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剑辉

要是垃圾分类推不下去，中国会继续被发达国家收割“垃圾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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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东京“垃圾围城”。70%的垃圾，被直接堆在东部的江东区。数百年来，这里一直就是“江户垃圾桶”。

1971年，日均5000辆垃圾车开进江东，让江东父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9月27日，他们走上街头拦阻垃圾车，并向东京其他22个区发表公开信：谁不同意在区内建垃圾处理厂，就不让这个区的垃圾车进入。1972年12月，都政府计划设立8个临时垃圾收集所，又包括了杉并区。这次，杉并人直接和都政府打起来了。1973年，江东区第三次抵制杉并时，终于撂下狠话：再不解决问题，就让全东京给杉并区“陪葬”。这让东京都政府无路可退，杉并区也接到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同意，都政府将强征土地，开建垃圾焚烧厂。

1974年，在东京地方法院调解下，“垃圾战争”终于和解，并确立了“各区垃圾自己处理”的总原则。

但“垃圾战争”遗留了一个巨大隐患：当时，垃圾都没有经过细致分类，而是直接拖进了焚烧炉里。

1999年2月，朝日电视台报道了埼玉县菠菜中二噁英严重超标事件，引发日本恐慌。超市对埼玉蔬菜全面拒收，跟今天福岛的待遇一样。

二噁英，一級致癌物，毒性比砒霜大10000倍，且具有生殖毒性和遗传毒性。垃圾混烧，正是二噁英来源的罪魁祸首。而垃圾分类后，如果只投放可燃垃圾，并对焚烧炉进行改造，便能有效降低二噁英排放。

1999年3月，小渊惠三召开内阁会议，要求用4年时间，将二噁英排放强制减少90%。为实现目标，7月“二噁英法”出台，2000年1月实施。

要想大幅减少二噁英排放，只有把垃圾分类搞严、搞细、搞到底。

史上最严苛垃圾分类，轰轰烈烈展开。2003年，日本二噁英排放较1997年大减95.1%。成果立竿见影，也鼓舞了日本朝野坚持分类的信念。

凡见过日本垃圾焚烧厂的中国人，都赞叹其既“净”又“静”。比如大阪舞洲垃圾厂，外形像儿童游乐园，是焚烧厂中的“网红”。

由于“二噁英法”，在日本出现了一个新行业——二噁英检测分析。高峰时，三百多家专业二噁英实验室掘金蓝海，通过日本环境省权威认证的机构就达一百多家。任何团体，都能很方便找到一家专业的二噁英分析机构。

于是，垃圾焚烧厂想糊弄老百姓就变得很困难。为取得周边民众支持，焚烧厂要不断公布环境报告，鼓励居民来参观、交流，甚至应对专业机构的分析和质询。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球迷边哭边捡垃圾的场景，为其赢得了“世界上最爱干净民族”的美誉。其实，哪有那么多民族天性，都是事到临头、利益关切而已。

2

2008年，导演王久良把北京周边四五百座垃圾填埋场跑了一遍。它们构成北京“七环”的震撼影像，被拍成了纪录片《垃圾围城》。北京为此投资百亿，对周边垃圾场展开治理。

早在2000年，北上广等8座城市就开始搞分类试点。2012年，北京正式实施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已明确要求实施垃圾分类，促进垃圾减量。北京的323个街道，有三分之一已经展开了垃圾分类。

但垃圾堆积的速度比消解快得多。十多年过去，中国三分之二的城市，还是陷入了“垃圾围城”里。上海4天的垃圾量，能堆出一幢420米高的金茂大厦;杭州3年的垃圾，能填满西湖……但社会公众对这些，几乎无感。

垃圾再多，也会堆到跟自己不相干的地方。老百姓感受不到“垃圾围城”的急迫，就谈不上做分类的动力。但市长们都知道，城市之间的“垃圾战争”，早就硝烟四起。

2016年6、7月间，太湖西山岛的苏州老百姓，发觉有点不对劲。一艘艘船昼伏夜出，往来于西山岛上。天亮后人们发现，这个被誉为“苏州小九寨”的风景区、距苏州吴中取水口只有2公里的地方，被人倾倒了12000吨垃圾。

苏州人愤怒了。他们把没来得及逃跑的8艘船扣下，一审才知，这些垃圾来自上海。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次，苏州变成了“江东区”。

上海四处“倒垃圾”，也早就不是第一次。

2013年，一个叫徐国强的男人跟上海杨浦区绿容局达成协议：以每吨48-78元的价格，获得垃圾处置权。当时，在上海市区收集、压缩、转运垃圾的成本，高达400元/吨。徐国强的报价，低得不可思议。

他们赚钱的秘诀，就是用低价层层转包，把垃圾转运到外地装卸、倾倒。

整条黑色产业链上，所有环节都大赚其利。两年间，通过徐国强转手倾倒的垃圾就多达4万吨。

2015年，当他们把1670吨垃圾倾倒在无锡时，无锡市检察院迅疾反击，不但把徐国强一干人告上法庭，连上海杨浦区绿容局也一并送上了被告席。

当大城市处理能力饱和、处理成本高昂时，小城市，自然成了垃圾处理的“价值洼地”。于是，类似案件蜂拥而起。深圳的垃圾倒于都;杭州的垃圾倒芜湖;东莞的垃圾倒肇庆;乌镇的垃圾倒凤台，甚至直接倒进长江……

中国“固废法”规定：滥倒污染物，最高处20万元罚款。可在东莞，不法分子为获得“倒垃圾”的“权利”，向环卫局领导行贿的钱都高达70万元。

没办法，倒垃圾，太暴利。

3

2018年，王石成为深圳“垃圾分类大使”时，谈及一则见闻。

一次，他去日本拜会一位地产公司老总时发现，日本人喝完矿泉水，还要把塑料标签从瓶子上撕下来。他觉得很好奇，这位老总答道：要是塑料标签不撕，回收的塑料品质不高。

但日本回收的塑料瓶，却大都运到了中国。2015年，日本向中国输入88万吨废塑料，其中包括110亿个塑料瓶。

关于“洋垃圾”，又是一场“罗生门”。

中国环保专家认为，发达国家付脏钱给不法商人，诱惑他们在中国倾倒垃圾。这像极了上海与苏州关系的“国际版”。但美国人却表示，中国商人大肆进口“洋垃圾”，并从中大赚其利。2018年之前，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废纸、废塑料，总价达56亿美元。如此规模的国际贸易，靠“倾倒阴谋”不可能撑起来。

在广东汕头的贵屿、清远的石角，或许藏着答案。

这里曾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集中地，鼎盛时，十多万人搞拆解，家家户户烧垃圾，烧掉塑料皮后，1000吨电子垃圾中能拆解出300吨铜。这一下，就造就了一门产铜十多万吨、价值数十亿的超级生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一半的铜来自资源回收。贵屿、清远冒出青烟的多寡，曾直接影响国际铜价走势，令环保部门也投鼠忌器。

这个世界，其实早就陷入了国与国的“垃圾战争”里，且在不停惩罚不肯做分类的人。垃圾贸易的18年里，发达国家一边坐拥青山绿水，一边享受着向其他国家输出分类垃圾还赚钱的红利。

2018年，中国开始禁止24种“洋垃圾”。而中国的分类垃圾，显然比进口“洋垃圾”有价格优势。但要是中国的垃圾分类推不下去，资源回收行业嗷嗷待哺，“洋垃圾”肯定会卷土重来。从任何角度看，中国的垃圾分类都不能再拖了。

实际上，推动分类垃圾就两大核心：一是分类会更环保，不分类将有环境大灾难;二是分类将更好实现资源利用。否则，不做分类却去买“洋垃圾”，不但浪费巨大，还将加速中国的环保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