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宁，陈延鑫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智慧水务承载着“绿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文明”等历史使命，为实现可测量、可视化、多级高效联动的水务信息化管理，推进智慧城市向着“低碳、绿色、和谐”和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水十条”颁布及“互联网+”战略推进，智慧水务建设在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浙江省推出的“互联网+智慧水务”管理平台，串联了水利、供水工程及防汛防台等物联网终端，实质性地破解了省政府“五水共治”项目中急需解决的工作难题，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示范性。但是，由于智慧水务系统受制于市场竞争及成本预算的约束，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重建设，轻应用”、“重模仿，轻研发”等单纯依赖先进技术手段的思想偏颇，忽视了该系统的市场需求及便民的应用与开发，导致智慧水务功能与社会需求相差甚远，企业环保竞争及社会监督机制难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社会认同感。

如何打破该水务垄断行业，促进智慧水务建设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融合，智慧水务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无成熟的方法和经验，尤其对智慧水务中所涉及的政府、企业及社会公众等利益主体，还需突破现有以技术为主的常规思路，对智慧水务社会参与机制的科学性和应用价值开展量化分析，以丰富城市公共事业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1]，这对探讨和解决智慧城市下的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旅游等问题[2]，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从市场层面分析智慧水务管理中社会参与行为，设计相应的社会利益主体参与机制，探索智慧水务的内在机理，对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市场的良性运行和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智慧水务作为智慧城市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体现城市智能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是水务事业发展、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升的重要保障，关系着城市运作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公共服务完善等各项指标能否顺利完成。中国智慧水务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人们对智慧水务的核心理念和关键因素尚未形成共识，理论研究相对缺乏。杨明祥等认为，智慧水务是以新信息技术带动水务信息化水平的全面提升，为智慧化水务管理提供技术支撑[3]。张世滨认为，智慧水务是通过传感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和水务信息系统结合连接起来，共同搭建全面智能水务管理信息系统[4]。本文则认为智慧水务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充分应用于城市水务综合管理中，使管理更精细，服务更便捷、智能。针对中国智慧水务普遍出现的“顶层设计缺位，企业盲目跟风和吸引投资”等问题，结合国内实践工作(管理)者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点：第一，重建设，轻应用，重模仿，轻研发。杨明祥等认为智慧水务构建应该更加注重精细化、智慧化，为城市水务政务、水务业务、民生质量等提供系统服务[3]。第二，智慧水务平台缺乏市场应用及科学论证，信息共享数据滞后。梅丹和艾伟认为在智慧水务实践中的社会及市场效应，因数据分散缺少关联性或不匹配不兼容，导致智慧水务功能只发挥到30～50%[5]。刘梅等构建了一套整合、开放、高效智慧水务数据资源体系，表明水务市场服务的互动嵌入可以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与共建[6]。第三，针对智慧水务建设中的评价管理不完善。杨明祥等结合当前水务发展遇到的实际问题分析了智慧水务建设的可行性，提出了应落实顶层设计和完善社会评价体系的建议[3]；田雨等构建了智慧化依赖程度的智慧水务建设分析模型，找到该项水务业务的智慧水务建设处于迫切建设区、多元化建设区，为智慧水务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工具和模型[7]；王宝令等以智慧水务建设的基础条件和核心目标为基础，选取智慧水务建设评价指标，并对指标进行优化，最终确定了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8]。综述国内学者研究，如何在“互联网+”背景下突破公私合营的水务市场管理困境、培育公共管理机制至今未见有学者进行研究。

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智慧水务建设与发展，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与水务市场、社会参与及公私合营等方面。Smart Feature Initiative智能研究院专家Streitz提出智慧水务应该是对于不同人群的需求来明确不同的目的，无论是传统水务管理还是现代新信息技术背后的智慧水务管理[9]。Zygiaris认为欧盟数据共享和服务实践除了对数据库知识产权的特殊保护外，还对数据服务允许成本回收，以有偿为原则，以无偿为例外来进行水务市场化管理[10]。对于社会利益主体如何共同参与水务管理，使其逐渐形成产业化和市场化，法国、德国、新加坡已开展试点工作，摸索经验。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指出，新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应包含水环境治理和保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资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水资源管理决策中的社会参与问题。Ostrom以通过自治组织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和公共产品市场化的研究思路，认为政府的责任不仅仅是专门管理纯粹的公共物品，而且承担着平衡私人组织和公益组织的作用[11]。智慧水务也同样可以借鉴该思路，引进市场嵌入机制，将水资源市场化，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Gourbesville提出整合水资源管理，要重视水务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信息技术人员的协同作用，强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要共同参与，共担风险[12]。综上研究所述，智慧水务仅解决了水务信息化建设的部分问题，对当前水务市场需求缺乏系统的分析，对智慧水务中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度缺乏有效的论证分析，对社会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尚缺乏创新型的管理模式。基于此，研究从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市场嵌入性理论出发，以浙江“五水共治”为例，对智慧水务中的利益主体参与意愿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探索出智慧水务建设与管理的内在机理，促进城市水务产业市场的良性运行和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智慧水务市场嵌入理论框架及社会参与意愿

(一)智慧水务利益主体分析

由于水资源的特殊性，每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智慧水务建设利益相关者。对于智慧水务建设而言，研究中的利益主体主要涉及智慧水务建设的创造者、建设者、管理者和享用者等。在引入市场嵌入理论时，本文认为智慧水务建设的利益主体应包括政府管理部门、水供应商、用水企业和社区居民四类。其中，管理部门主要指政府，能履行统筹指导职能，给予政策支持；水供应商是指为城市提供水务服务，统一规划管理所属区域的水资源并收取相关费用的企业；用水企业是一个具有法人地位和管理规章制度的服务型社会实体，它是城市智慧水务建设的主体之一；社区居民是智慧水务建设最直接的受益者，每一位普通用户都是参与者，每一位用户的生活理念和习惯都与水务息息相关。

(二)智慧水务市场嵌入理论框架

Granovetter提出了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嵌入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为智慧水务市场化嵌入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13]。嵌入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指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两个主体之间的互依、相适的过程[14]。基于此概念的理论基础，结合中国智慧水务的发展现状，将智慧水务建设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基于分层对应关系的智慧水务市场嵌入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基于分层对应的智慧水务市场嵌入理论框架

(三)市场嵌入下智慧水务中的社会利益主体参与意愿因子假设

市场嵌入环境下，智慧水务建设需要引导不同社会利益主体参与，但对社会公众而言，智慧水务带来的实际政策优惠、社会影响程度、智能化发展以及自身条件的限制等是社会公众最终参与意愿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结合智慧水务建设发展实际情况以及前述理论框架，将不同利益主体D的市场参与意愿W分为自身条件因子A、社会影响因子B和社区影响因子C三大类指标体系。

其中，利益主体D由D1政府管理部门、D2水供应商、D3用水企业和D4居民组成。对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而言，首先，参与意愿受到自身年龄A1、性别A2、文化程度A3和收入水平A4等自身条件因子的影响，这是社会参与意愿的客观驱动。从参与者的自身条件考虑，不仅年龄A1过大和收入水平A4过低会影响参与意愿，也会因性别A2差异和文化教育A3不同而影响参与。其次，从社会经济环境角度考虑，水价B1、用水量B2和居民对智慧水务项目的了解程度B3都分别体现了政府政策稳定性对社会主体参与意愿的影响。再次，基于市场嵌入机制的智慧水务系统，信息化共享程度B4、社会资本注入B5、电子商务B6和社会网络B7这四个影响因子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认可度，可以利用参与意愿来反映市场嵌入的有效性与科学性。最后，社区环境的影响也会对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可用周围人参与情况C1和所在社区的发达程度C2来度量此类影响的大小。

三、智慧水务利益主体参与意愿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1.调查指标设计。根据以往智慧水务的研究，结合研究区域实际特点，并基于智慧水务市场嵌入理论框架，构建了智慧水务市场嵌入下社会利益主体参与意愿的调查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其中因子A1～A4和因子D可以根据调查问卷中公众的选择及其相关性来判别。因子B1～B7、C1和W可以直接从用户的问卷选项中算出。而对于因子C2，指标需要根据所处社区的经济发达程度进行判别，把所在社区的人均GDP水平与调查样本平均水平做比较，大于则为相对经济发达地区，其参与意愿也可以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到。

表1 智慧水务市场嵌入下公众参与意愿的因子变量说明与预期

2.参与意愿的Logistics模型定义。考虑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参与意愿W值域为愿意和不愿意，具有二分变量特征，故选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做回归分析[15]。首先，市场嵌入下智慧水务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综合意愿P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

(1)

(2)

(3)

(4)

其中P值表示社会利益主体参与智慧水务的概率，α0、β0、γ0、δ0为常数项，αi、βj、γm、δn表示各个自变量相对应的回归系数。P值越大表示利益主体参与意愿越高。其次，采用Logistics函数将式(1)～(4)函数值映射到值域范围[0，1]上，从而使得参与意愿W与调查体系选项中的0和1分类相对应。社会公众参与市场嵌入下智慧水务建设意愿的Logistics函数定义如下：

Wi=ePi/(1+ePi)(i=1，2，3，4)

(5)

(二)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1.数据来源。依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及“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浙江省政府积极践行信息化发展理念，全面推动“数字水务”向“智慧水务”转变，以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全面带动了“防洪除涝、集中供水、排水治污、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一系列的“五水共治”工程项目建设与运维体系，对改善供水稳定、达标排放、监管闭环等智慧城市用水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次调查以浙江“五水共治”为例，利用课题组成员与2017—2018年暑期大学生社会调查实践相结合，选择杭州上城区、拱墅区和萧山区三个智慧城市试点区县为抽样区，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4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24份(其中拱墅区146份，上城区123份，萧山区155份)，回收率为88.3%。研究根据智慧水务利益主体的划分，采用分群及分层抽样调查，以保证样本数据的代表性。

2.样本特征。在424份有效问卷中，男性237人，女性187人，性别分布较为均匀。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上，水务行业作为民生基础性工程，从业人员多年纪偏大，年龄结构呈现相对“老龄化”，此现象与实际相符。接受调查的公众文化水平多为高中及以上，智慧水务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因而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去适应现代水务科技的发展。水务行业一直被看作国家基础性行业，所在单位多为事业单位性质，与民生息息相关，但年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多在2万～5万之间，与现实情况基本相符。统计调研特征见表2。

表2 智慧水务中不同利益主体的调研特征

3.描述性统计分析。在合理辨别利益主体类别的前提下，调查总体为424名，其中愿意参与智慧水务建设的共268人，占比为63.21%。其中四类不同利益主体的参与比例均超过了60%，用水企业参与意愿占比最大，达到68.63%。水供应商愿意参与比例为63.92%，管理部门与居民占比相当，分别为60.58%与60.33%。参与的主要原因：一是智慧水务建设不仅是当前水务行业发展趋势，也是政府及社会公众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关注；二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让公众逐渐明白了水务智慧化发展的重要性；三是水务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水务信息化会提供给公众实实在在的便利。不愿意参与者占比为36.79%，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对智慧水务建设了解程度不足，缺乏对其必要性的认识；二是担忧水务市场政策性的变化，从而影响水价；三是智慧水务覆盖面小，主要集中在城市，影响社会人群的范围并不是很大。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信度分析与模型拟合度检验。经SPSS分析，本次调查问卷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2，具有相当的信度，认为问卷数据是可信的。为了检验模型回归与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利用-2 log likelihood、Cox&Snell R方、Negelkerke R方、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4个统计指标来验证模型拟合度，结果见表3。

表3 利益主体参与意愿Logistics回归模型拟合优度

其中，D1，D2和D4的拟合优度较好，而D3中Cox & Snell R 方和Nagelkerke R 方分别仅为0.255和0.359，H-L显著性检验仅为0.274，说明D3拟合程度不好。终其原因是调查中用水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界限难以区分，且在调查中受到了时间空间人力物力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误差。另外，管理部门、水供应商、用水企业和居民的预测正确率分别为83.7%、81.4%、81.4%和90.1%，平均都超过了80%，预测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2.智慧水务中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意愿的logistics模型。将管理部门D1、水供应商D2、用水企业D3和普通居民D4四大利益主体参与意愿及影响指标分别代入上述Logistic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选用向后步进似然比的方法，根据显著性概率值应小于显著性水平0.05的标准逐步进行判断，删除不显著变量，对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利益主体D1管理部门的参与意愿回归Logistics函数中A3、B2、B3、B4、B5、C1等自变量的显著性概率低于平均水平0.05，无统计学意义，不符合前述假设。同理可判断其他三个利益主体参与意愿模型的显著性。选取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构建出各利益主体参与意愿的Logistics实证模型如下：

Logit(P1)=0.466-1.648A1-2.630A2-

1.114A4+0.888B1+0.852B6+0.908B7+0.441C2

(6)

Logit(P2)=-7.541-1.311A1+1.973A2+

1.369B1+0.910B3+0.031B4+2.179B7+2.362C1

(7)

Logit(P3)=-2.060+0.952A2+1.165B1+

0.690B2+0.795B6+1.076C1

(8)

Logit(P4)=-4.709+1.673A3+0.901B4+

1.039B5+1.387B6+1.292C1

(9)

表4 智慧水务市场嵌入中的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意愿Logistics回归结果

3.智慧水务中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从调查结果来看，智慧水务市场嵌入环境下各利益主体的参与意愿存在显著差异，针对不同的利益主体，从正、负向作用和不显著因子三个维度，分别分析了智慧水务市场嵌入下各个利益主体的参与意愿，探究利益主体之间的共建机制。

(1)管理部门。首先，正向作用的因子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网络的影响B7，水价B1，电子商务的影响B6和社区发达程度C2。在104位参与意愿调查的管理部门人员中，66位受到智慧水务覆盖社会网络的满意驱动，60位对水价稳定性持乐观态度。有80位对引入电子商务到智慧水务建设表示满意，亦有80位看重地区经济发展，说明调查区域的发展水平与管理人员参与意愿成正比；其次，负向作用的因子从大到小依次为性别A2，年龄A1和年收入A4，说明管理部门人员因个人自身条件的不同，对参与意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其他不显著因子中，周围人参与情况C1对管理部门人员意愿参与情况并未表现出较大的相关性，可能由于管理部门主要受政府政策的统筹指导和决策，受外界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

(2)水供应商。首先，正向作用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周围人参与影响C1，社会网络的影响B7，性别A2，水价B1，对水务建设的了解程度B3和信息化共享程度B4。在97位参与意愿调查的水供应商人员中，81位认为周围人参与智慧水务建设对自身具有一定影响，76位受到了智慧水务所覆盖的社会网络驱动，社会网络覆盖范围越大，其参与程度越高。77人表示对智慧水务建设具有一定的了解，45人对信息化共享持满意态度。此外，水价及其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参与管理。其次，负向作用的影响仅为年龄A1，说明水务行业作为关系到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具有一定社会福利，年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智慧水务这一新理念、新思路的看法，进而影响其参与意愿。最后，在不显著因子中，水供应商对社会资本注入B5有一定的担忧，原因在于传统水务运营成本高盈利少，水供应商担忧社会资本注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利润收益。

(3)用水企业。首先，正向影响因子从大到小依次为水价B1，周围人参与程度C1，年龄A1，电子商务B6和月用水量B2。在102位用水企业从业人员中，61人表示会受水价波动影响，86位员工表示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79人认可电子商务引进到智慧水务建设领域，说明用水企业既关注当前水务情况，又较为注重紧跟信息化浪潮，对电子商务这类新型市场嵌入模式表现出极为重视。其次，负向因子在回归中没有合适的显著性因子，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不显著因子中，其他市场嵌入模式对用水企业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主要原因是智慧水务“重建设，轻应用，重模仿，轻研发”等问题，未能将水务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在市场中得到应用。

(4)居民(社会公众)。首先，正向作用因子从大到小依次为文化程度A3，电子商务B6，周围人参与程度C1，社会资本注入B5和信息化共享程度B4。在121名受调查居民中，80人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越高，参与意愿的比例越大，91人认可电子商务对智慧水务的作用，73人不担忧社会资本的注入，而69人对水务信息化进程持满意态度。综上可以看出，市场因素对智慧水务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通过市场嵌入不仅可以增强居民对智慧水务的认同感，还能将智慧水务的发展用到实处，从而提高社会公众的可信度。另外，94人会受到周围人参与的影响，说明普及智慧水务理念与发展必要性，需要积极地做好宣传工作。其次，负向因子也没有明显的显著指标，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改进。最后，在不显著因子中，居民自身条件因子对其参与意愿仍有一定的影响，这是由于居民是智慧水务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参与也是实现自身需求的一种方式。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信息时代背景下，智慧水务既是水务现代化发展的新目标，又是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新模式。本文以浙江省“五水共治”为例，利用424份有效样本数据，探讨了市场嵌入环境下，智慧水务中的利益主体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市场嵌入条件下，影响智慧水务中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意愿的因素有较大差异，其中水价、社会网络、周围人参与程度、电子商务以及信息化共享程度为显著正相关，而性别年龄等自身条件因素负向影响着各利益主体的参与意愿。适当地调整水价，提高水务信息化程度，可给予公众一定的获得感，并提高智慧水务基础设施覆盖网络，加大智慧水务宣传力度，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利益主体的认知度与参与度，从而引导其参与建设。

第二，浙江省内不同利益主体参与智慧水务建设意愿为63.21%，不愿意参与者比例达到36.79%，社会公众参与意愿有待提高。究其原因，社会公众对智慧水务的认知度或认同感较低，智慧水务技术先进却无法落地，导致基层群众无法参与，社会资本投入严重不足。适当地引入市场嵌入机制，还依靠管理部门、水供应商、用水企业和居民的多方社会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才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公众对智慧水务建设的参与度。同时，增加社会资本投入，提高水务信息的共享范围，扩大社会网络覆盖面和加大智慧水表、智慧水网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力度，让社会公众能够切身感受到智慧水务带来的变化及福利，从而提高其参与度。

(二)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为浙江省智慧水务建设发展提出了如下建议：

1.保持水价的稳定性，扩大社会网络覆盖面，加大智慧水务建设宣传力度。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受教育层次和不同收入层次的社会利益主体，积极宣传水务信息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对智慧水务的认识度。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增强管理部门、水供应商、用水企业和居民的参与意愿，从而推动市场化的智慧水务管理模式形成。

2.充分正视智慧水务市场机制嵌入的可行性与科学性，不断提升水务信息化水平。适当地引导社会资本的注入，利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便利，实现信息共享，拓宽社会网络，将电子商务应用到智慧水务建设中来，从而提高公众参与意愿。

3.构建出不同利益主体协同共建机制。管理部门应及时了解其他利益主体的实际参与意愿，适当调整决策方向。水供应商要认识到水务这一民生工程的重要性，积极拓展社会网络，适时引进电子商务，加强与其他利益主体的联系。用水企业和普通用水居民要紧跟信息化潮流，支持和推动水务往信息化方向发展，积极参与智慧水务建设。

4.完善社会参与平台建设，提高电子政务服务效率。针对于智慧水务建设的特殊性，除了传统的民意调查、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外，还可以通过智慧水务公众平台建设，增加社会参与智慧水务建设的机会，提高参与热情。例如，在智能手机普及化的时代，通过线上参与平台APP的研发，能够更高效、便捷地提高社会参与度。

5.完善信息反馈渠道，加强社会监督机制。社会各利益主体事先要对参与的内容充分了解，才有信心、有能力参与其中，为智慧水务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帮助。通过公众平台建设，增加信息反馈渠道，加强智慧水务管理的公开性、透明度，使社会及时了解智慧水务发展现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并确保社会对智慧水务管理享有监督权和质询权，并能及时得到反馈，切实让社会公众不仅成为智慧水务建设的受益者，也是监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