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琪

摘 要：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改革乡村教育，并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教育思想。其乡村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以教育改造乡村社会，以纠正现代学校教育与中国农村社会的脱节。其中，陶行知就“农村教育旨在为何”这一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形成了其“为农”教育目的观。本文从认识论层面分析陶行知先生“为农”教育目的观的理论内涵，从农民、农村、农业三个层面展开探讨。

关键词：陶行知;“为农”教育目的观;三大意境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8-0131-03

陶行知先生所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时期，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农村生产生活问题、乡村改造问题、教育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重要问题。其中，农民、农村和农业始终是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也是我国民生问题之根本。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积极探索乡村教育改造的理论与方法。出生于农村的陶行知，与乡村有着不解之缘。虽在教会学校和美国受过西方教育，但他的平民本质一直未泯，较早就关注农民和乡村教育问题。其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人民，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进行的实践都是为了人民获得更好的生活，同时也将这一教育理念融入乡村教育实践中，并在乡村教育目的观中有具体体现。本文对陶行知乡村教育目的观从农民、农村、农业三个层面展开讨论，探寻陶行知乡村教育目的观的三大意境。

一、农民——“活的教育”浸润下的“活神仙”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目的观始终紧扣农民、农村、农业三大主题。在他看来，中国必须朝着解决三农问题这一生命之路的方向走去才能走上“康庄大道”。他认为乡村教育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其“为农”教育目的观也由此而来。

陶行知先生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本人于1926年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乡村教育之路，全身心投入乡村教育实验，并立志“将整个心献给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要向着农民‘烧心香。”[1]此外，对于农民的教育方式问题，他对传统的乡村教育产生了质疑。在1926年12月的乡村教育研讨会中，陶行知通过一些实际案例对农村的教育现状发出不满，对现有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进行批判，认为乡村教育教人往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教人分利;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1]。并大声疾呼，这样的乡村教育必须“悬崖勒马”“另找生路”。“生路”就是打破以文字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及传统的学校观念，建设适合乡村教育实际生活的活教育。笔者认为，“为农”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活的教育，“为农”教育“一切为了全体农民”的主旨要求在乡土社会的教育实践中必须建立一种适合其发展的教育路径，其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更多的是内源性指向，更多强调学员的活学活用。这种活的乡村教育使农民乐于在农村土地上有一番作为，通过自己的自主、自立和自强将乡村建设成为理想的“西天乐国”，而农民以一种“活神仙”的姿态活于其中[1]，陶行知先生将农民的生活状态赋予“活神仙”这一形象中，这是先生眼中乡村教育培养出农民的最高境界，也是其对农民应然状态的深度刻画。“活的教育”在“活神仙”的培养上也有其独特意蕴。

（一）“活的教育”改造现有农民

陶行知认为现有的乡村教育与农民生活实际严重脱节。“他们（乡村学校）给儿童唯一的东西是书本知识，而从来都不知道农人的真正需要。”[2]而在乡村教育活动中农民本身需要什么？通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实践，陶行知给出了答案“一、消除文盲;二、普及农业科学;三、培植公民资格”。“普及农业科学目的在于增进农民生产力。”“农业科学以服事农民，指导他们增进生产实践为主旨。”[2]因此，活的乡村教育就是要改造现有农民，其实质就是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培养农民主动探索的精神。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教农民以新技术、新方法，继而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主动探索，进行劳动生产，从而提高生产力。

通过乡村教育实践，陶行知深刻认识到“活的”乡村教育对于农民从事生产劳动的重要性。他提出“平民教育下乡”的口号，通过实地调查深感农村教育“走错了路”，脱离农村实际与农民生活需要。所提及的农村教育的普及问题和教育结构问题都是我国教育扶贫的重要问题，为我国现阶段教育精准扶贫指明方向并且提供有效的路径选择[3]。我国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质上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扶志、扶智，从而激发农村发展的生命力和活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精神贫困，某种程度上我国精准扶贫战略也是对陶行知“为农”教育目的观的有效继承。

（二）“活的教育”培养新型农民

陶行知不断从社会大变局、大格局思考教育问题，也曾希冀教育救国，通过教育改造社会。但他在教育与社会之间楔入了一个变量——“新人”。即通过培养千千万万新人来缔造一个新社会。这与晏阳初、梁漱溟楔入的变量“新民”立意迥异。所不同的是，陶行知则更着重于对教育所培养的人的关注[4]。他发起了乡村教育运动，旨在通过教育培养新型农民，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改造。然其新型农民从何而来？陶行知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实现必然离不开人才，而对于农村教育来说，最迫切的就是要建设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向农村地区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另外，他还认为若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问题必须从农民内部培养一批人才，利用新型农民，不断发挥其最大价值，投身于农村建设，最终实现教育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5]教师、学校、社会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只有一批优秀的教育人才才能建立活的学校，进而培养更多新型农民，推动整个社会发展进步，而这个过程由乡村教师来完成。他批评了乡村教师教书大多只知传授书本知识，形成一种读死书、死读书的不良风气，若这种教育不进行改革，旧的力量不除去，新的力量就不会产生，最终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日益贫弱，甚至灭亡。陶行知起草了《改革乡村教育案》，具体提出了对乡村教师基本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根本要求，一名优秀的乡村教师必须具备“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儿童的伴侣，妇女的朋友和导师”[5]。可见他对乡村教师素质要求之高。另外，还对鄉村学校的培养目标、教学任务等重新进行界定：“乡村小学应以乡村实际生活为中心;应有校园，使学生得有‘在劳力上劳心的机会。”“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5]在陶行知先生看来，“在劳力上劳心”是新型农民应当具备的品质。结合陶行知对新型农民培养的阐释，笔者认为，乡村教育要构建的是劳、教一体化的教育目标体系，使学生既能够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又有更多机会亲身实践。充分考虑农民的真实需要，培养有文化、讲道德、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以促进人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力。

陶行知先生对农民应然状态的追求正是在他“活教育”思想的浸润下一步步践行的。也正是在“活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农民的思想得以最大限度的解放，从而引导他们更有效地从事生产劳动，并以他们的行动效果印证了为农教育“一切为了全体农民”的宗旨。

二、农村——教育建设的“西天乐园”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发展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农村发展建设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得到了乡村教育倡导者的关注。当时的教育学者根据农村发展现状提出了相应的改造计划，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改造，发挥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陶行知先生眼中，“西天乐国”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象征，寄托了他对农村教育的幻想。“西天乐园”如何建设？先生通过教育亲身实践绘出了理想蓝图。通过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发现，陶行知关于农村发展建设方面的论述主要可归纳为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村社会组织建设两个方面。

（一）“西天乐园”的文化建设

如何繁荣新世纪中国农村文化？教育自然具有不可推卸的使命。陶行知先生对此也早有认知，并于1918年提出教育创造文化的理念。鼓励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下乡支教，促进文化下乡，向农村地区输送优秀人才。另外，在此思想理念中也可以看出，陶行知先生的“不求上”，而是通过爬下来而不断向上，他认为知识分子爬上去有可能落下来，而爬下来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过程。强调教育下移，认为“教育必须下去，知识必须给予农民”[5]，并认为只有以学校为教育基地，开展活的教育，为农村创造更多的文化细胞，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结构，从而形成“文化网”，使教育在农村得以普及，使农民知书明理、安居樂业[5]。

传统的教育思想多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陶行知先生对此持的摒弃态度，在新型的农村文化建设中应展开文化的变革，在农村中普及教育，让农民共享中华文明成果，并合理应用文明成果发展农业生产力。其教育实践与相关论述丰富了乡村文化建设，为当今乡土教育的人文重建带来诸多可资借鉴的价值。

（二）“西天乐园”的社会组织建设

陶行知先生认为在农村地区普及文化，并不只局限于教育的普及。农村文化组织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开展农村文化活动，在农村地区形成一种和谐的文化氛围。针对乡村教育的组织形式，陶行知先生认为可以具体分为：乡村工学团、小先生制、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组织形式以及《古庙敲钟录》所包含的理想教育模式。这些组织形式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反传统学校、反正规教育，具有“非学校化”的特征，是一种“社会式学校”[6]。另外，陶行知先生还认为农村教育组织形式不仅存在学校等有形组织，还有无形组织。一般来说，在农村教育实践中多是有形组织，有固定的教学地点、教育人员、教育资源和受教育者，例如乡村学校、工学团和社会大学等。与之不同的是，无形组织不强调其固定性，而是更具灵活性，无形教育组织以有形教育组织为发展基础，形成一种教育氛围，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传递知识[7]。农村教育组织形式将有形与无形相结合，拓宽农民获取知识的途径，有利于激发农民获取知识的欲望，这种良好的教育氛围也促进了学习型社会的建立。

三、农业——教育与之携手的现代化产业

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与农业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两个部分，中国乡村教育没有实效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教育与农业发展的分离。对于两者来说，没有农业，农村教育就失去了目标和意义;没有教育，农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相对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脚步[5]。因此，乡村教育若想取得发展进步，就绝不能脱离农业、农村、农民。1927年8月，他在晓庄“寅会”上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农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要想中国活起来，就得在农业上安根，在工商业上出头”[8]。除此之外，在“晓庄师范新加标语”中也再次强调了“中国要在农业上安根，在工业上出头”。《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及《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两部著作中都对这进行了更深层次的阐述。他表示，我国只有坚持现代化发展才能走出当前的窘境。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目的观的重要内涵就是“为农”。通过对王国维“三个境界说”的引用，指出在重视乡村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三个境界，一是站在宏观视角来看，“登高一望，望尽天涯路”。具体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要局限于当前，要站在大格局上出发。站在纵向层次来看，看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发展历史，再站在横向方面来看，看我国当前所处时代背景以及世界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同时还指出，乡村教育“一定要与城市打成一片”[5]，从而提出在发展乡村教育时，要以现代化发展为导向，在农业文明基础上，推动工业文明的发展。由此看来，陶行知所理解的现代新型农业就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农业，是与教育紧密联系的农业，是放眼长远、大格局的农业。然而联系当时农村实际情况，尽管我国当时正处于工业文明的转型时期，但是由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导致工业化发展并不乐观，农村劳动力滞留，现代化根本无从谈起。所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他表示，开展乡村教育的首要环节就是落脚于乡村实际，在适应城市的同时，也要积极融入城市中。由此他的“为农”教育目的观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与贯彻。

陶行知的“为农”教育目的观立足于实际，认识到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认识到要想发展农业，就要将教育与农业携手，实现教育在乡村的普及，教农民以生产生活必备的知识技能，培养新型农民，改造现有农民。同时农业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要走出农村的一隅，与城市打成一片，借鉴外来经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陶行知教育文选[M].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1981.

[2]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3]罗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教育精准扶贫研究——以四川省为例[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7.

[4]蒋纯焦.教育家陶行知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

[5]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6]梁淑美，司洪昌.对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的评述与反思[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11）：49-54.

[7]陶行知.陶行知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231.

[8]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