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宗敏

(广西大学 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一、引言

动机，在心理学上被认为是引起个体活动，维持并促使其朝着某一既定目标前行的内在动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动机一般涉及行为的发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等。在组织行为学中，动机主要是指激发人类行为的心理活动过程。通过鼓励和激发，促使人类产生一种内部驱动力量，推动其朝着所期望的目标不断前进的过程。所以，动机是人类大部分行为的基础。本文拟运用经济学理论中的效用函数来解释家庭代际转移的动机，假定代际间的经济支持有利于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分别从成年子女、父母的角度出发，采用效用函数描述家庭成员代际间的经济支持行为，然后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家庭代际转移的动机。

二、文献回顾

基于经济人假设的主流经济学普遍倾向于以效用最大化作为人类经济行为的价值基础。在有关家庭代际转移动机的研究文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解释是利他主义动机假说(altruism motive hypothesis)和交换动机假说(exchange motive hypothesis)。

利他主义动机假说认为，家庭成员之间提供经济帮助和生活照料是出于利他取向的。根据该假说，如果拥有经济资源的家庭户主具有利他主义的感情，他就会将经济资源转移给家庭的其他成员，以实现所有家庭成员消费总效用的最大化。此时，代际转移的目的是家庭利益最大化。Becker等认为在利他主义之下的家庭经济资源配置是非常有效的，它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在生命周期内存在外部不稳定性时家庭平稳消费的经济保障；否则，家庭成员将需要依靠家庭之外的，诸如借贷或者购买保险等方式来应对各种风险与不稳定性[1]。利他主义动机假说认为，家庭代际转移是受到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感情驱动，但是这种感情很难观测和量化，实证研究的直接数据难以获取，所以，一般需要通过一些间接证据来判定，如父母拥有经济资源的数量与他们收到成年子女转移支付数量的相关程度很低，或者某个成年子女之间对父母的转移支付相互独立等等，则可以判定家庭代际转移具有利他主义动机[2]。针对美国家庭的研究也支持了利他主义动机假说[3]。Li 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父母对成年子女的代际转移存在利他主义动机，他们通常会向教育程度和收入较低的子女提供更多的转移[4]。

交换动机假说则认为，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是为了换取父母的遗产或物质回馈[5-6]。在交换动机模型中，如果转移方为接受方提供服务，代际转移就是接受方作为交换而做出的货币支付。Cox还总结了家庭代际转移动机的理论模型，给出判定家庭代际转移动机的具体方法：如果接受方的收入水平与代际转移规模呈正相关，则纯粹出于交换动机，但如果接受方收入水平与代际转移规模呈负相关，则可能出于利他主义动机或交换动机。无论家庭代际转移行为是受交换动机还是利他主义动机驱使，一般其发生的概率都与转移方的收入水平正相关，而与接受方的收入水平负相关[6]。交换动机的假说在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得到验证。Cox和Rank针对美国以及Cox等针对秘鲁的实证结果，均支持交换动机假说[6-8]。江克忠等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的代际向上转移规模与父母的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即随着父母持有资产增多，获得成年子女提供经济帮助的规模也相应增加。这一结论也支持了中国家庭代际转移总体呈现交换动机的特征[9]。但是，Knowles和Anker、Robert、Altonji等人的研究均发现家庭代际转移存在混合动机[10-12]。宁满秀和王小莲研究也发现，交换动机和利他主义动机是隐藏在中国农村家庭代际转移背后的两种主要动机，在贫困线以上的家庭则以交换动机为主，而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以利他主义动机为主[13]。

除此之外，关于家庭代际转移动机的解释中比较有说服力的还有自我中心主义和非预期的遗产理论。自我中心主义认为，父母之所以会给予子女经济上的支持或留下遗产，并非是出于利他主义动机或为了影响子女的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会从给予的子女经济支持或留下遗产这一行为本身获取满足感，也就是说，父母的效用函数依赖于他们能够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非预期的遗产解释的是父母去世后的遗产问题。传统的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个人是理性的，且掌握充分的信息，可以预测自己一生的收入，合理计划一生的消费。所以，人们试图使其一生的消费保持稳定，储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满足退休后的平滑消费(即保持退休后的消费水平与退休前基本持平)。但是，由于现实世界有诸多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他们的实际寿命短于预期，积累财富没有完全消费，便无意中成为他们留给子女的遗产[14]。

国内学者的研究对家庭代际向上转移，即家庭养老的关注较多，对家庭代际向下转移的关注较少。目前，国内还没有文献对家庭代际向下转移的动机、影响因素等进行系统地实证研究。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当代家庭代际转移中一种逆向代际关系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家庭代际转移动机的理论假设

借鉴Cox提出的理论模型(记为理论模型Ⅰ)，以家庭为单位考虑效用，假设成年子女不仅在乎自身的福利状况，同时也关心父母所享有的福利，即家庭总效用是成年子女和父母的福利共同作用的结果[6]。基于此，构造一种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向上转移支付的效用函数，具体形式为：

Uk=Uk(Ck，Sd，Vp(CP，Sd))

(1)

St.Ck=Ik-T

(2)

CP=IP+T

(3)

Vp(IP+T，Sd)≥V0(IP，0)

(4)

Cox认为该理论模型的描述同时适用于利他主义动机和交换动机的两种情形，但仅有一种动机在效用函数的边界上是有效的。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是基于利他主义动机还是交换动机取决于式(4)是否存在约束。更确切地说，如果基于利他主义动机，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随着父母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即∂T/∂IP<0；随着成年子女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即∂T/∂Ik>0。当式(4)不受约束时，利他主义动机在代际转移行为中占据主导地位，即代际之间即使发生没有互惠的劳务交换行为，成年子女仍会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当代际转移行为受到式(4)的约束时，则表示代际转移以交换动机为主，即成年子女对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是为了补偿父母所提供的劳务Sd[6]。

一般认为，家庭代际向上转移是一种基于自愿自主的支付行为，应该从经济支持供给方的角度探寻动机；而家庭代际向下转移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非自愿的因素，很可能属于被动的支付行为。所以，在分析家庭向下代际转移动机的时候，应该从经济支持接受方的角度出发，将父母对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行为(即家庭代际向下转移支付)分为依赖动机和索取动机两种。其中，依赖动机主要表现为成年子女不能自立或自给，没有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成年后仍然依靠父母的经济支持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依赖动机更容易出现在低收入或无固定收入的群体中，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养活自己，只能长期依赖父母。具有稳定收入的年轻人群则更倾向于索取动机，这类人群虽然有经济来源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但贪图享受，通过向父母索取经济支持，来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考虑到父母对成年子女经济支持(向下代际转移支付)的动机与理论模型Ⅰ所描述的情况存在较大区别，因此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延伸出另一种效用函数(记为理论模型Ⅱ)刻画家庭向下代际转移的动机。

UP=UP(CP，Sd，Vk(Ck，Sd))

(5)

St.CP=IP-T

(6)

Ck=Ik+T

(7)

Vk(Ik+T，Sd)≥V0(Ik，0)

(8)

式(5)中，UP、Vk分别代表父母和成年子女的效用水平，Ck、CP、Sd、Ik、IP、T等的含义与模型Ⅰ相同，并且边际效用∂UP/∂CP>0，∂UP/∂Sd<0，∂Vp/∂CP>0，∂Vp/∂Sd>0。式(6)和式(7)分别描述了父母和成年子女所面临的预算约束条件，式(8)则描述了存在向下代际转移所带来的效用水平Vk要大于(至少等于)不存在转移支付条件下的效用水平V0。一般而言，如果家庭代际向下转移行为是基于依赖动机，则∂T/∂Ik<0；即转移的规模随着成年子女的收入增加而递减，因为一旦成年子女的收入能够维持自身的支出就会减少对父母的依赖程度。反之，如果基于索取动机，则∂T/∂IP>0；即家庭代际向下转移的规模随着父母的收入增加而递增，因为成年子女认为父母拥有足够的财富可以供自己挥霍，反而会变本加厉地继续索取。

四、模型设定

(一)家庭代际转移的选择行为

建立“面板二值选择模型”(binary choice model for panel data)分析家庭代际转移的选择行为，即判断是否发生家庭代际转移；并通过“潜变量”(latent variable)——净转移的回归方程来解释家庭代际转移数量的影响因素。假设净转移量为：

(9)

(i=1，2，…，n；t=1，2，…，T)

(10)

给定xit、β、ui，则有：

(11)

如果ε服从逻辑分布，则为Logit模型：

(12)

面板二值选择模型的估计方法包括随机效应、固定效应与混合回归。如果允许个体效应的存在，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ui。如果所有解释变量xit与ui均不相关，称式(12)为“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简称RE)。如果某个解释变量xit与ui相关，则称式(12)为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简称FE)。

随着机器视觉技术、3 G技术、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农产品可视化生产程度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农产品生产过程全程可视化监控已经逐渐成为精准农业的一个热门发展方向[1]。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传统物理量参数的监控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

(13)

p/(1-p)称为“几率”(odds)或“相对风险”(relative risk)。另一种解释：假设xj增加一单位，从xj变为xj+1，记p的新值为p*，则新几率与原几率之比可以写成：

=exp(βj)

(14)

(二)家庭代际转移净额的影响因素

通过分析影响净转移额的关键因素来判断家庭代际转移的主要动机。净转移额指的是当同时存在方向相反的转移时，以转移金额大的一方确定转移的方向，并以两者的差额为转移的净额。所以，转移净额必然大于等于0。因此，将转移净额作为回归模型时，应该视为受限被解释变量。

对于回归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可能当yit≤c(或yit≥c)时，所有yit都被归并为c值。虽有全部观测数据，但某些数据的yit被压缩在一个点上，此类数据被称为“归并数据”(censored data)。采用归并数据进行的回归，被称为“归并回归”(censored regression)，yit的概率分布就变成由一个离散点与一个连续分布所组成的混合分布(mixed distribution)。考虑归并数据的面板模型：

(15)

(16)

如果解释变量xit与个体效应ui相关，则(15)式为固定效应模型(FE)；反之，则为随机效应模型(RE)。对于固定效应的Tobit模型，由于找不到个体异质性ui的充分统计量，故无法进行条件最大似然估计估计(MLE)。如果直接在混合Tobit 回归中加入个体虚拟变量(使用LSDV法)，估计结果也是不一致的。所以，以下研究仅考虑随机效应的面板Tobit模型。在给定个体效应ui的情况下，个体i的条件分布可以表示为：

f(yi1，yi2，…，yit|ui)

(17)

类似地，可以通过检验假设H0∶σu=0成立与否来判断是否存在个体异质性。另外，定义同一个体i在不同时期扰动项之间的自相关系数为：

ρ=Corr(ui+εit，ui+εis)

(18)

(三)变量选择

结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简称CHARLS)中的调查项目，选取与受访者及其子女的各种社会特征密切相关的变量，对家庭代际转移的动机进行实证分析，由于CHARLS所收集数据中涉及受访者的工资、奖金、补贴、津贴等数据缺失值较多，严重影响了实证分析的效果，所以考虑引入替代变量。鉴于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无论与低收入国家还是和发达国家相比皆是如此[15]。通常情况下多数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已经完成大部分的人生财富积累，有的甚至已启用这笔财富来安度晚年。因此，进行实证分析时，将受访者和配偶的流动资产替代其收入，即理论模型Ⅰ和理论模型Ⅱ中的IP，选取的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选择表

五、模型估计和结果分析

为分析家庭代际转移的选择行为，将表1中的变量引入面板二值选择模型，即式(12)，具体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如表2所示，LR统计量为70.79，对应的p值为0.000 0；Wald统计量为145.76，对应的p值为0.000 0；无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面板Logit模型所有系数(除常数项外)的联合显著性都很高。但是Hausman检验的结果强烈拒绝随机效应，接受固定效应。依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受访者的最高学历、健在孩子的数量、受访者和配偶的流动资产、孩子及其配偶的收入等因素对家庭代际转移发生的概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受访者的最高学历、受访者和配偶的流动资产增加有助于降低其对家庭养老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代际向上转移的概率，但是会提高向下转移的概率；收入水平高的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会有所上升，并减少向父母寻求经济帮助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健在子女的数量不仅不会提高其“养老”的概率，反而会提高“啃老”的可能性，这与我们的传统认知有所不同。受访者是否与孩子共同居住、未成年孙子女的数量、以及孙子女是否得到受访者照顾等可能与父母提供劳务相关的因素均没有明显地影响家庭代际转移的选择行为的发生概率，代表实证结果并没有明显支持“成年子女对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是为了补偿父母提供的劳务”，这一“交换动机”的理论假设。因此，就代际转移的发生概率而言，可以初步判断家庭代际向上转移的动机可能以利他主义动机为主，而家庭代际向下转移的则主要是以依赖动机为主。

为了分析家庭代际转移净额的影响因素，将表1中的变量引入面板Tobit模型，即式(15)，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表2 家庭代际转移的选择行为模型估计结果表

注：表中参数的估计值为几率比(odds ratio)，括号中的数值代表标准差，***、**、*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性，下同。LR和Wald统计量括号中的数值代表p值。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http：//charls.pku.edu.cn/zh-CN，下同。

如表3所示，回归模型的混合效应与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LR 统计量和Wald统计量的检验都显示面板Tobit模型所有系数(除常数项外)的联合显著性很高。LR检验的结果认为存在个体效应，故随机效应的面板Tobit回归更为合理。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受访者的健康状况、最高学历、婚姻状态、受访者和配偶的流动资产、未成年孙子女数量、与子女联系的频率、子女及其配偶的总收入等因素都会对家庭代际转移的规模产生显著影响。一方面，健康状况不佳、处于单身(离异、丧偶、从未结婚)等状态的受访者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更高，对家庭经济支持的“刚需”较强，因此获得的代际经济支持净额明显增加。而受教育程度更高、拥有流动资产较多的受访者则对家庭经济支持的“刚需”较弱，所以向上转移的规模有所降低。而与父母联系的频率偏低、自身需要抚养的未成年孩子较多、收入水平较高的成年子女也许因为无法经常在生活上照料老年父母，所以倾向于为之提供更多的经济帮助。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拥有流动资产较多、与子女联系并不密切、孙子女数量较多的受访者倾向给予成年子女更多的经济帮助，而健康状况不佳、处于单身(离异、丧偶、从未结婚)等状态的受访者则可能因为自顾不暇，明显减少了家庭代际向下转移的规模。

根据父母的流动资产对家庭代际双向(向上/向下)转移的净额均为正向影响，而成年子女的收入水平对家庭代际向上转移的净额有正向影响，对家庭代际向下转移的净额有负向影响，结合家庭代际转移选择行为的分析结果，可以进一步推断当代中国的家庭代际转移是一种混合了多种逻辑的复杂社会现象，同时表现出多种支付动机，即利他主义动机与交换动机并存。实证结果还显示，在家庭代际向上转移时，成年子女的收入水平对转移净额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父母的流动资产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可以判断家庭代际向上转移以利他主义动机为主；在家庭代际向下转移时，父母的流动资产对转移净额起到了正向作用，而成年子女的收入水平对转移净额起到了负向作用，因此可以判断家庭代际向下转移以依赖动机为主。

表3 家庭代际转移净额影响因素模型估计结果表

表4 子女是否工作对家庭代际转移影响的差异性检验表

注：工作包括务农、挣工资工作、从事个体、私营活动或不拿工资为家庭经营活动帮工等。

如表4所示，子女是否参加工作与家庭代际转移的支付方向有着非常显著的关联。如果成年子女正在工作，具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普遍都会愿意给父母的老年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帮助。有工作仍旧需要父母经济援助的年轻人属于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如果成年子女没有工作，无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靠父母的经济支助过日子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这也再次印证了家庭代际向上转移以利他主义动机为主，而家庭代际向下转移以依赖动机为主的结论。

六、结论与启示

显然，当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很可能直接影响那些带有公共转移支付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时，分析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行为的动机对于公共经济政策的制定至关重要。因为，公共转移支付会对以交换动机为主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将产生“挤入效应”，加强了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即在不降低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的同时，公共养老金支付的增加将有助于降低老年贫困的发生率，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保障程度[7]。从社会福利角度来看，这样的政策改进是帕累托有效的[16]。相反，对基于利他主义动机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行为而言，公共转移支付会对家庭养老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家庭养老的负担。当然，老年人并非一个具有完全同质性的整体，同一公共政策的实施对于不同特征的老年人，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13]。

结合实际国情来看，无论是家庭代际向上转移中的利他主义动机，还是家庭代际向下转移中的依赖动机，都是基于转移的接受方没有充足的经济资源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产生的。目前，中国社会尚未实现全面小康，家庭代际转移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老年人口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无法继续从事社会劳动工作，收入水平必然有所下降，但是各种生活支出却很可能不降反升。例如，根据自然规律，老年人的生理机能开始退化，健康状况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弱，多数老年人都会受到疾病的困扰，所以医疗保健支出势必会增加。但是，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仍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通过公共转移支付的形式解决庞大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因此，私人转移支付必须发挥作用来填补公共转移支付留下的空白。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养儿防老”的文化传统，赡养老人是子女责无旁贷的义务。如果，当前中国家庭代际向上转移以利他主义动机为主，那么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主要是出于对他们的关爱，同时没有预期借此换取其他利益，这种为了家庭的共同福祉而进行的私人转移支付，是需要成年子女付出一定代价的。有的经济理论将抚养子女视作一种投资，虽然家庭代际转移中难以避免地存在某些功利性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亲情、责任和义务等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基于利他主义的私人转移支付不能完全用理性的经济学思维去解释，因为情感和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小觑。但是，无私地牺牲个人利益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父母养老长期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那么其可持续性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当利他的私人转移支付达到一定承受的限度时，发挥公共转移支付的调节作用是必然的选择。

就基于依赖动机的家庭代际向下转移而言，好吃懒做也许并非成年子女的本意，如果他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且足以支付其生活成本时，自然会减少对父辈的经济依赖。但在现实社会中，许多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后，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由于收入微薄，“月光”基本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年轻人通常需要娶妻生子、安家置业，其支出水平可能要比退休人群更高，因此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更高的收入水平。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相较于上一年，2016年全国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的月薪期望值呈现出一种普降趋势，即总体平均期望月薪值由2015年的6 000元左右，降至2016年的不足5 000元。报告还指出，对比2014—2016年，大学毕业生的期望薪酬水平一直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可以说，在物价上涨幅度较大，资产价格水平普遍偏高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总体平均期望薪酬水平的降低就意味着年轻人变穷的趋势已经形成。比如，年轻人的工资收入远远无法赶上飙涨的房价，不谈一线大城市动辄近千万的商品房，就连二、三线城市的房价也早已破万，所以每月只有几千元工资的年轻人多数是拿不出购房首付款的，这时候就需要父母拿出积蓄帮助年轻的子女们安家置业。于是，家庭代际向下转移正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在年轻群体日益贫穷的大趋势下，“买不起房子，养不起孩子”是当代众多年轻人的生活写照，但是依赖年迈父母继续供养的“啃老”之举也绝非长久之计。公共政策对于解决广大年轻人群入不敷出的困境，让年轻一代有机会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创造比父辈更多的财富，从而“挤出”家庭向下代际转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