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北京市委巡视组进驻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隆达控股）开展巡视。不久之后，该公司二级企业北京隆达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包集团）及其下属的制版厂（以下简称制版厂）进入了市委巡视组的视野。

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擅自实行“自治”……2009年7月到2017年11月，制版厂脱离党的领导和监督长达8年，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那么，一个国有企业是怎么成为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一级党组织明目张胆对抗上级决策，上级党委、纪委又为何长期放任不管？

全面“自治”，成立“两委会”对抗上级决定

王强，时任制版厂厂长。在该厂由制版主业向物业经营转型的过程中，發挥过一定的带头作用。2007年，由于不满印包集团党委将制版厂党支部划归印包集团下属物业公司党委管理的决定，王强开始以“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探索职工自治”为名，提出组建所谓的“企业管理委员会”。

“当时王强是厂长，很有威望。既然他说要改革，厂里的干部职工都认为肯定是越改越好，所以当时没人提出质疑。”制版厂副厂长马洪钦介绍。

在没有履行请示报批程序的情况下，王强擅自组织召开了企业职工大会，并自行选举产生“企业管理委员会”“企业监督委员会”，还制定相关工作条例，提出由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行使企业行政管理权和决策权，甚至讨论决策“三重一大”事项。由此，“两委会”开始成为制版厂和王强个人对抗上级决定的一种“护私”手段。

“在制版厂，‘两委会的作用完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管理上当时已经出现了问题苗头。”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但后来，时任印包集团党委书记杨维义听取王强口头汇报时却并没有引起重视，将这一问题进行搁置。

“我觉得，杨维义没有及时警觉，就是缺乏政治意识，没有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事情可能的发展趋势，这也造成了‘两委会后来逐渐越权管理企业。”印包集团现任党委书记、总经理邢立平懊悔地表示。

怪象频出，完全进入无组织状态

2009年6月底，印包集团党委决定，免去王强制版厂厂长职务，由时任物业公司党委书记、经理王某某兼任厂长，这一决定，再次触动了制版厂有关人员的敏感神经，他们担心个人利益受损，作为老厂长的王强更是心有不甘。

2009年7月1日，在接到印包集团党委人事决定的第二天，王强就召集“两委会”开会，研究罢免王某某厂长职务事宜。7月2日，制版厂召开职工大会，罢免了王某某的厂长职务，决定由“两委会”负责企业日常管理工作。

这次明目张胆的正面“对抗”，在上级党组织那里却依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事情发展到这里还远没有结束。2016年，印包集团党委开展换届选举工作，要求各党支部进行换届选举。当印包集团党委书记带领工作人员到制版厂开展换届监督工作时，却连制版厂的大门都进不去。

就这样，制版厂党支部长达8年未换届。其间，未经任何程序，王强个人即提议成立临时党支部并指定党支部书记。

这一时期，脱离党的领导进入“全面自治”的制版厂组织涣散、怪象频出：“两委会”骨干人员违规延迟退休;业务经营管理失管失控;房产出租违规，合同管理无序……

“党建工作、企业管理陷入一片混乱。”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制版厂的问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职工队伍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制版厂问题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隆达控股和印包集团两级党委、纪委越来越不想触碰的“顽疾”，两级党委、纪委班子成员虽几经变更，但对这个问题大都避而不谈、视而不见。

在两级党委的放任下，制版厂最终进入了以原厂长王强为实际控制人的“两委会”管理运营阶段。

面对种种乱象，隆达控股和印包集团两级党委、纪委的做法就是不断妥协。2012年，印包集团党委甚至还推荐王强作为党代表参加隆达控股党代会。2013年，王强又被评为隆达控股优秀共产党员。2015年，印包集团党委竟将早已撤销党总支的制版厂仍以党总支建制上报……

从2011年至2017年市委巡视要求整改前，印包集团党委对制版厂厂长一事一直没有正式动议研究，厂长一职长期空缺，制版厂党组织关系也处于虚置状态，实际脱离上级党委领导的状况未得到有效纠正。

“这些乱象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上级该管没管、该处理没处理。监督责任没有落实，主体责任也没有落实。”北京市纪委监委相关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说。

2019年1月，北京市纪委监委对隆达控股党委、纪委及印包集团党委、纪委等4个党组织进行通报问责，并对包括5名市管干部在内的13名领导干部给予处理，其中，王强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2人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4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3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人被诫勉问责，1人被通报问责。

至此，这场长达8年的闹剧彻底收场。（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