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维，柯 黎

海昏侯墓是西汉时期一段特殊历史的产物，发掘过程备受瞩目，废帝刘贺——第一代海昏侯的墓葬出土了一万多件文物，包括金器、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等，其文物之多、规模之大，且保存完好，是西汉时期同类墓葬所无法企及的。其中，在主墓核心部分出土的乐器及伎乐俑更是引起业界的普遍关注。北藏阁专有的乐库以及西藏阁娱乐库等位置就发掘了一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五张古琴、三张古瑟，还有笙、排箫等吹奏乐器。另外，在甬道中还发掘了金车和鼓车组成的偶乐车，其中就有乐器錞于、铙和建鼓。

笔者从该墓发掘的初步报告(1)杨军：《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笔者亲赴墓地发掘指挥所与杨军队长的交谈(图1)以及展览地的实物观察来看，墓葬出土音乐资料组合规范、风格明了，编钟、编磬构成了雅乐乐悬，琴、瑟、笙、箫和伎乐俑组成俗乐设，于、铙和建鼓则是典型的军旅出行组合。这些文物及其组合充分展示了墓主人刘贺身份的特殊和显赫，体现了海昏侯国对先秦成熟礼制的继承，同时也揭示出西汉初期诸侯王国的用乐特点。

图1 笔者与海昏侯墓考古队长杨军(右)合影(2)图片由笔者提供。

一、出土音乐资料描述

这次发现的海昏侯国聚落遗址包括紫禁城和墓园，面积达400万平方米，海昏侯墓园占地4.6万平方米，墓园包括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座车马坑，以及道路排水遗存等，海昏侯刘贺墓是海昏侯墓葬群中最大的主墓。

目前已发掘四座墓葬和一座车马坑，墓葬包括三座祔葬墓(M3、M4、M5)和最大主墓(M1)，M3、M4各出土青铜器、陶器30多件，M5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100多件，车马坑(K1)出土彩绘木质安车和轺车5辆，马匹骨架20匹，M3、M4、M5、K1均未发现有乐器遗存。

M1呈“甲”字形布局，占地约400平方米，分别由南面的甬道(乐车库)、甬道东西两边的车马库、主椁室，以及围绕主椁室的回廊形藏阁构成，主椁室与藏阁以过道隔开。其中北藏阁由西向东分别是衣笥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西藏阁由北向南分别是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具库；东藏阁就是食官库。整个墓葬布局完整，结构清晰，出土文物丰富，保存比较完好。

(一)乐器库和娱乐库的乐器与伎乐俑

乐器库出土乐器达到几十件，主要有两架编钟、一架编磬、三张古瑟，另外还有笙、排箫等吹管乐器，同时出土的还有36件伎乐木俑；娱乐库出土了五张古琴。

两架编钟共24件，保存完好，包括14件钮钟和10件甬钟，14件钮钟出土时还原样悬挂在钟簨上，大小相次，整齐排列，钟簨为彩绘木制，周身绘有精美的动物图案，两端以方形青铜包饰(图2)。10件甬钟的摆放位置相对集中，旁边散落四件钟虡。一架编磬14件，破损比较严重，摆放位置相对集中，旁边散落两件磬虡。四件钟虡和两件磬虡均不同程度受损，但底座完整，四件钟虡底座似一鎏金趴地昂首坠腹的蟠龙神兽(图3)。

图2 乐器库编钟(3)图片来源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图3、图4、图5、图8、图9同此，不赘。

图3编钟底座

14件钮钟均周身鎏金，而且都有错金的花纹槽，工艺非常精细，合瓦型结构，平舞，长方形钮，两侧呈弧线状，篆间和钲的中部都饰以云龙纹，有螺旋钝圆锥形枚(图4)。10件甬钟，合瓦型结构，平舞，和钮钟一样，整个钟体边缘以及鼓部与钲部交界处都以突出的宽带装饰。舞上铸圆柱形甬，甬上有旋，旋上有旋虫。钟体两侧外弧，略显浑圆饱满，在纹饰上几件甬钟不太统一，在钟体大部及甬之中部有饰以密集方格纹的，也有凸起小泡状纹和点状连成的三角形纹者，但几件甬钟整体造型统一。和钮钟略不一样，其枚更呈螺旋圆锥状。钟腔内四侧鼓部都能见方形音脊，钲上沿舞部刻有铭文，标明该钟重量等信息(图5—8)。14件编磬原以为铁制编磬，后经专家检测，应为琉璃编磬，这是自大云山汉墓出土琉璃编磬后再次出土该类材料编磬，各磬腐蚀缺损严重，与石制编磬不同，这些琉璃磬形制大小一样，腔体中空，考古队员发现内有填充物，疑似调节音高所用。

图4 十四件钮钟

图5 甬钟正面

图6甬钟侧底(4)图6、图7由笔者2015年11月18日在江西省博物馆海昏侯墓出土文物首次展览时拍摄。

图7 甬钟上部

图8甬钟侧位

从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有关乐器的视频报道粗略发现，五张古琴形制如同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古琴，通体髹漆，属于半箱式结构，琴面相比战国时期曾侯乙墓、湖北枣阳九连墩出土的几张十弦琴要略显平直。三张古瑟也是通体髹漆彩绘，其中一张瑟首与瑟身因漆面颜色明显不一而清晰易辨，且瑟首岳山因脱落掉漆明显，瑟底顶部朱书题记有“第一廿五弦瑟禁长二尺八寸高七寸昌邑七年六月甲子礼乐长臣乃始令史臣福瑟工臣成臣定造”字样，将该瑟编号、弦数、尺寸、制作时间、制作工匠等信息悉数描述(图9)。此瑟25弦，应为颂瑟，形制如同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古瑟。关于琴、瑟、笙、箫等乐器，由于正在修复，专门的音乐考古报告还未发布，各大媒体报道甚少，无法获取它们更多的信息。

出土的36件伎乐俑都为木雕，它们身材匀称、体态轻盈、纤腰绰约，或长袖飞舞，或持乐伴唱，各个体质修颀、栩栩如生(图10)。

图9 漆瑟

图10伎乐俑(5)图片来源于人民网：http://jx.people.com.cn/n/2015/1113/c190181-27087532.html，2015年11月13日。

此舞俑者着紧衣窄袖，下着宽口大裤，腰肢纤巧，侧身往后腾足，两袖扬过头顶，昂首远视，舞姿矫健奔放。这是汉代典型的长袖舞造型，在汉代很多出土的画像砖中亦可常见，如郑州新通桥出土的汉画像砖中的长袖舞就与之相仿。(6)郑州市博物馆：《郑州新通桥汉代画象空心砖墓》，《文物》1972年第10期。

北藏阁乐器库出土乐器和伎乐俑，向我们展现了墓主人生前被伺奉的豪华场面以及海昏侯国宫廷乐悬乐舞规范。

(二)甬道偶乐车上的乐器

图11 于(9)图片来源于马蜂窝网：http://www.mafengwo.cn/i/5465299.html，2016年4月25日。

铙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青铜乐器，早在殷商时期就在高等级贵族或首领中使用，它是尊贵身份地位的象征。编铙主要出土于北方及古代中原地区，南方出土的一般都是形制不同的大铙。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铙则属于北方风格，合瓦形，形制略同甬钟，但比甬钟小而轻，四件大小相次。出土的鼓腐蚀严重，仅存残片，但专家初步判断为宫廷建鼓。

古代战场一般鸣鼓进军，鸣金收兵，金车和鼓车是配合使用的，海昏侯将它们用在了他的出行典礼中，并将它们作为出行车队的导车。錞于、铙和鼓配合出现，这是汉代考古的首次发现。偶乐车和其他偶车马的发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诠释汉代初期诸侯的车舆制度及出行制度。

二、继承礼乐传统，体现特殊身份

《周礼·春官·小胥》记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 郑玄注：

宫悬四面悬，轩悬去其一面，判悬又去其一面，特悬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悬；轩悬三面其形曲……玄谓轩悬，去南面辟王也；判悬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悬悬于东方或于阶间而已。(10)《周礼注疏》卷二十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95页。

这是《周礼》关于西周乐悬制度的文献记载，也是我国关于西周乐悬制度的最早描述。乐悬制度是古代宫廷以钟磬乐为标志的礼乐等级规范，其等级非常森严，不可僭越。《周礼》明确记载了天子用乐为四堵，即东西南北四面都悬挂乐器，诸侯(包括诸侯王及列侯)去掉南面，即为三堵，卿、大夫等级去掉南北，只有东西二堵，士阶层只能在东面或阶间悬挂一睹。此外为了配合乐队演奏，还有相对应规模的乐舞表演。

海昏侯墓出土了两架编钟、一架编磬，是为三堵，符合先秦诸侯轩悬的钟磬乐悬摆列规范，体现了汉代对先秦音乐制度的继承。与钟磬乐悬相配出土有36件伎乐舞俑，是为“六佾”，这一数目首先证明了六佾乃六行六列36人之文献记载，而非六行八列48人之说。(11)《左传·隐公五年》曰：“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有关六佾乐舞，杜预注：“六六三十六人”。 孔颖达疏：“何休说如此，服虔以用六为六八四十八……杜以舞势宜方，行列既减，即每行人数亦宜减，故同何说也。”参见《春秋左传正义》，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27—1728页。其次六佾(36人)的乐舞当属于诸公用乐规模。《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对“诸公”有解释：“诸公者何？诸侯者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12)《春秋公羊传注疏》，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07页。。可见诸公的等级应该属于公爵重臣，仅在天子之后，而诸侯则在诸公之后，诸侯应该属于四佾十六人的乐舞规模。刘贺虽然曾经有过皇帝的辉煌历史，但最终还是沦为小国列侯，所以最多也只能用四佾之乐，显然他在乐舞规模上有僭越之嫌，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对过往生活及高贵身份的留恋。

海昏侯墓作为西汉已发掘列侯墓葬中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内涵最丰富的墓葬，其身份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出土文物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同等级墓葬，例如有“西汉三王墓”之称的广州南越王墓、山东洛庄汉墓、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都有完整成套的编钟、编磬，其中编钟一套，是由一组钮钟14件和一组甬钟5件组成，共一套钟簨，分二层悬挂。(13)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南京市博物院等：《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考古》2012年第7期。但是刘贺墓出土了两套编钟，而且都为单层悬挂式样。14件钮钟由于出土时就悬挂在同一钟虡上，当自成一套。甬钟10件，数目明显与“三王墓”不同。按照“三王墓”编钟“14件钮钟加5件甬钟”的编列原则，刘贺墓则多出了5件甬钟。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这10件甬钟的实际音高，但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只要目测钟簨便不难发现，由于钟簨体积过小，对于甬钟这样的重量和体积，不可能10件甬钟全部悬于同一钟虡之上，与14件钮钟配合的应该只有5件甬钟。

另外5件甬钟由于再找不出钟簨，又没有刻记明显的标志而且纹饰也不甚统一，目前还无法判断它们是否可以编成一列，但它们能够一同出现在墓葬中，应该另有原因。墓葬出土的很多铜器和漆器都有纪年落款，最晚的是“昌邑十一年”，昌邑十一年是公元前87年，当年第一代昌邑王刘髆薨逝，其子刘贺只有5岁，后于18岁就被霍光拥立为皇，仅仅27天，却因为莫须有之罪被废，此后刘贺的命运更是跌宕坎坷，到南昌做了不到四年的海昏侯即黯然离世。从椁室发现的特大卧榻以及藏阁发现的冬虫夏草等物品可以看出，刘贺这几年应该是身体有恙，身心交瘁疲惫，由此可以推测墓中的大部分器件应该都是刘贺父亲山东昌邑王刘髆留下的。其实，一同出土的漆瑟就有“昌邑十年”的题款，作为编钟这样的礼乐重器，在刘贺饱受煎熬的短短几年里更不可能铸造成功，应该都属于父亲的遗物，作为父亲的遗物，理应得以留存，所以这5件甬钟能一同出现在墓葬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5件甬钟的这种存在形式，也极大地凸显了刘贺因皇帝难当，就连本该属于自己，甚至已经坐稳的诸侯王位也惨遭削除的不平心态，看似僭礼的5件甬钟也许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另外，海昏侯墓出土的14件钮钟皆为贴金，除了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金属冶炼、焊接、镶嵌、制器等方面的高超科技水平外，同时也体现出刘贺越礼的复杂心态。

刘贺墓出土的一套编磬不是石磬，而为琉璃磬，这也是目前继大云山汉墓出土琉璃编磬后又一次见证这类材料做成的编磬。古时琉璃是很难得到的，人们甚至把琉璃看得比玉器还要珍贵。早在周秦时期，除了乐悬的面数体现官阶等级外，所用乐器的质料和服装道具也是体现等级差别的指标。《礼记·郊特性》曰：“诸侯之官悬，而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诸侯之僭礼也(孔颖达《疏》：诸侯惟合轩悬，今乃有宫悬；又诸祭用时王牲，今用白牡；又诸侯击石磬，今击玉磬；又诸侯得舞《大武》……并是诸侯僭礼也)”(14)《礼记正义》卷二十五，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48页。。就如以上所述者，诸侯应该用石磬，却用了王宫悬之玉磬，显然越礼了。汉承秦制，海昏侯作为诸侯级别不用石磬而用特别珍贵的琉璃磬，当然也有僭越之嫌。

另外，在海昏侯墓甬道上发掘的錞于和鼓的偶乐车，是继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古墓铜贮贝器上铸刻有錞于与鼓同时出现的场面之后(15)云南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75页。，首次以实物考古形式证明了《周礼·地官·鼓人》中“以金錞和鼓”的文献记载。(16)《周礼·地官·鼓人》卷十二，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0页。此次发掘的乐车上还有编铙，它与鼓的结合，同样印证了《周礼·地官·鼓人》中“以金铙止鼓”的文献记载。(17)《周礼·地官·鼓人》卷十二，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0页。这些都体现了海昏侯在军旅和出行制度上对先秦的继承。

先秦文献上关于军乐或出行制度有金錞和鼓配合的记载，也有金铙和鼓配合的记载，但是没有錞于、铙和鼓同在一个场合演奏的记载，海昏侯墓的此次组合是我国錞于与铙结合的首次发现，而且此次出土四件大小相次的编铙，可见它们是以旋律乐器表演形式为刘贺服务，相比先秦时期已扩充了规模，丰富了内容，体现了刘贺的特殊身份以及在出行、军乐制度上的创新和发展。

其实，我们从墓葬的葬制结构以及大量出土文物不难判断，刘贺是一个非常重视传统礼制、满腹经纶的大儒，并不是《汉书》所描述的荒淫无节，甚至在位27天竟做出1127件荒唐事的纨绔不驯之徒。

《礼记·檀弓》：“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18)《礼记正义》卷八，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93页。刘贺墓为二重棺，显然符合先秦列侯棺制。《后汉书·輿服志》“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汉承秦制……所御驾六，余皆驾四”(19)[南朝]范晔：《后汉书·志第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38页。。刘贺墓车马陪葬坑出土5辆实用安车和20匹真马，刚好每辆配四匹，所谓驷马安车。所以在车舆制度上也是符合先秦规范的。中国秦汉考古学会会长、海昏侯墓专家组组长信立祥根据200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汉简《葬律》(可能是叔孙通主持制定的，比刘贺墓早100多年)，对照海昏侯墓结构的各项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海昏侯墓的葬制符合《葬律》要求，是一座标准的列侯墓。(20)信立祥：《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墓考古发掘的价值及意义略论》，《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另外，西藏阁出土的大量简牍，如《论语》《易经》《礼记》等儒家经典，也充分体现出他对先秦儒家传统礼制和文化的尊重与酷爱。主椁室西室的漆屏风，上面画有孔子及其诸多弟子的圣贤像，刘贺将其摆在床榻旁，以表对先贤的无比敬重。还有一同出土的书简《墓赋》、书写用墨碇石砚、漆制棋盘、古琴、甲胄、剑戟、西周提梁卣、战国铜剑等大量器件，都表现他才兼文武、诗书传家的儒雅风度。

刘贺对古法的继承、对传统礼仪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被迫经历了从王到帝再到侯的角色变换，复杂特殊的多重身份及坎坷的生活经历历史鲜见，造成的心理落差应是难以抚平，于是在偏禺豫章包括用乐方面的所谓僭礼之事便可想见。这种心理上的不甘和制度上的不敢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表现在墓葬的很多方面，例如，其核心部分主椁室内帝王用的黄肠题凑不敢用，但是考古人员却发现相关木料构建被改成了过道。棺椁里面的很多玉料没有做成专享玉衣，只是做成了琉璃玉席。另外，在主棺内发现了一枚刻有“大刘记印”的玉章，采用龟钮，符合列侯身份，但用“大刘”又尽显刘贺对痛失帝王而不甘的矛盾心态。

三、体现西汉初期用乐特点

(一)继承古法、更造新声

经过战国之乱和秦国大火，今人一般都认为先秦礼制到西汉已经荡然无存，即所谓“汉无礼乐”，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关于《汉书·礼乐志》的评论。王氏谈到：“礼乐志最后总结云，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为发愤而增叹也，证明此志总见汉实无所为礼乐”(21)[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陈文和、王永平等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60页。。虽然文献鲜有对西汉礼乐的详细记载，但从目前大量发掘的西汉王侯贵族墓葬表明，这种观点显然有悖于实际情况。我们知道，古代“王者功成作乐”，可谓“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袭乐”，不制定新的礼乐似乎难显王者风范。在王氏看来，虽然自汉高祖至汉成帝先后都有贾谊、董仲舒、王吉以及刘向等人为宫廷礼乐的复兴提出建议甚至做出贡献，但最终都因诸多原因不了了之而未制定新的礼乐。

但是，没有制定新的礼乐不代表西汉没有礼乐可循。“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22)[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1页。，这是《汉书·礼乐志》关于汉高祖指派秦代博士叔孙通制定礼仪的明确记载。《史记》也载：“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23)[汉]司马迁：《史记》卷二三《礼书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59—1160页。，《史记》则清楚地表明西汉不仅已经制定了礼制，而且谈到了包括百官礼仪在内的这些礼仪大致都是照搬秦代。秦代历史太短，当然更大程度上便是因袭先制。

“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大氐皆用秦旧事”(24)[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3—1044页。。可见汉高祖非常重视宗庙之礼，而且大秦博士叔孙通制定的这些宗庙祭祀乐大致就是沿袭秦代。

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25)[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4页。

由此可知《文始舞》《五行舞》是汉初各代都非常重视的乐舞，《五行舞》实质上就是周舞，而《文始舞》甚至源于舜时的《招舞》，统治者只是将这些先代的乐舞换个名字，以表示当朝制礼作乐。所以西汉初期不仅有礼制，而且仿先秦制礼作乐应是一个客观事实。

上文我们已经对海昏侯墓出土的音乐资料进行了整理，而且得知海昏侯国在乐悬制度和出行用乐方面都能充分反映出对先秦用乐制度的继承，例如，钟磬乐悬三堵摆列的诸侯轩悬之制，金鼓配合的军乐制度等等。同样，有“三王墓”之称的山东洛庄汉墓、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乐器也能揭示出各自王国对先秦乐制继承的现象。各墓葬出土编钟和海昏侯墓出土编钟一样均为合瓦形结构、平舞，钟体各部分结构基本齐全而且与先秦乐钟相似，除了这些之外，双音技术是最能说明汉初编钟对先秦编钟继承这一现象。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先秦钟的双音技术到汉代已经消失殆尽。西汉初期的“三王墓”出土编钟，虽然很多钟体鼓部与隧部两音很难成大小三度音程关系，但是“一钟双音”技术仍然延续并在各钟中得以体现成为事实。(26)朱国伟：《双音钟转型之路：从战国中期到西汉早期》，《音乐艺术》2016年第2期。海昏侯墓编钟形制上基本与“三王墓”相似，应属于双音钟无疑。

另外，从海昏侯墓出土乐器的种类来看，先秦宫廷乐制的遗踪在西汉初期还能觅至。钟、磬、琴、瑟、笙、箫等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些乐器，代表了乐悬礼仪的钟磬打击乐以及朝会燕享的丝弦吹管乐。曾侯乙墓出土乐器代表了先秦时期音乐发展的最高成就，其出土乐器种类有钟、磬、鼓、琴、瑟、笙、箫、篪等。(27)湖北博物馆：《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海昏侯墓出土乐器的规模虽然没有曾侯乙墓宏大，但就出土乐器种类来比较，两者相差不大。洛庄汉墓出土乐器的种类有钟、磬、鼓、琴、瑟等，(28)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和曾侯乙墓出土乐器种类也非常相似。可见先秦宫廷用乐对西汉初期王侯贵族影响之深，西汉初期各代沿用先秦旧礼毋庸置疑。

实际上，西汉不仅沿袭先秦旧礼，而且另辟蹊径，更造新声。《汉书·礼乐志》载：“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29)[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3—1044页。。高祖生长在楚地，对楚地音乐情有独钟，就连在宫廷里面表演的房中乐都已经是楚地风格的民间音调。《汉书·礼乐志》又载：“巴俞鼓员三十六人”，颜师古注：“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趫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存其武乐也。巴俞之乐，因此始也”(30)[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73页。。所以，高祖不仅喜欢楚乐，而且对古代巴人矫健猛锐的舞蹈也很喜欢，并令人专门创作了宫廷代代流传的乐舞《巴渝舞》。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31)[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5页。至汉武帝时期，周代包括郊庙祭祀之礼所剩无几，于是令大儒董仲舒厘定雅制，恢复周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音乐上则令李延年和音协律，仿孔子采诗三百，立乐府采诗夜诵，始作“新声”，于是广采赵、代、秦、楚各地音乐，试图从各地音乐中寻找500年前的所谓雅制。

汉高祖非常重视传统礼制，还令叔孙通仿秦恢复宗庙雅乐，但是他对楚地、巴人的乐舞也非常喜欢，甚至将其成为宫廷燕享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对传统礼制的重视比汉高祖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了恢复周礼而动用了大儒董仲舒，而且仿秦设立乐府，令音乐家李延年赴各地重拾郊庙之礼。但是作为民间身份的李延年对宫廷奄奄一息的传统礼制更是知之甚少，得到的不过是各地风俗不同的民间俗乐。

海昏侯刘贺作为汉武帝之孙，则继承了祖父视儒家礼乐为正统之风，尽力恢复周代礼制。诚然，我们从出土钟磬乐悬、出行乐车、儒家经典书简、孔子画像屏风等文物可以得到充分解释。但是正因为他是汉武帝之嫡孙，其祖母李夫人是倾国倾城深得武帝溺宠的音乐舞蹈家，舅爷李延年也是名噪一时的宫廷音乐家，祖母和舅爷都因籍自民间，表演和创作的民间音乐甚至是少数民族风格的音乐而享誉宫廷。所以海昏侯刘贺受到家庭传统的影响应该也是肯定的。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得知海昏侯国当时演奏的乐曲内容，但是从出土乐器以及伴随出土的36件伎乐舞俑可以得知，海昏侯刘贺生前供养的是一个庞大的享乐队，演奏民间俗乐新声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了。它和酒具、食官、文书、娱乐等藏阁丰富用器一道，真实再现了其侑酒燕乐的生动场景。

以上情况充分体现了西汉统治者对传统礼制的继承以及创新和发展。“继承和求变”正是这一时期音乐制度的真实写照。

(二)风格有异、规格趋同

包括葬制在内的很多制度典令在汉代因爵位差异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一制度也是来自大秦帝国，汉代继承了秦国推行的二十等爵制，其最高等级为列侯，仅次于诸侯王，但即便是列侯，又因封户多少，包括墓葬在内的很多待遇也都是有所厚薄的，那些成天在皇帝左右辅佐皇帝的列侯受到的恩宠就不言而喻了，据《汉书·霍光金日传》记载：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 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左纛，发财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丧。(32)[汉]班固：《汉书·霍光金日传》卷六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8页。

由此可知，霍光虽属列侯爵位，但作为汉宣帝身边的重臣，他的葬制堪比帝王。

同为西汉列侯，刘贺的政治地位则无法同霍光比较，所以海昏侯墓在墓葬结构、出土器件上也无法同霍光墓比拼。值得注意的是，刘贺墓出土了一套非常特别的乐器，那就是一套14件形制大小统一的琉璃编磬，而且磬体内空，靠填充物的多少来调节音高，与一般大小相次的石制编磬相比，极具个性。虽然琉璃的制作难度很大，但是，从物理结构上讲，琉璃远没有石头性质稳定，从音乐性能上分析，琉璃编磬并不一定就比石制编磬优良，而且容易腐蚀走音，但是刘贺将其用于乐悬，想必更多的是其个人嗜好及身份地位的彰显。

除了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个性嗜好这些因素外，地方文化风格差异也是导致墓葬结构、出土文物有所区别的重要原因，这些区别则可以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包括作为音乐资料的各种出土器件上。笔者上文已有介绍錞于这种乐器，并且得知湖北、湖南、四川等南方地区出土大都是虎纽錞于，而江苏、安徽、山东等先秦属吴国、齐国的地区则出土桥纽或环纽錞于。例如山东洛庄汉墓出土的錞于属于无盘环纽錞于，山东临淄齐王汉墓出土的也属于无盘环纽錞于，两者形制非常相似。(33)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洛庄东周时属齐地，所以齐地地域特色在这类乐器上体现得非常突出。与齐地不同，四川、湖南等地出土的錞于则表现出我国西南地区的地方文化风格，如四川奉节青龙包所出錞于、湖南常德所出錞于都属于有盘虎纽錞于，而且形制也很相似。(34)严福昌、肖宗第：《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四川卷》，河南：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70页；高至喜、熊传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河南：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60—161页。海昏侯墓出土的属于无盘半环纽錞于，它和洛庄汉墓及临淄齐王汉墓出土的錞于形制上非常接近。除海昏侯墓錞于外，目前江西省博物馆还收藏了两件錞于，一件是征集于南昌的虎纽錞于，另一件则是1964年出土于江西修水战国时期的有盘兽首环纽錞于，(35)彭适凡：《江西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分析与分期》，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81页；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乐器和汉代铁器》，《考古》1965年第6期。虽然三件錞于均出土于江西，但后两件与海昏侯墓錞于在形制风格上明显不同。刘贺籍里属于昌邑，古昌邑也属于齐国，所以海昏侯墓錞于与洛庄汉墓、临淄齐王墓錞于应同属齐地文化风格。同时，海昏侯墓錞于属于齐地文化风格这一现象进一步揭示了这一乐器和青铜编钟一样应该都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遗物。

纵然因政治身份、个性嗜好、地域风格不同而导致出土音乐资料有所区别，但是整体上汉代初期同等级墓葬出土音乐资料又表现出很多相同的特点，共同构成了汉代初期我国诸侯王国的某些用乐制度。例如，有西汉“三王墓”之称的洛庄汉墓、南越王墓、大云山汉墓都出土了14件钮钟和5件甬钟，在乐悬编列制度上表现一致，海昏侯墓虽然出土14件钮钟和10件甬钟，但或许只有5件甬钟与14件钮钟才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音列。王子初先生通过测音研究发现“三王墓”在音列上应该都是以#G为宫音的七声下徵音阶，而且认为这种音列上的明显规范性，说明在汉初宫廷曾推行过“制礼作乐”的政令。(36)王子初：《西汉三王墓编钟音律分析(下)》，《中国音乐》2017年第2期。

另外，海昏侯墓和“三王墓”出土编钟在形制和纹饰等方面也基本统一，而且也表现出与先秦编钟有所区别。先秦钟体两侧之铣基本上呈竖直状，枚为柱状，甬为方体，于口内凹较大，钟体内侧可见起伏坡状长缓的锉磨音塬，曾侯乙编钟作为我国编钟音乐科技在先秦达到最高水平的标志，特别是其中的一钟双音技术及复合律制的应用。而这四座侯墓出土编钟与先秦编钟不同，钟体两侧外侈，微呈弧状，螺旋形枚，柱形甬，于口内敛且内凹较小，钟体内侧四鼓部各有一条形刻凿音脊，钟体从先秦的瘦高形到汉初的浑圆饱满形以及这些内外形制的转变，带来了编钟音乐性能的实质性变化(图12、图13)。海昏侯墓编钟虽然还未知测音情况，但是根据“三王墓”的测音研究可以推测，这时的编钟“虽双音尚存，但已明显呈下坡之势……西汉中期往后，现今所知的考古资料中再没有合格的双音编钟了。编钟在宫廷中的使用也渐疏渐失，其功能主要就成了王室祭祀时的摆场”(37)朱国伟：《双音钟转型之路：从战国中期到西汉早期》，《音乐艺术》2016年第2期。。

图12 洛庄汉墓甬钟(38)图12-13来源于王子初：《海昏侯时代的编钟它们见证了“礼乐”的复古与没落》，《中国国家地理》2016年第3期。

图13曾侯乙墓甬钟

(三)雅俗共生、雅乐维艰

从《春秋左传》中“王子朝奔楚”以及《论语·八佾》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的故事，我们得知早在春秋时期宫廷雅乐开始衰微，民间俗乐备受礼遇，即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境况。及至秦汉，宫廷还专设乐府这样一个音乐机构来收集和管理民间音乐。但是汉儒及统治者对前代的中和雅正之乐似乎还难于割舍，于是又建立太乐署来专管雅乐，从而形成了一个西汉时期宫廷雅俗之争尤为激烈的历史场景。但实际上，经过战国之乱和秦国大火，传统雅制已近失散。“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39)[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71页。，就连这些世代在官府的乐籍对传统雅乐也只能知晓点皮毛。即便如此，汉初历代统治者仍旧非常重视雅乐，还命令叔孙通、董仲舒等人试图恢复古制，制礼作乐，虽然继承了部分传统，但大部分还是失去了传统的雅制及其政治功用。就连班固都有这样的感叹：“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40)[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71页。。

另一方面，汉代民间俗乐如异军突起，发展迅猛，不断冲击着宫廷音乐，加快了雅乐的衰微。北方的相和歌、南方的清商乐和楚声、民间百戏歌舞以及西域胡乐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宫廷音乐，并与宫廷音乐相融合，使得宫廷音乐内容和表演形式更加丰富、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趋向多元。民间俗乐的巨大魅力使得汉高祖特别酷爱楚声和巴音，就连宫廷的房中乐也被用上了楚声音调、也让巴蜀之风的《巴渝舞》因此能在历代宫廷一直流传。民间俗乐的巨大魅力使得汉武帝重置乐府，采诗夜诵，改编和创作宫廷喜欢的音乐，就连西域得来的《摩诃兜勒》乐曲也被李延年改编成了脍炙人口、享誉宫廷的名曲《新声二十八解》。

其实，我们从西汉初期诸侯墓葬的出土乐器实物和伎乐俑也能窥见宫廷音乐俗盛雅衰的境况，而且还表现出离政治中心越远雅乐衰退更大、俗乐越发兴盛的特点。试以洛庄汉墓、海昏侯墓和马王堆汉墓为例列表分析。(41)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8期；杨军：《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高至喜、熊传薪：《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南卷》(第一章“乐器”、第二章“图像”)，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210，221—223，227—230，256页；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表1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虽然有钟、磬、建鼓、悬鼓等代表乐悬制度的重器，但是正统雅制又被串铃、小扁鼓等小乐器冲淡。海昏侯墓虽然没有串铃、小扁鼓等乐器出土，但相比洛庄汉墓则少了建鼓、悬鼓，雅乐的气氛自然减弱，而且代表享俗乐性质的丝竹乐器达到四种，比洛庄汉墓多出两种。长沙马王堆汉墓则不见钟磬乐悬和军旅出行这些周制组合类乐器实物，而且享类的丝竹乐器比海昏侯墓多出一种，比洛庄汉墓则多出三种。另外，三座墓葬均有享性质的伎乐俑伴随出土。山东洛庄离西汉政治中心最近，雅乐气氛明显比其他两地要浓，反之，长沙马王堆离政治中心相对较远，雅乐气氛大大减弱，俗乐气氛大大增强。由于刘贺身份特殊，又属山东籍里，即使海昏侯国离政治中心很远，但雅乐气氛比马王堆浓厚，其雅俗分量应处于洛庄和马王堆南北两大侯国之间。古人事死如事生，我们现在虽然无法得知当时王侯享受乐曲的内容，但这些出土乐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用乐情况，不同程度揭示了当时雅乐受到俗乐冲击的客观事实。

结 语

海昏侯墓作为目前已发掘西汉墓葬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列侯墓葬，其考古及学术价值之大，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专门的乐器库和乐车库出土音乐资料，布局完整、内容规范，更是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目前仅知道出土的主要音乐资料乐器和伎乐木俑，无论其形制或是组合，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昏侯国对先秦礼乐规范的继承、折射出刘贺本人复杂的身份等级，更是体现了西汉初期礼乐制度方面文献失载的某些特点。

两架编钟、一架编磬，三堵用乐，符合《周礼》关于诸侯的乐悬规范，但用琉璃编磬，不用石磬，且用“六佾”(36人)的乐舞，显然又有僭礼越乐之嫌。同样，錞于、铙与鼓的组合出土，印证了先秦“金錞和鼓”“金铙止鼓”的军旅出行传统，但三类乐器同时出现，而且多铙成编，则体现刘贺对这一制度的创新和发展。纵然因政治身份、个性嗜好、地域风格不同而导致出土音乐资料的丰富多样性，但是整体上汉代初期同等级墓葬出土音乐资料又表现出很多相同的特点，共同构成了汉代初期我国诸侯王国的某些用乐制度。海昏侯墓与西汉初期的洛庄汉墓、大云山汉墓、南越王墓一样，在出土音乐资料，特别是乐器形制、类型及其组合方面都有先秦的影子，而且在形制及乐悬编列等方面又体现出新的共同特点，钟体从先秦的瘦高形到汉初的浑圆饱满形，从锉磨音塬到刻凿音脊，这些内外形制的转变带来了编钟音乐性能的实质性变化，而编钟乐悬编列以14件钮钟与5件甬钟组合方式的大量呈现，揭示了一种新的音列结构的广泛应用。同时，我们从西汉初期诸侯墓葬的出土乐器实物和伎乐俑也能窥见西汉宫廷音乐俗盛雅衰的境况，而且还表现出离政治中心越远雅乐衰退更大、俗乐越发兴盛的特点。

由于海昏侯墓发掘还未最终完成，出土的音乐资料仍在修复整理之中，包括乐器测音、测量数据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尚未揭晓，本文的研究只是这一重大课题的起点，关于海昏侯墓出土音乐资料的学术价值还有待方家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