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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策需要改变思路

2019-09-23滕斌圣

商界评论 2019年9期
关键词:产业政策选择性华为

滕斌圣

华为这一年的辛苦遭遇说明,中国企业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科技。中国到了选择创新模式的关键点,与其在补贴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如与时俱进,实现产业政策的转换。

政府促进创新有两种方式:直接财政支持或者培育良好环境。因此,产业政策有选择性和功能性之分,其中选择性政策依靠财政投入,直接推动定向创新。但容易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争论一直存在。

现阶段,面对关键技术短板和日益严重的技术封锁,中国欲迈向价值链高端,再次面临抉择:一种意见是“举全国之力”,由政府直接选择并投入发展芯片等底层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但也有人认为政府要划清和企业的界限,着力提供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企业的事还是由企业完成。

我国历来是个产业政策鲜明的经济体,无论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深度运用产业政策。根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以来工信部发布的相关政策措施平均每天就有一项。以“中国制造2025”為例,这些产业政策还是选择性为主,即政府出台相关发展战略,决定产业的发展内容和方向。无论装备制造还是生物制造,补贴是各级政府支持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高铁、核电、飞机等领域,选择性产业政策取得了不少成就。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但这些“大事”都聚集在确定性较高的领域,如高铁、核电等都有着明确的主导技术路线。而在高度不确定的创新领域,选择性产业政策容易失灵,例如新能源汽车,巨量的补贴,尚没有培育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行业,遑论特斯拉那样的一流企业。随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核心科技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产业政策滞后效应凸显,越来越难以选择和推动创新。

相比之下,由于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对于科技变革往往比政府更为敏锐,它们有着强烈愿望,能够通过创新重构核心竞争力,以应对外部冲击。比如华为,虽然在本次贸易摩擦中首当其冲,但处变不惊,底气依然很足。其关键就在于过去20年里,通过主动的创新和前沿技术的布局,华为占据了产业链中价值较高的一些关键技术。身处竞争激烈的信息技术行业,华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推出鸿蒙系统、麒麟芯片、5G等技术,完全基于企业自身对于未来的战略判断,而非政策的选择,或补贴的支持。

从历史经验看,美的、海尔等家电企业实现对于日本企业的替代和超越,主要也是靠企业的前瞻判断,以及战略执行的果断。现在需要去“死磕”的芯片领域,与当年的显像管、压缩机相比,在创新的本质上差别不大,主要靠企业来抉择,而非政策的加持和拉动。除了芯片,在创新最为活跃的金融科技、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在产业政策大举出台前,就出现了大量的创业企业,有些已经成为“独角兽”,未来他们将颠覆和改变原有的产业格局,成为新一代500强。

因此,要让创新企业大量涌现,补贴乃短期刺激,长期有助于改良创新生态,要使掌握前沿科技的院校成为创新之源,需让大批新创企业参与创新技术产业化。以美国创新企业为例,CEO和资深科学家组成的“双长制”团队避免了“创新者的窘境”。尤其现在,创新不再集中于大企业内,而是呈现一种“分布式”的状态,这就更需要把政策的重心放在打造良好的创新大环境上。在此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国制造的规模和能力优势,结合那些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用户基础,在一些不确定的新领域,将可能出现新的华为、大疆。从制造环节进入高端研发领域,将推动中国成为新的创新大国。

综上,产业政策,与其用补贴去拉动,不如遵从古训,“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不偏不倚,以相对中立的姿态,打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的大环境。因势利导,改变产业政策的取向,聚焦于保护知识产权、降低企业税负等方面,从选择性拉动创新,变为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最终摸索出新型国际环境下自主创新的可持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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