元时期民族多样性，宗教信仰多元化，但汉人多为砖室墓，火化后埋葬骨灰的习俗，多与佛教信仰有关。

目前尚未发现制造陶明器的陶窑遗址或模具。见于文献著名的“寄寄翁”活动于金末元初的长安以及“河汾（晋南）地区”，为当时的制陶名匠[11]。大同地区墓葬出土的陶明器的制造地点是当地还是外地输入？制作方式是瓷窑烧造还是手工作坊生产？现尚不清晰，但在大同地区的大同青瓷窑烧造时间为蒙古人占领当地后的13 世纪初期至14 世纪早期。

山西大同地区蒙元墓葬中大量使用陶明器随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随葬陶明器不仅对蒙元时期家具等研究提供帮助，还为大同地区文化交流、工艺美术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

[1]大同市文物局文物科《山西大同东郊元代崔莹李氏墓》，《文物》1987年第6期。

[2][3]解廷琦《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文物》1962年第10期。

[4]焦强、李建中、周雪松《大同元代壁画墓》，《文物季刊》1993年第2期。

[5][8]王银田、李树云《大同市西郊元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第2期。

[6]刘刚《元代椅式研究》，《学人文集·上海博物馆六十周年论文精选 工艺卷》，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

[7]叶倩《元匜小考》，《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2期，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

[9]陆明华《元青花瓷器综论》，《幽蓝神采 元代青花瓷器特集》修订本，上海博物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1月。

[10]杨洁《陕西地区蒙元陶俑的初步研究》，《蒙元世相 陕西出土蒙元陶俑集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5月。

[11]宋新潮《“寄寄老人”考》，《文物》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