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石

如果世上有享受和奋斗分工的话，我负责奋斗。

——柳青

一、我们村来了个奇怪的人

1953年4月26日，我的伯父郭治荣驾着马车，把柳青一家老小接到了皇甫村，在滈河北岸半崖上的一座废弃的寺院“中宫寺”里安了家。背靠神禾原的“中宫寺”，虽然简陋破旧，但视野开阔，抬头是终南山，俯视是滈河环绕的十里蛤蟆滩。

皇甫村的庄稼人，仰视着这位从北京来的大官，习惯地把他与高高在上、八面威风联系在一起，他们观望、躲避，甚至教导孩子不要和这位不速之客接近，避免打扰人家。

其实，早在1952年9月，这位国家九级干部、著名作家柳青，就已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化工作。这次来皇甫村之前，他辞去县委副书记职务，想在这里静下来，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亲历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在新中国伟大进程中逐渐强盛，谋划写出一部反映农民走集体所有制互助合作化道路的长篇小说。

柳青真是个“奇怪”的人。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的他，本来住在团中央大院内的小洋楼里，享受着雅致的生活，但这位倔犟的陕北汉子，为了完成他的写作使命，决然地告别了首都，来到贫瘠的大西北皇甫村安家落了户。

人们很快发现这个人不但“怪”，而且“傻”得出奇。不到一个月，他脱去了中山装，换成了当地农夫的对襟衫;脱去了西式背带裤，换成了当地农民的大裆裤;脱掉了牛皮鞋，换成了皇甫村人的粗布鞋;剃掉了大分头，留上了大光头。简直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西农夫稼娃。

我家离“中宫寺”仅有三四百米。从记事起，我就常常看见头戴瓜皮帽，身穿对襟衣衫，又瘦又矮的柳青。他像一个铆足了劲的陀螺，总是步履匆匆，奔忙在皇甫村的原上原下，田间地头。有多少个夜晚，他带着几颗水果糖给我，坐在我家的土炕上和我爷爷一聊就是半夜。我爷爷这个老学究告诉我，柳青可不是一个平地卧的虎。他为了写好《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在饲养室的土炕上和我伯父住了六个晚上。我伯父郭治荣，因精心饲养队里的牲口，在柳青的极力推荐下，当上了西安市的劳模。

当年柳青在我们皇甫村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闲事队长”。有人问他：“柳书记，你都管啥事？”柳青风趣地说：“只要是群众需要的事，我都管。”

皇甫村这一带原下大部分是水地，人称十里“蛤蟆滩”，历来有一种怪病叫“克丁病”，农民称“瓜瓜娃病”。我们村二十多个人就得了这种怪病。得病的人，呆傻得什么活都干不了。柳青看到这个情况，请陕西省地方病研究所的专家来村调研。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浅井水缺碘导致的，需要改吃含碘的深井水。于是，柳青便和村主任王家斌、董炳汉商量打一眼大口深井。在打井的日子里，柳青总是叫上我爷爷和他一块去看打井。一天夜里水泵出了故障，井壁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柳青拄着手杖，黑灯瞎火地连夜找来技术员处理，避免了重大事故的发生。在柳青的精心关照下，董炳汉带领群众终于在村北打成了一眼14米深的大口井。出水时，柳青双手捧起一掬水，喝到嘴里，长长出了一口气说：“好水，好甜的水啊！”这好甜的水，不但解决了皇甫村二百九十多亩旱地的浇水问题，还从根本上挖去了皇甫村人多年来的病根。乡亲们再也不怕生个瓜瓜娃了，娃们再也不愁找不到媳妇了。

1957年6月26日，下了7天连阴雨的神禾原皇甫村10队中段，原崖突然滑坡，我的两个姐姐和乡邻48人遇难。悲痛欲绝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柳青和他的妻子马葳来到我家，马葳拉着我母亲的手，柳青手里捧着两身衣服，安慰我母亲说：“二嫂子，娃不幸遇难了，我和你们一样难受，请你多保重身体，想开一点。这是马葳给娃买的两身衣服，给娃穿好。”他把衣服轻轻放在我母亲的手上，满眼含泪地又说：“这次是我大意了，没有事前组织好干部做好安全排险工作，造成了这天理难容的大事故。二嫂子，我对不起你一家人，对不起皇甫村的父老乡亲们啊。”

“唉，好我的柳书记呀，这咋能怪你呢，这是天灾呀，你在西安开会，咋能知道要发生这倒霉的事呢？你平时给咱皇甫人操的心、办的事还少吗！听乡党们说，出事后这三天里，你黑明连夜地跑前跑后，光泥水里就摔倒了几次，腿現在还一拐一瘸的。你这样做，让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和俺一家人咋样还你的情啊！”泪流满面的爷爷使劲地跺着脚，诉说着。

一次，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到柳青家汇报说，王家斌的互助合作社有人要退社，柳青听后心里十分着急，当时正逢滈河涨水，他哮喘病又犯得厉害，孟维刚再三劝阻，他执意要去，最后孟维刚只好把柳青背过河去。柳青苦口婆心地用新旧社会做对比，使董炳汉迷途知返，作了深刻检查。高怀荣说：“柳书记真像个算卦的，一下子说到咱骨头里去了，谁还想退社！”

柳青就是这样处处以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体力行，泥里水里地带领干部群众干了十四年，他为皇甫农民办的善事好事，干部群众能说一河滩。

二、柳青的啬皮与大方

1963年，日本作家木顺下其来西安想见柳青，省委领导让柳青到机场去迎接，因为没有像样的外衣，他没去，反倒是木顺下其自己坐车到了皇甫村。后来一个印尼作家代表团来陕，也要见柳青，却同样是因为没有像样的衣裳，他依旧没有去迎接。马葳埋怨他说：“你看人家谁和你一样？”他说：“咱不学人家的样子，咱在农村，穿得太好咋在路上走呢？群众会躲着你。”

柳青不仅在穿着上不讲究，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不搞任何特殊化。家具坏了，他亲自修理;他甚至会锔碗，修理开裂的碗盆;用了多年的手杖断了，他拿一根铁丝绑上，继续拄着;头上的瓜皮帽戴了十多年，帽顶和帽边儿都磨破了也没有换新的;他喝茶用的小茶碗儿，还是解放初买的;屋子里的小闹钟，是1951年出国时带回来的。朋友们多次劝他买块手表，用起来方便，他却指着小闹钟诙谐地说：“它还没有尽完义务呢。”他使用的哮喘喷雾器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品，别人劝他重买一个新的，他为了省钱，一直用到病逝。

就是这样一个在个人生活上极其“吝啬”的“怪人”，却在集体的事情上大方得出奇。他认为：钱要花在刀刃上，花在正向上、大事上。

1960年，《创业史》出版，柳青找到当时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说：“我想为集体办一件创业的大事情。”孟维刚问他：“什么事？”柳青说出他长久埋在心里的话：“现在到处都在搞农业机械化，我準备用《创业史》的稿费给咱王曲办一个农业机械厂，帮助群众集体创业。”

皇甫公社党委书记冯继贤来柳青家汇报工作，看见柳青一家生活困窘的样子，对柳青说：“你这人叫我咋说你咧，你给陕北老家修桥捐了一万元，却让我和别人帮你借粮票？听人说，为皇甫村通电，你还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支了一部分稿费？你自掏腰包三千元，给社员买日本稻种？你生活这么紧张，为啥还要把一万六千多元的稿费捐给了王曲办机械厂？”柳青认真地回答：“社员去地里劳动，把地里打下的粮食交给了公社，我在家里劳动，也应该把所收获的交给公社，如今我也是皇甫村的社员，也应该向社员看齐才对。”

后来，柳青听到了个别人对他捐献稿费的一些闲言碎语，他在给友人的信里作了表白：“我把这本书的第一次全部基本稿酬和印数稿酬，捐献给集体办机械厂，这是帮集体创社会主义大业，决不是刮共产风。如果有人这样看，以为我自己的错误招致了自己的困难，那才真是见鬼！我捐钞与共产风绝对无关。在合作化以前，我已决定这样做了。如果今后条件允许，我仍将像现在这样帮助周围的生产队和公社办些公益事业。奢侈生活，必然断送作家，败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写出矫揉造作的虚伪作品，只有技巧而无真情。”

《创业史》的责任编辑王维玲说：“柳青在皇甫村的住房，原是农村中的一座十分典型的古旧破寺，他略加修葺便搬了进去。我去时正是深秋季节，柳青、马葳见我来了，从正房里迎出来，柳青穿一件中式对襟小褂、布鞋，马葳穿一身灰布制服。生活在农村，看到远方来客，都表现出意外地高兴。柳青把我引进正房，马葳招呼我洗脸、喝水……天黑了，马葳同志端上了饭菜，我见只有两双筷子，便要马葳和孩子们也一起过来吃饭。马葳笑着说：‘你们先吃吧。吃完饭，我到院中散步，无意中走进厨房，正赶上马葳和孩子们吃饭……她们团团围在一个大锅旁，满满一锅菜粥，没有干粮，也没有炒菜，每人捧个碗，就这么吃着……我立时傻眼了。这就是著名作家柳青的妻子、儿女吃的饭菜。我知道柳青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有些困窘，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过的是这样的贫苦的生活，我是一个从事文学编辑的人，到过多少作家的家里，我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水平。我敢说，就我接触过的作家之中，还真没有一户过这样贫苦的生活。”

回到屋里，王维玲再也克制不住自己，问柳青：“你生活这样困窘，为什么还要将《创业史》的全部稿费都捐给公社呢？一万六千多元，你留下一部分不好吗？”柳青深沉而严肃地说道：“我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变动，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这里，只想做好三件事：一是同基层干部群众搞好关系;二是写好《创业史》;三是教育好子女。你想想，我身在农村，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谁都知道我写书，宣传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今天我出书了，拿了巨额稿费，全部揣进自己的腰包，改善个人的生活，农民会怎么看呢？他们会说，这老汉住在这里写我们，原来也是为了他个人发家呀。如果这样，我还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创业史》还能写下去吗？”王维玲心服地说：“你说得对，但是生活在农村，除了供应粮外，吃菜和用具都在自由市场买，费用高于过去好几倍。你也要考虑一下目前你们生活在农村的实际状况呀。”柳青说：“我是从实际出发的，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和我的家庭，只能吃苦、节俭，不能向生活在大城市的作家看齐。如果顾虑多端，只图眼前利益、为自己打算，势必影响我今后的生活和写作;将来后果一明显，懊悔不及。我以为凡是从实际出发的事情，即使做的时候不那么令人愉快，也不得不做;相反的，不从实际出发的后果，可能更不愉快。”王维玲望着柳青，想，这就是令人崇敬和感叹的柳青。他的风格，他的为人，他的气魄，全包含在这感人至深的言语之中。王维玲不由得想起了他的中篇小说《狠透铁》中的一句话：“如果世界上有享受和奋斗分工的话，我负责奋斗！”

柳青艰苦朴素、无私捐款的精神，在皇甫群众中成了家喻户晓的美谈。但是，也流传着柳青不肯资助兄长的怪事。

1960年春天，柳青的二哥由于生活所迫从陕北来找他，想寻些接济。临回前，柳青让马葳给烙了两个锅盔，让二哥带在路上吃，只掏路费，没多给一分钱。马葳认为这太不近情理，于是悄悄地从大队医疗室借了80元钱，追赶到神禾原畔。满含泪水的二哥看到马葳后仰头大哭，对弟媳说：“弟妹呀，你可知道，俺弟弟走南闯北，俺可从来没有给他添过半点麻烦，爹妈过世也没有问他要过半分钱。他投身革命没盘缠，是我向刘绍礼借了20个银元，让你二嫂把银元缝在两层布条里，他像裤带一样勒在腰上，骑上我多年养的马奔赴抗日前线。这次要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俺也不会来找他。咱老家的人说，千里当官，为的吃穿，他打小人灵，书念得好，俺盼着就是他日后能当个大官，给俺有个靠头。可他现在把官当大了，咋把俺这个穷哥哥给忘了呢？你叫俺咋想这事？你叫俺回去咋对你二嫂子和娃说呢？你叫俺回去咋给乡党们说呢？”

听着二哥痛哭流涕的诉说，马葳也流下了泪水，把刚从医疗室借来的钱递给二哥。可和柳青一样秉性的倔头二哥，说什么也不接，哭着说：“算了，俺受不起他那瞧不起俺的气。”马葳说：“都是自家的兄弟。你还不了解你弟弟那瞎瞎脾气，他嘴上硬得很，其实心里软着呢，你千万不要和他计较。”二哥还是没有接马葳手里的钱，说：“好弟妹咧，你给哥撂个实话，得是人一当官，心里就变硬了，都成这个瞎瞎样子咧？”马葳忙说：“其实，你兄弟就是脑子里事儿多，一时也没转过弯儿，他咋能不念你这哥弟情分呢？这钱还是你走后，他才想起来，这不是他让我给你送来了。”

柳青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真的忘了和二哥在崖畔放羊时，自己掉到半崖酸枣刺窝里，是二哥忍着刺痛把他高高地架在肩膀上救了出来？他真的忘了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因闹革命学校被国民党查封，是二哥跑了一百多里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趁着天黑偷偷地钻进被国民党兵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学校？是二哥将他那本视若性命的《共产党宣言》捆在被子里，背在自己身上;是二哥让他踩在自己的肩膀上爬过学校院墙;是二哥不顾自己的死活，把他搂在怀里顺着土坎儿滚了下去，领着他偷偷地跑出了绥德城，难道，他真的忘了吗？他忘了大哥曾嘱托他的话吗？“二哥为了咱们上学，省吃俭用，费尽了心血。咱家二十多口人，如果不是他在家里料理，咱俩谁也甭想出来。今后我们成了人，再难也要报答二哥的恩情。”

没有，绝对没有。柳青望着二哥离去的背影，心里也十分难受。这时，王家斌正好上门来了。他认为柳青做得太过分了。柳青反而批评王家斌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代替无产阶级的感情。柳青说：“我咋能不想多给他点儿？但是不能，这次我没给，我是想让他自力更生呀！二哥身强力壮，能生产度荒。 你给他一回，他想要二回、三回 ，他觉得这样省力，就不再爱劳动了。我能资助二哥的儿子在西安上学，但绝不能怂恿他走这条歪路，只能帮助他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正路。”

三、柳青的廉洁与躬行

柳青曾这样诠释过自己的人生准则。他说：“我这个人就是遵照两条：客观规律要求我的，党性原则要求我的。”

1942年，柳青刚到米脂县吕家硷麻渠村时，村里有一个富户，让佣人请柳青和一个随行工作人员吃饭。这名随行工作人员是富户的同门亲戚，富户几次都没请到柳青及那位随行人员。后来，到摊派公粮的前一天，富户等在两人必经的岔道上，拿了一筒茶叶，对他的那位亲戚说：“老侄儿子，常也寻不上你们，办公事辛苦，今儿上我家去，薄酒淡饭表一下叔的心意。”随行的工作人员愣了一下，看见柳青停也没停走了，便拒绝道：“我们顾不上，有急事上吕家硷，回来再说。”等赶上柳青，两个人并排走时，柳青说：“他请咱吃饭，你说去不去？他给咱东西，你说要不要？”随行人员说：“饭咱不吃，茶叶咱喝他狗日的。”柳青忠告他说：“贵贱不敢，那人滑得像个泥鳅一样，没用意他还舍得给咱吗？他为的是让咱少给他派公粮。这种事一定要把握住，请吃不到，给东西不要。要不，咱们怎样工作？穷人咋还能信得过咱们？”

三年困难时期，柳青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粮食常常不够吃。王曲区委副书记董廷芝听了群众的意见，在给社员供应返销粮的计划以外，由王曲粮站拨给柳青家200斤返销粮。董廷芝把批条送给柳青说：“大家见你家里吃饭人多，粮食不够吃，由粮站给你家批了些返销粮食。”柳青一听，瞪了董廷芝一眼，说：“这咋能行，返销粮是给缺粮少吃的困难户的，我家是商品粮户口，咋能占用呢。你我都是国家干部，咋能给群众做这瞎瞎榜样？就是饿死也不能侵占群众利益，你把批条赶快拿走！”董廷芝说：“这是组织决定的，又不是我给你的。”柳青坚定地说：“组织决定的也不要，坚决不要，坚决不能要！你不能让我犯错误，你也不许有这种瞎瞎思想，你如果有这种思想，我对你也绝不客气！”

1959年，他五弟的妻子因生孩子难产而丧命，无奈把六岁的儿子托给二嫂照看，自己跑到四哥柳青這个“县太爷”处找工作。柳青说：“还是回老家寺沟当农民，看好儿子，不要加重二嫂的负担。”五弟吞吞吐吐地说：“找个工作嘛。”柳青说：“难办。”五弟说：“对你来说并不难。”柳青说：“那好，你替我当书记嘛。”五弟说：“那怎么行呢？”柳青笑着说：“这儿不缺书记、县长。你又不识字，当什么干部呢？”后来，王曲区委副书记董廷芝知道了，给县劳动局打了个报告，跑到柳青家，通知他五弟去粮站当职工。柳青知道了，手指着董廷芝的脑门质问道：“我如果是皇甫一个普通的农民，遇到这事，你会给办吗？告诉你，不把他的工作辞退掉，我就撤你的职！”

有一年春节，生产队杀猪给社员分肉。社员们提议，柳青给大家办了那么多好事，应该把柳青按社员对待分些肉。当《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提着肉送给柳青时，柳青说：“我怎么能分生产队的东西呢？如果我要了，群众会在背地里说我是个两面光，我怎么见皇甫社员的面，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你赶快拿走，以后再别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咧。”

1958年农历二月的一天，皇甫村新修的鱼塘首次捞鱼了。当天下午，村支部书记王家斌兴冲冲地给柳青送来10斤鲜鱼。柳青从来不沾集体的一点点光，这次直夸鱼好，并破例收下。家斌心里乐滋滋的，可当他走时，柳青却在门口挡住了他，并让马葳把钱拿来给他。王家斌急了，说：“钱我不收。修鱼塘是你出的主意，鱼苗是你联系人从外地买回来的。送你这鱼是开干部会决定的，让你家尝鲜。”柳青说：“尝鲜是可以的，可咱们是共产党的干部，白吃集体的鱼，对吗？以后不仅我不能这样做，你们村干部任何人也不能沾集体的光。一沾群众就会冷眼看咱，一坏名声，二会脱离群众。”王家斌拗不过他，只得如数收了钱。柳青又对王家斌说：“我最近发现，干部中有一种赖毛病，就是酗酒。听说你也有这个酗酒的嗜好。你到我家来，我给你吃家常饭，不给你酒喝，顶多只让你喝两盅。我不给你酒喝，意思让你少喝酒或不喝酒。当干部喝酒喝馋了，张家请，李家叫，成天喝得脸红脖子粗，哪像个共产党干部的样子，日子久了，就要变质，会被人拉下水，你千万要改掉酗酒的赖毛病。”王家斌听了柳青的话后，改掉了酗酒的不良嗜好。

20世纪60年代初，王家斌为了滋补患病妻子凤英的身体，急着想买回一头产奶量大、奶质较好的奶羊，他思来想去，唯有柳青家的那只奶羊最为中意。柳书记是否肯卖，他心里没有把握。于是，他就直截了当地对柳青说想买他的羊。“买我的？能成，成。” “那你要多少钱？”“要多少钱？这有啥说的，我15块钱买的，你就给15块吧。”家斌从上衣兜里取出钱交给柳青，便拉着奶羊往回走，谁料刚走出门不远，柳青就由院子里匆匆地赶到门外，将他吆喝住：“家斌，家斌，你停一会儿，我还忘了卸羊缰绳和笼头呢。”他边说边动手，摘卸奶羊的缰绳和笼头。家斌一看，哭笑不得：“哎呀，柳书记，你咋能这样办事呢？市场上卖牲畜，哪个不是连缰绳和笼头一起卖的？难道能让人家抓着牲畜的耳朵往回走？”但柳青表情十分严肃：“我承认我把羊15块钱卖给了你，但我没说连缰绳和笼头一起卖呀，你想一想，我卖的是羊，不是卖的缰绳和笼头嘛。”

不久，柳青的一位朋友提到此事，柳青认真地说：“家斌是块璞玉，要雕琢。我那是找个由头教育他。人的坏毛病，都是在平时日积月累惯出来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打交道，经济手续一定要清楚，有些事一定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打消爱沾别人便宜的念头，要不然今天沾我的光，明天沾他的光，将来天长日久肯定会出事，根本就当不了个好干部。”

正是由于柳青这种看似不近人情的言传身教，才为长安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讲党性、讲原则、爱集体、不图名、不图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清正廉洁的好党员、好干部。柳青的挚友张家谋说得好：“我今天能为党做点工作，为群众办点事，这完全是当年柳青以身作则、敢于担当的精神教育、培养和感召的结果。”

四、柳青的保护与担当

在长安县，广泛流传着柳青开导、拯救张家谋的故事。

1958年，张家谋调到长安报社担任主编。“大跃进”开始了，县委第一书记在全县团训班上发表讲话称：“长安70万亩小麦秋播，地要深翻一丈二、一丈四、一丈六，每亩种子要下一百二、一百四、一百六，每亩产量要打一万二、一万四、一万六……”他要求张家谋把他的讲话在《长安日报》头版刊登，并且让张家谋写个社论造势。张家谋把稿子一看就急了：“胡吹冒撂啥呢，这咋能办得到？”压着稿子未发。

不长时间，县委就开会揭发张家谋目无组织、反对党领导的“罪行”。张家谋说：“最后的结果是，给予我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泪，万念俱灰，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到斗门镇看了正在采访的妻子玉润，紧接着回老家子午镇看了老人和孩子。这些事情办完后，我就准备着自尽。就在这时，我接到柳青爱人马葳的电话，她对我说，柳青同志让你到皇甫来一下。我心想，我受到这么大的处分，实在没脸见到柳青，于是说，柳青书记正忙着写《创业史》，我就不去打扰了。马葳对我说，柳青说了，你要是不来，他就要到你那里去。我感到不去不行了，于是就急忙骑着车子到皇甫去了。到了以后，柳青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放，对我的遭遇和处分，柳青完全知道，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却只字不提，只是请我吃了顿饭，领我在滈河滩上转着走着说着。一路上，柳青给我讲了历史上很多忠良贤臣抵触帝王权贵的故事，如战国的屈原等好多例子，讲了很多很多。从柳青家里回来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打消了自尽的念头。这件事以后，我和柳青的感情就更深了一步，他对我不光是在写作上、工作上的帮助，人和人的灵魂好像也都融合在一起了。”

1964年12月底，柳青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翌年正月上旬的一天，他回到了积雪未消的皇甫村。刚一进村，站在皇甫村郭家什字街上的老汉和老婆们，一拥而上，把柳青围住，对他倾诉工作组批斗村干部的情况。他们一个个满脸愁容无奈地对柳青说，工作组在皇甫小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批斗王家斌的大会，一下就揪出了王家斌三四十名“親信”，光陪斗的干部就站了三四排。柳青听后气愤极了，他从村东头的邮政所取了当天的报纸，边往家走边骂：“什么玩艺儿，谁都成了坏人咧！”

忿忿不平的柳青，坐卧不宁，当天就到长安县委找“社教”工作总团团长，义正词严地指出：“批斗王家斌这样的好干部是错误的。”并且要求立即面见王家斌。团长拿出一张有关“社教”工作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念给柳青听。柳青怒气满腔地说：“我能认得字！”说完柳青就要求见王家斌，团长起初不同意，柳青明确表示：“因见面引起的后果，我负责。”无奈之下，这天晚上他们只好陪柳青去看王家斌。

柳青见了王家斌问道：“委屈不委屈？”王家斌倔犟地回答：“不委屈！”停了片刻，王家斌又说：“贫下中农斗争我，我没意见，为啥叫我给富农、伪保长低头？这个头低不下去，为啥那些过去因不遵守政策、法规被我批评过的人，左右耳光地打我？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柳青说：“有一就一，有二就二，有啥说啥，一丝一毫也不要隐瞒，以实为实，按共产党员的条件办事。你拿了人家啥就说啥，有了就交待，没有了也不要胡编。”说罢，柳青扭身就走。

由于柳青态度坚决，亲自出面，多方交涉，工作组才不得不对王家斌重新调查。第二天，王家斌就被宣布“解放”了。王家斌不倒，便保住了皇甫大队一大批干部。社员们欣慰地说：“柳书记一回来，咱们就有救了。”

一天，柳青从中宫寺来到罗家湾大队，看见有些人在搬东西，便问：“这是干什么？”一个青年回答：“工作组说党支部书记罗昌怀是漏划地主、‘四不清干部，搬他家的东西去展览。”柳青听后就去找罗家湾大队的工作组，问：“你们调查了没有？你们把土地改革法好好看一看，我看昌怀不够地主成分。”就这样，罗昌怀家的东西又被送回去。最后，罗昌怀家不但没补定成地主成分，而且也不是“四不清”干部，他还光荣地当上了西安市优秀共产党员。

五队老队长王茂盛，自办互助组以来，就吃苦带头，勤勤恳恳，从来不沾集体一分一厘的便宜。工作组进村以后，捕风捉影，硬说王茂盛有经济问题。批斗王茂盛时，柳青非常痛心：“像王茂盛这样的好干部真是少有，批斗王茂盛简直是胡闹！”后来，还是在他的出面干涉下，终于真相大白。王茂盛根本就没有贪污。王茂盛病逝后，柳青建议公社为他开了全社追悼大会。

对“社教”运动，柳青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下来的那些工作组，都不懂农业，不懂农村，依靠的那些‘积极分子，有的人是不务实的庄稼人，专门整干部。老实本分的农民不言传，把人弄得没有积极性了，还能把农业搞好？”在那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曾有人说，柳青是“四不清”干部的“黑后台”，柳青听到这些传闻，直言不讳地说：“你说是黑，我说是红，你说我保护了某某，我还后悔我保护得太少了！”

五、柳青的为民请命与大无畏

1958年，长安县也在争着“放卫星”。粮食产量指标定得越来越高，最高竟达亩产20万斤。王家斌知道这是不着边际的吹牛，只报了亩产最多1200斤，结果被批成右倾而挂了黑旗，王家斌一肚子委屈。柳青知道后，安慰他说：“能打多少就报多少，种庄稼就要务实。黑旗就黑旗，到一定时候你就先进了。”柳青让王家斌把黑旗挂在办公室里。

1958年，各级政府都强调要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可是，食堂化带来的浪费粮食、对老弱幼病残人员生活不便和举办食堂的诸多困难等因素，引起了社员的普遍不满。柳青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了食堂的十二个弊端、四条办不成。他顶着压力，亲自将总结材料交给了省委书记张德生。

柳青痛苦着人民的痛苦，欢乐着百姓的欢乐。1972年，当陕北乡亲告诉他有些地方竟然到吃树皮、吃草根的地步，即便如此，仍然要农业学大寨、修梯田时，这个陕北硬汉子落下了泪水。他痛苦地说：“陕北如果真的这样不结合实际发展，傻乎乎地干下去，不但劳民伤财，群众的生活也会越来越苦。”于是，柳青重新提起十多年前写的一个建议——《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他认为陕北地区的自然环境是不宜于着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是因为这一地区十年九旱;二是水利条件受到水源的限制;三是地形零碎，机械化使用受到限制。他说：“既然陕北不适合重点发展农业，那就要从实际出发考察它的地形、气候等各种条件”。他建议：“发展苹果种植业，辅以畜牧业和农业。”他说：“陕北土地经营方针的改变，必将导致现代工业城市的发展。”

这些建议，柳青早在1955年就给陕西省委提出过。著名地质学家、西北大学张伯声教授后来回忆说，他和柳青等几人在被打成“牛鬼蛇神”的那段日子里，柳青曾私下多次找他们探讨改变陕北面貌的方案。1972年，柳青写信通过胡耀邦给周恩来总理阐明自己改变陕北落后面貌的观点和设想。周总理将柳青的信亲手交给了在北京开会的陕西省委书记。

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柳青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我们再次回眸他当时“因地制宣、发展多种经营”的这一构想和蓝图，不由得无限感慨。那时的柳青是具有何等的科学超前的远见卓识，是具有何等的实事求是、为民请命、敢讲真话的大无畏精神。

六、柳青的风骨与脊梁

12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柳青，14岁连字也认不全就啃读《共产党宣言》，20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接受了毛泽东的当面教诲（毛泽东曾邀请他和范长江一起吃饭），开始了穷其一生为信仰、为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革命生涯。1953年，他和皇甫人融入在一起，倾尽七年心血，创作了那部为农民寻找出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摧残和折磨的柳青说：“我考虑了，坚决不跟他们一伙走。只要我的《创业史》不朽，我也不朽。我柳青是个历史人物，我不能在运动中为了眼前好过，就毁了我一生。我要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我不能折腰，我要仰起头，挺起胸，硬骨铮铮地过这一关。”

柳青讲：“《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柳青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决不盲从，也不随波逐流。他沉着而坚强，冷静而清醒，深邃而敏锐，有着非凡的哲人一般的头脑和犀利的眼力。一次，他对王曲区委副书记董廷芝低语：“你做好准备，要看准这次运动不是一二年能结束的。在重大问题上，绝不能东摆西摇，一定要用脑子，不能乱放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柳青就被揪到了西安，囚禁在“牛棚”。从西安传来消息说，由于柳青倔犟的脾气，惹火了造反派，格外吃了不少苦头，每天不但挨骂，还要挨打，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羞辱和折磨。皇甫村的干部和群众听到后，都感到非常哀伤愤怒，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束手无策，只能背地里议论：“柳书记本来身体就不好，若再这样硬碰硬地下去，非贴上老本不可。”

一次，孟维刚和我伯父几人相约去西安看望柳青。当他们推开了“牛棚”的门，看到骨瘦如柴的柳青，随着咳嗽身子一蜷一缩地剧烈颤抖，挣扎着想爬起来时，伯父的心像刀割了似的难受，他双手紧紧地抱住柳青，诉说道：“柳书记！你咋叫这帮龟孙子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咧啊？”孟维刚屈着一条腿，半跪在柳青床边，哽咽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柳青伸起脖子，喘了口气说：“人家让我每天喊黑作家柳青报到。我说，我是受审查的柳青报到。他们就不依，打我，折磨我，把我的耳朵都撕烂了，用膝盖把我压倒在地上，把我的脊梁骨都打折了。他们让我说《创业史》是毒草，我说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他们就不依，一天都不放过我，让我光脚站在一尺多厚的雪地里……”

孟维刚心痛地劝说柳青：“那你就稀里糊涂地给他们承认了吧。承认了他们又能把你咋样？”柳青听后，双眼现出一股冷峻的锐气：“维刚你说啥？你也算是个共产党员，咋能这样胡说八道？我是受审查的革命干部，怎么能成个黑作家？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不要说是个共产党员，就是个男子汉也不能那样。”孟维刚心里只为这位认死理的陕北倔犟汉子今后的命运担忧，继续用规劝的口吻说：“柳书记，你也没想一想，何苦要受这么大的罪？只要活着，就有跟那伙人斗争的机会。不然……”孟维刚的话还没说完，柳青显然生气了，他挣扎着直起腰说道：“我要承认《创业史》是个毒草，那人们会把我笑死咧？我还有脸活在这个人世上？我咋还有脸见皇甫村的人？我咋能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咋能对得起儿女？咋能对得起抗日战争时期，为掩护我牺牲的两名机枪手？”他激动了，用他那干枯的手，指着身边围着的大伙说：“对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这个社会制度好着呢，一切问题都是暂时的。人活着就得有信仰。我柳青是毛主席亲口对我作过嘱咐的人，我是一个革命者，我不应该低头屈服，应该不屈不挠地斗争。他们只能毁了我的身体，却毁不了我的思想、我的信念！我没有卑贱的行动，没有损害别人的行为，问心无愧！我一生写了几部书，人民从来没有否定过它，我能违心地把自己全部否定吗？我尊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决不糟蹋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决不出卖灵魂。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从来没有怀疑过，动摇过。没有这个信念，我的精神支柱就垮了。有了这样一个信念，我就敢于牺牲自己的一切！”

过了一段时间，孟维刚又一次和我伯父郭治荣、皇甫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民去看望柳青。这时，柳青的哮喘病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连说话都很艰难。他们几个围坐在柳青床边，柳青吃力地拉着孟维刚的手说：“维刚呀，我一辈子没求过谁，这回求你了。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想办法和皇甫村的乡亲们，把我拉回皇甫，如果有条件的话，给我买个枋，没办法的话，就用这条被子把我卷了，埋葬在神禾原上。我生是皇甫村的人，死是皇甫村的鬼。我要在神禾原上看着皇甫村翻天覆地的变化。等五十年后再给我做结论吧。”

就在这时，一个造反派头头看到有位中央领导在报纸上发表了对柳青善意的讲话，认为柳青在文艺界的地位是不容否定的，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柳青写文章赞扬他，柳青如果照他说的做了，他们就当“保柳派”，保证柳青以后再不会受到批判。面对这个要求，柳青态度坚定地说：“我不会拿我三十年的党龄开玩笑！我做得对，你要打也打不倒。我做得不对，你要保也保不住。我不要谁来保护我，我自己保护自己。”

当时，不仅是所谓的“保柳派”认为他打不倒，造反派也逐渐觉得要打倒他不容易。1967年9月30日柳青获得了“解放”。“解放”了，少了些人身侮辱，可又多了些精神折磨。造反派开始和他接触，说话和气，对他的妻子马葳不时夸上几句：“你看你多么朴素、多么贤惠、多么通情达理，长得美貌而不像她们那样，她们是资产阶级太太，你不是。”一次批斗大会上，造反派说：“柳青是孤立的现象，他没有那种个人的东西。”其目的还是要柳青说造反派的好话，尤其是说他的好话，并多次表示，如果按他的要求办，他就让柳青作为革命干部进“三结合”领导班子当头头。但是，柳青嗤之以鼻。

柳青曾对孟维刚说过：“要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不动摇，甚至牺牲生命。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我看来，不符合实事求是，是带有市侩哲学气息的。凡是实事求是，凡是不惜一切坚持真理的人，就不能有投机心理。投机心理有大有小，是由个人主义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两千年前的诗人屈原，是封建社会的，他敢于坚持一种信念。鲁迅在当时的上海文艺界中是坚持真理的，他是完全为人民和革命的。我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像在泥泞道路上走著一样，要一步一个脚印，要经得起一切考验。”

就这样，柳青再一次被关进了“牛棚”。

七、柳青的奋斗与襟怀

1973年春节后的一天，踏着未融的积雪，我和长安县文化馆郝贵中老师去柳青在西安的家中拜访。一进门，在简陋窄小的房子里，地上摆着几根大葱和二十几个土豆。看着柳青妻子马葳被迫自杀后家里凄凉的情景，一股泪水直涌我的眼帘。柳青坐在一张破旧沙发上，腿上放着写字板，默默地写着什么。他问我爷爷的身体状况，还问我伯父经管的饲养室今年下了几头骡驹、马驹……当我和他谈到当年他和马葳对我家的关照时，他流下了泪水说：“皇甫村人都说马葳是个好人，我写《创业史》第一部有她一半功劳啊！我被第二次打倒，马葳最怕参加批斗我的会，但每次批斗我的会她又都参加，她是不放心我呀，她坐在会场的一角，手足无措，目光呆滞，惶恐不安。眼看着亲人受折磨，她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她就是这样带着无数疑问、无限痛苦，含着一腔悲愤，承受心灵的摧残和精神的蹂躏。她受到比我更大的痛苦和折磨，她是在丈夫、儿女们的生命全无保障，一家人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状况下，痛苦达到了极限，才选择了这条路。她是想以自己的死唤起人们的同情，让我们得以生存，让儿女们得以活下去…… ”

马葳，一个远离他乡，年仅23岁的华北大学毕业生，1949年分配到西北局图书馆工作。1952年经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习仲勋牵线，与临时参加整党工作的柳青相识，后经西北局党校校长李文海做媒，与柳青结为伉俪。为了支持丈夫写《创业史》，她舍弃了西北局舒适的工作环境，和柳青到贫穷落后的皇甫村安家落户。1969年，马葳遭到诬陷和攻击，为了挽救身陷囹圄的丈夫，保护年迈的母亲和五个未成年的子女，她怀着满腔的悲愤，以死抗暴，步行三十里，含恨跳进了神禾原畔的大口井。

谈到他的创作时，认为“字典里没有‘惧怕二字，只有浩然气慨的勇敢”的柳青，仿佛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勇士，激情昂扬地把手一挥，指向墙上挂着的一幅竹篾条幅，上面是柳青端端正正写下的一首诗。柳青的诗我从未见过，和郝贵忠老师不约而同地读了起来：

落户皇甫志如铁，谋事在人成在天。

灾祸累累无望时，草藁还我有生机。

堆中三载显气节，棚里满年试真金。

儿女侍翁登楼栖，晚秋精耕创业田。

诗言志，这首诗情真意切，无顾忌，不掩饰，将胸襟和情怀坦然地合盘托出。“那时，我确实自杀过，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反抗和自卫的形式。我在触电时，心里很坦然，很从容，电把我的手心击黑了……尽管我采取了自己处理自己的办法，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自己的信仰没有动摇，我的精神支柱没有垮。”

皇甫村的片草抷土再次给了柳青生命的召唤。“堆中三载”保持了革命作家应有的气节人格。“棚里满年”熔铸了柳青铮铮铁骨的人品脊梁。一个“登”字入木三分地勾勒出柳青虽遭摧残，但仍踌躇满怀精耕创业田的雄心壮志。

身患严重哮喘病的柳青，遭到严酷的折磨和摧残，身体越来越差。但他没有停下笔来。他对北京一家重要报纸的记者大谈他要完成《创业史》的计划。他说只要条件允许，他还要回皇甫村去。柳青要把被耽误的宝贵时间抢回来。他昼夜奋笔，在医院的病床上，一边喘息一边往嘴里喷着气雾剂，吞着药丸，把输氧的皮管用胶布固定在鼻孔里，费力地描绘着蛤蟆滩的美好前景，刻画皇甫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英雄事迹，赞颂着一个又一个“梁生宝”式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回忆说：一次，医生通知父亲已经死亡，要送太平间，一个护理柳青的护士扑倒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拉住车子，使出吃奶的劲不放，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等一等，再给他治疗治疗，说不定他还能活过来呀！小护士的举动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谁也没有料想到，“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花”这句话真的在柳青身上得到了验证，太阳果真从西边出来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抢救，柳青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柳青的病危通知书就下过11次，而他一次次地起死回生，一次次地从死神那里又回到了人间。柳青不能死，柳青不想死。他这样安慰孩子们：“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还没做完，《创业史》还没有写完，马克思还不准我报到的。”他还说过同一个意思的话：“我柳青算啥？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我也想过，就个人来说，如果有那么一次闭上眼睛再也醒不过来，也就结束了这场悲剧和烦人的痛苦了。可是，我无权这样做，《创业史》还没有写完。甚至留下的是要受到批判的材料，只要人们能从批判中得到些新的启迪，也算是我对人民的一份贡献，所以，我必须留在这个地球上。在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深入人心的，只要这个不变，国家就垮不了，党和国家的颜色就变不了，这是关键。只要这个不被破环，就有希望。”

柳青不止一次说过：“司马迁受了那么大的耻辱而不辞世，是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我活着也是为了写作这个事。个人倒了算什么，人民是永恒的，千百万读者在等待着，有人捎话来希望我把《创业史》写完。”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柳青修改了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了《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修改了《创业史》第二部下卷。

一天上午，医生把刘可风叫到办公室，说怀疑柳青拍的胸片上有一个血管瘤。可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到病房，父亲看到她的样子，说：“你说吧，和地狱打过多少次交道的人还有什么经受不住？”可风告诉了他医生的话，柳青缓了口气说：“每一个人都要选择一种结束方式，心脏病、肺病、癌症随便哪一种效果都一样，何必为这种选择发愁。”他轻松地开导可风：“人已老，不思腾达，只求死前留一定稿，足矣。从炉口看，火已灭，但炉内燃烧正旺。眼看着夕阳西下，赶路心急，可惜诸事不宜。虽如此，心志不灰”。

第二天查房的时候，柳青紧紧地拉着大夫的手说：“朱大夫，你可知道，我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知道，知道。”“你不知道，我这条命是我妻子马葳用死换来的？”“知道，我也知道。”“你肯定不知道我写《创业史》的动力和来源？”“不知道，请你给我讲一讲。”柳青缓缓地出了一口气，说道：“1950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当主编，周恩来总理派车把我接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的接待室。毛主席从他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我写的《种谷记》，对我说：你在小说界率先发表的肯定米脂县农村农民变工互助抢墒种完谷子的事，宣传了合作起来力量大。我想让全国农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土地国有化，由单干到集体，缩小生活差别，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这是关系到国家体制变革的大问题。我说：我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为人民写好书，写好农民该走那条路，宣传好走集体所有制互助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毛主席对我的话表示肯定，笑着说：好！走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化的道路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你一定要为人民写好它。毛主席的话成为我写好《创业史》的动力。”

听着柳青的诉说，大夫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柳青缓了口气，说：“你可知道，周恩来总理让我把身体养好，把《创业史》写完？”“知道，大家都知道。”“那么，就算是老哥求你了，”说着柳青突然躬起身，使劲拉住大夫的手：“求你了，你这个主任大夫想想办法，让我再多活几年，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好让我对得起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好让我甭辜负毛主席对我的期望！如果我真的死了，完不成《创业史》，那么我就愧对人民，愧对毛主席对我的嘱托。”

刘可风听完父亲和大夫的对话，泪水像决堤的河水奔涌而下。望着窗外的雪松，柳青缓缓地对女儿说：“你不要难过，肉体对我就这么一点意义。”他低下头，轻轻敲击着墙壁，慢慢吟诵着两年前送给女儿可风的一首诗：

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

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的确，柳青的孩子们大可享受同类条件的同龄者的待遇与欢乐，然而，父亲却把他们植根于陕西皇甫的黄土地，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过早地成熟，随着父母的命运而苦乐。他们柔嫩的肩膀也过早地有了生活重担的印痕。马葳含冤离去后，撇下一群孩子和柳青相依为命，柳青爱孩子，不愿离开他们去外地，“像个老母鸡一样”。“我走了，这一群鸡娃就没人管了。”孩子们更爱爸爸，遵照爸爸的“动员”，“围绕我的工作把生活安排好”。离家在外的刘可风几乎每星期都回来看望，他们尽量帮助爸爸解除后顾之忧，支持他把《创业史》写下去。

在常人看来，享受国家九级干部待遇的柳青，身后肯定会给儿女们留下一笔可观的资产。然而，在柳青的字典里壓根就没有存钱这个词。有一年过春节，柳青和自己的儿女们团聚到了一起，柳青说：“娃呀，我一天不如一天，你们自己给自己想出路，不要靠我，谁也靠不上我，我的稿酬和积蓄全部给了王曲人民公社，给皇甫村的社员户户拉了电灯，买了日本稻种，修了一座桥，给咱老家也修了一座桥，剩余的全部交了党费。你们的爸爸在银行从来不存钱，存下钱有什么好处，你们娃们之间闹不好，既影响团结，又限制自己进步。不存钱，你们自己靠自己，漫长的生活道路是靠自己闯下的嘛。在学习上、在前途上、在事业上，谁也不要服谁，互相竞赛嘛。”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柳青的七个子女都是靠自己的奋斗成为了国家的有用之才。

柳青说：“我认为胜利是可以得到的，并且勇敢地为它奋斗。我的后代将会说：他不知死的恐惧，比任何人都刚毅，认为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类最大的乐趣。”

成年后的刘可风要离开这个家了，柳青以一个政治家的胸襟给女儿赠勉了这样一首哲理诗。这首诗毋宁说同样是他自己在政治风云搏击中的人生观总结。他希望助女儿襟怀宽广，志越万山，闯荡社会，及早地成熟。诗中“襟怀纳百川”“目极千年事”，正是柳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半生坎坷、半生识见、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的品格写照;而“志越万仞山”“心地一平原”， 也正映照了柳青与党和人民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浩然之气的伟岸形象。

八、柳青留下的瑰宝与启迪

计利当计天下利，为人当为天下民。身患重病的柳青并没有被病魔压倒，他的家国情怀并没有因此而泯灭。那段时间，他的脑海里还萦绕着他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在病床上，他不止一次向前来看望他的友人谈论着这一问题。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派秘书李成瑞来看望柳青，柳青仍不忘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我国的省份应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重新划分，着重分析了现有区域划分对我国经济建设的不利影响，他说：“几十年来，有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上面领导容易‘一刀切，下边行事容易‘一窝蜂。如果能按照相似的经济条件划分省份，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这种现象或许有可能减少。”

柳青告诉李成瑞：“我的病稍好后，我将写好经济省份划分的设想给你……”

然而，就在李成瑞来看望他之后的第三天，柳青溘然病逝。

1978年6月22日、28日，人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在北京八宝山、在皇甫村神禾原上，分别召开了柳青的追悼大会。一个体重不足百斤、皇甫村清贫简朴不修边幅的“闲事队长”，竟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先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惦念他的追悼会。皇甫村神禾原上，群众齐刷刷跪拜柳青的场景震撼人心，《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柳青所在的党支部村支书罗昌怀当场哭得昏倒过去……

1990年6月13日是柳青逝世十二周年。這天上午，我和伯父郭治荣去王家斌家，只见董炳汉、刘远峰、邢桂芳、皇甫村村支书杨海民他们已和王家斌坐在院子里，因王家斌的身体健康状况，我们按他的吩咐，上午11时准备一块去神禾原祭拜柳青。大伙坐在院子里回忆着柳青在皇甫的日子。王家斌讲到当年他到西安看望柳青时，心情特别的激动：“那天，我从‘牛棚的窗子跳进去，看着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柳书记，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我问到他近况，他突然昏死过去。我也不知道当时哪来的那股二杆子劲，用石头将门锁砸开，一口气把柳书记背进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柳书记就没命了。柳书记醒来后，我感激地对大夫说，我代表皇甫村的乡亲们感谢你们了！你们可让柳书记活过来了！柳书记你真的不能死呀！我们皇甫人需要他啊……”

由于心情过于激动，王家斌说到这里，口里念叨着柳书记、柳书记……竟然心脏病突发而亡！

1978年6月13日，1990年6月13日，人民作家柳青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在同一月、同一天，几乎同一个时辰逝世;相隔十二年后，相同的月、相同的日、相同的时辰，召开了又一场追悼会。那一天，默哀时，天几乎在同一时段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大学毕业后，我走访了柳青生前的乡党、挚友、朝夕相处多年的基层干部、农民，还有他的子女，走遍了全国，拜访了和柳青有过接触的人士，录制了几十盘磁带，拜读了柳青所有的作品，查阅了许多有关回忆柳青的文章及对柳青作品的评论，他矢志不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地为人民而歌的献身精神，都使我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几十年来，柳青的崇高形象在我心目中形成的精神灯塔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髙大，越来越眀亮。这座精神灯塔照耀着我的心路，指明了我终生前进的方向。

2018年6月26日，我有幸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弘扬柳青精神座谈会”。会上各界人士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向柳青学习”的讲话，再次重温了柳青那巨大的精神魅力，这魅力来自于：融入百姓、关心群众疾苦、一心为民的公仆精神;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无私捐款的创业精神;牢记宗旨、廉洁躬行、决不拿原则作交易的自律奉献精神;审时度势、公正理性、爱护保护干部的勇于担当精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善于作为、为民请命、敢讲真话的大无畏精神;坚守信仰、不惧辱陷、一生无媚骨、宁死树党性的脊梁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人民而歌的献身精神。

柳青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他璀璨的文学瑰宝，更重要的是，他还为人们留下了融入百姓、为信仰奋斗终生的生命启迪。

责任编辑：弋 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