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群

（山东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一、前言

无论从何种学科出发，历史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对历史的回顾，现代人可以在当下找到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过去的静态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对于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物而言，历史研究是一种必然性。

于传播学领域而言，对历史的回顾也相当重要。麦克卢汉有言：“我们通过后视镜来观照当下，我们以后退的姿态迈向未来。”对于这一点，麦克卢汉思想的继承者保罗·莱文森也表示赞同，在其著作《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中，保罗提出“当我们将汽车的后视镜置于汽车本身这一情景中进行观察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我们什么时候该看前方的情况而什么时候该审视后视镜中的事物？如果我们将太多时间放在后视镜上，即一味的纠结新与旧的差别，就会撞上前方没有看见的、始料未及的东西；而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盯着视线前方，眼睛里、思维里不再有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曾去过何处的景象，这一后果就是我们不再知道该朝着哪一方向前进。”[1]

回顾科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早期的科学并非如现在这般是“大众的科学”，恰恰相反，它作为一种能够表征身份、地位和学识的符号，在发展初期是一个纯粹精英主义的研究范畴，正如西方早期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一样是上层阶级的特有物，普通大众根本不知其为何物，更遑论其作为公众科学的存在。进入现代，随着权力的分散、教育的普及与公众对自身及社会关注意识的上升，科学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虽然其所固有的精英主义与排外主义并没有彻底消失，但是科学俨然走下“神坛”，向着“普世科学”的方向发展。在这过程中，传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发展逐渐从旧的废墟中挣脱开来，新的世界和通信秩序悄然建立，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自我提升和媒介消费。同时，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对军备和人才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人才培养战略的实施和科学知识的普及， 其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宣传与教育的行为为科学传播这一科学共同体与传播学交叉共通的新兴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基石，科学传播的前身——科学素养的培育在这一历史阶段初具雏形。随后，随着全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科学逐渐“祛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科学”，而科学传播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完善。

二、科学的“祛魅”——从“小科学”到“大科学”

科学从“科学家的个人议题”发展到当今的公共议题的历程可以简单地被概述为“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

“小科学（Little Science）”和“大科学（Big Science）”两个概念由美国耶鲁大学科学史专家普赖斯教授在其著作《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提出。普赖斯在这本书中写道，人类社会不断迈向现代化，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知识社会的过程中，科学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愈来愈大，科学和技术的水平成为意识形态共同体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影响因子。[2]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世界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影响巨大，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战争。在此过程中，各个国家都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国家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出于促进国家发展进步与参与国际竞争的目的，二战结束后大多数国家开始重点发展科学技术，政府也将促进本国科技进步作为责任与目标。对科学的重视瓦解了旧有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重建了科学和国家的联系与秩序，科学研究被纳入制度管理体系。但是制度安排作为规则规范总是脱离不开其所处的结构与情景，其运作的方式、行为及产生的结构和效率不仅取决于构成要素本身，同时也受到制度结构与情景框架的影响，因此，随着科学研究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国家宏观把控在科学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普赖斯认为，二战是科学发展的分水岭，在此之后，科学研究就从历史中的“小科学”时代演进到“大科学”阶段。在这一时期，科学领域的发展特征是多学科交叉融合、资金投入加大、实验设备不断进步完善、研究议题更为宏大也更注重回归人类本身。[3]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当下科学已日益变得制度化，“大科学”成为科学研究发展的主流，科学更多地被纳入国家层面，成为政府管理体系下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科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以“小科学”为基础，以“大科学”项目为核心的科学建制。[4]

“大科学”如何使得科学从“科学家的个人事务”中解脱出来并加强了科学与公众的联系？要想理解这一点，就必须从“大科学”的存在基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层面来理解。

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政治要素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之中，政治的需要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力量，比如部落或者国家对于作战能力和兵器改进的需要推动了冶金技术的发展；农业社会对于用水灌溉的需求催生了水利工程的出现等。从这个层面来看，科学的发展进步一定程度上与政治相关联，政治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推动其向前迈进。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对科学的干预实际上是将科学纳入意识形态体系，当科学成为上层建筑直接受制于政治主体时，其独立自主性也就逐渐消失，从而向着“工具化”的方向演变。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科学发展规模扩大和速度加快，加上国家层面的干预，科学和政治、经济、社会及公众的关系日益紧密。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占据现代科学体系的中间位置，但从全球视野出发，科学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不断地发生变化，从而过去那种将科学作为个人兴趣的精英圈子里的科学研究日渐清晰，其神秘性、独立性、自主性及崇高感在与意识形态、政治及经济相勾连过程中不断地降低，科学最终从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中出走，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

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一书中表达了其对科学，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担忧。他认为在当今的世界秩序与社会规范中，科学的发展受到制度因素与隐性预设的影响与制约，科学精神和价值必定会被牺牲，因为它们与政治上所要求的有效性和规则相悖，[5]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科学制度化的必然结果。

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界和政治界的学者一直在寻找有关国家与政治关系话题的答案，而在争论中，一个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即国家对科学发展的作用，一方面已被广泛认可，另一方面却成为富有争议的话题。这些争论多围绕科学的“自由”与“计划”展开，支持与反对双方各执一词，不肯让步。

这场关于科学发展本质的争论起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1939年，科学学科创始人，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在此书中，他认为科学应该是被管制、被规划的，他写道“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进行规划，否则科学就无法往下发展；虽然我们的确不知道自己可能发现些什么,但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到哪里去找寻；短期计划是科学固有的，长期规划则含蓄地体现于科研人员的培训之中。”[6]早在1936年，英国就在以贝尔纳为首的科学家的呼吁下建立了科学人文主义者组织，该组织的口号与目标就是将科学纳入国家计划规范之下。

而与此同时，1940年在以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的主张下科学自由协会得以成立，该协会成员认为科学研究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事业，是不能被压制规划的；科学发展的方向是无法被提前设定的，科学体系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科学的进步实质上是各领域科学家各自努力的结果。[7]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V·布什提出政府本身就应该对科学进行管理规划，但政府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才开始利用科学；科学发展必须要有动力，而动力只有政府能快速给予，单凭学院和研究所的经费很难满足日益强烈的公众对于科学的求知欲。[8]学者对于科学的争论在今天已然变成现实，当下的“大科学”已与政治不可分割，登月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信息高速公路搭建、互联网世界的建立等无一不是在政府的参与和主导下进行的。正是这种以资金为支撑的隐含政治性使得科学从原有的私人领域中脱离出来，从平面单阶层覆盖“升维”到立体全层次渗透，科学最终成为“大众的科学”。

从“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转变使得作为社会公器的科学研究的合理性与普适性得以建立，在现代语境下，科学变得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特别是在西方民主政体确立以后，科学研究的议题与方向都需要在民意与协商的基础上才能得以确立，因此，与公众紧密联系的科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研究就成为国家对科学发展进行统筹规划的重中之重。

三、从单向到双向——传播影响下科学的扩散

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宏观科学体系与社会结构的纵时性转变对于理解科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但这种隐含性的变化并不能保证公众作为科学观看者、参与者和决策者等身份正当性的必然获得。因此，从公众本身这一层次出发论述科学与大众关系和科学社会观念的转变能为这一论题提供更为基础和关键的资源。

科学如何与公众和世俗社会产生必然联系？传播工具的发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社会是社会化的个体之总和，但与此同时，社会也是关系的网络”，[9]要理解科学观念在社会层次上的变化必须要以了解科学与人的关系为基础，而搭建科学与人的关系的唯一手段就是传播。传播状态是关于信息传递、社会交往、意义共享的一种状态，[10]通过传播，科学得以从“科学家的私人事务”和“政治体的隐秘任务”向最广泛的社会大众扩散。在此基础上，科学和传播学交叉融合，产生了一门正式的研究领域——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作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专业的学术研究领域，其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与各国产业革命的发展。这一时期，以狄德罗为首的学者为了将人们从愚昧的封建皇权与宗教中解放出来，积极向公众传播当时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出版了多卷《百科全书》，由于使用的是平民语言，因此底层阶层中识字的人都可以读懂。科学知识与技术身上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成为促进社会变革与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

进入二十世纪，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科学发展受到“战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处于隐蔽期与衰退期。这一时期，科学家的工作状态对外是秘密的与模糊的，媒体无法得知科学研究发展成果，因此向大众传递与普及相关科学知识的工作陷入停滞，相关报道及书籍的发表与出版往往避开科学相关主题。当时媒体中的科学报道主要围绕女性科学家的成就进行，但是这类报道往往脱离科学报道的宏观性与教育性，较多关注女性科学家的私人领域，而且战时科学的特殊性使得公众常以英雄主义色彩看待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战争的现代化与核武器化、科学的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等，英国科学家自发成立了首个注重科学伦理的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BSSRS），科学家批评战争中国家错误地利用科学来解决社会与国际争端等问题。

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进入美苏冷战时期，出于对媒体报道的需求与控制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竞争，这一阶段科学开始复兴。苏联的“人造卫星效应”、美国的全民科学倡议等使得科学大众化倾向不断地增强。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科学与社会分离的观点再次出现，该观点认为科学家只应当从事科学领域的工作，不得脱离科学文化层面从事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进入八十年代，该理论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因为科学的大众化运动使科学家在传播方式、模式、行为与目的等方面陷入矛盾状态，他们担心随着科学成为真正的“大众科学”会导致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下降、科学的神圣性与特殊性失去保证，从而使得科学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科学独立于社会”的观点之所以卷土重来是因为七十年代媒体与社会大众对科学所持的消极态度与负面印象迫使科学家退回到自己所属的原始领域。其实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媒体对于科学的态度是正面的、亲近的、积极的，但是随着媒体对于战后科学发展的失望、对科学所带来的能源、环境与人类危机及有专业知识的科学传播记者对科学领域的批判等态度的转变，惧怕批评的科学界有意与媒体和大众划清界限，以维持其正当性与权威性。

为了缓解科学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危机与自身认同危机，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该报道的主要意图是尝试调节科学界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围绕“公众理解科学”这一主题，介绍了当时科学普及的发展情况，并为改变公众对科学的保守甚至是反对态度、促进科学家和公众的双向沟通提供了可行措施。[11]此后，科学家及科学共同体、政府机构、商业组织、媒介机构、公众等以相对积极主动和合作的姿态参与到科学传播这一实践之中。

实践的发展推动理论的进步，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有关科学知识社会扩散与公众认同的研究模式与研究范式。

贝尔纳在其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专门有一章提到科学传播，在这一章中他强调了向公众进行科学知识普及的重要性。[12]同一年，美国新闻学者克里格鲍姆(H.Krieghbaum)对在职科学新闻记者进行调查以了解他们的知识背景、科学训练与工作表现，这次调查被认为是新闻界正式关注科学领域与科学传播的早期事例之一。[13]除了理论研究与实践调查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众多的促进科学事业进步、科学新闻写作、科学知识普及的学会与协会，比如，1934年成立的美国全国科学作者协会（NASW）、1953年出现的技术写作协会（STW）、技术写作与编辑协会（ATWE）等，这些协会在往后的几十年发展中不断整合重组，最终形成了七十年代的技术传播学会（STC）。[14]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慢慢有社会学家、新闻传播等领域的专家在科学传播领域展开合作。

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在报告完成过程中，鲍默爵士梳理了过去几十年科学传播领域的发展历史并对科学传播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总结，指出科学传播范式发展经历了从“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到“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再到“社会中科学”（Science in Society）的转变。[15]

（一）科学素养范式

图1 科学传播范式演变

图2 科学传播不同阶段媒介与受众的关系模型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苏联率先在航天航空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斯普特尼1号（Sputnik-1）的发射成功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为震惊。同时，美国实施的对全国公民的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知之甚少，因此，美国开始重视对民众的科学知识及科学素养教育。

相关研究报告在对社会公众的科学认知水平进行描述时都用到了“无知”一词，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的掌握基本上是“缺失”的，这种“无知”需要“有知”的科学家利用其专业知识背景与科学素养进行“填充”，这就是这一时期盛行的“缺失模型”。缺失模型是一种隐含性极强的模型，它暗示了“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正确的、科学家是无所不知的”这一前提假设，并强调了公众必须具备一定的读写层次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这一阶段，公众被看作是消极被动的、相互隔离的、性质相同的“黑箱”（Black Box），位于传播链条的最底端，被动地接受着来自科学家及科学共同体、政府组织、媒介机构等传播的科学知识。

科学范式的确立有两个前提，一是科学知识如同生活技能一样都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每个人为了更好地适应快速发展与变革的社会，都应该了解、熟悉并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与技术；二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只有具备一定科学知识与能力的人才能有效地进行民主决策与治理，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科学知识与素养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而相关调查的结果又证明公众对科学的无知，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教育体系中将科学教育纳入其中。在这种思想下，学界的研究重点就在于如何对公民的科学素养进行定义与量化分析，只有明确可以被纳入科学素养的范畴是什么，才能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准确测量。

1983年，美国学者米勒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出版的特刊《代达罗斯》中发表了“科学素养：概念与实证研究”一文，在文中他提到对于科学素养的定义必须立足于当下，即必须认识到现在的社会是科学技术起支配作用的社会，按照现在的社会要求，科学素养应该是多维度的，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理解基本的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科学知识层面）；（2）理解实验设计及科学检验的过程和方法（科学原理层次）；（3）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积极意义（科学的社会影响层次 ）；（4）拒绝封建迷信观点（科学精神层次）。米勒构建了基于素养的相关指标的调查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它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两年一次科学素养调查的基础。

（二）公众理解科学范式

1982年，英国皇家学会建立了欧洲第一个专门研究公众理解科学方法与途径的小组。[16]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该小组于1985年发布了著名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为全球范围内的科学传播奠定了新的研究范式。该报告指出，要想推动社会的科学化与公民科学水平的提升，就必须将“理解”从狭义中解放出来，从其广义角度进行解读，即“理解”不再仅仅是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更在于对整个社会科学活动与科学实践的全方位认知与把控。[17]这一新的范式已经将科学素养阶段的知识层面上升为科学认同与科学态度维度，这一转变直接促进了公众如何理解科学的相关研究及机构的诞生。

即使是科学知识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但是这一范式下公众的科学态度还是相对缺乏的。从八十年代后半期持续蔓延的疯牛病（BSE）使得公众对于科学家及科学机构失去信心与信任，同时，相关研究也证明科学知识的增长并不能预测科学态度的发展，即科学知识与科学态度之间并不是呈正比的，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微弱。因此，公众理解科学范式的一个重点任务就是通过科学传播加强人们对于科学的理解与把握。但这种“理解”不再是科学素养范式下让公众对科学始终持有赞赏与积极态度而对科学消极作用的视而不见，相反，它通过向公众展示科学本身的风险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强化公众对其的全面立体认识。

有学者认为公众理解科学象征着科学共同体与公众对话的开始，这一过程是双向的沟通与交流。[18]尽管这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相比，科学传播更加重视公众的需求倾向，不仅传播科学知识，也注重培养人们的科学风险意识，但是其基础仍然是对公众科学态度的引导与填补，因此，其主导模式仍然是缺失模型。

相比于科学素养阶段公众的分散化与相互隔离，“公众理解科学”强调社会中的人始终是存在于团体、关系与规范中的，因此公众被分成不同的类别。这种划分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与合理性的，因为，针对不同的受众以不同的策略进行传播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传播的有效性。但这一阶段的受众划分还是相对不成熟的，仅停留在初始群体的区分，常常根据人口统计学变量进行，而忽视了小众人群（Niche）的特殊性需求。同时，相比于强调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对公众的“理解”，这一范式更强调公众对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理解”，科学组织和公众的关系本质上还是错位的。

（三）“社会中的科学”范式（公众参与科学范式）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见证了科学传播从“公众理解科学”到“社会中的科学”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事实上源于公众对科学信任危机的出现。当时，无论是大型的调查研究机构，还是小型的学术组织，或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都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果，即在科学危机下，社会公众普遍对科学和科学家失去信心。

通过对这一现象深入了解，研究者发现隐藏在这危机之下的根源并非是公众科学知识的缺乏或态度的暧昧不明，相反，正是权威的、专业的、有知的科学共同体等存在相当多的弊病，而这种对公众“高高在上”的姿态与以往“缺失模型”的盛行无一不在科学——公众这一平衡木上再添砝码。因此，科学界和媒介机构开始反思以往科学传播模式的不足与缺陷，以期重建公众信任。

在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影响下，科学研究与社会干预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相关学者反对社会分析与干预和理论研究及行动的分离，在他们看来，分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能促进决策和行动的转变。

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及媒介的不断地演进与发展，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得到极大拓宽，同时，媒介效果研究所得到的结果也赋予了公众极大地自主性与能动性，公众开始依照自身需求主动地进行科学信息的搜索与获取。2000年，英国发表《科学与社会》报告，报告提出现代科学传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那种由科学界及政府主导的单向、金字塔般的传播路径已经衰落，当前及未来科学传播的发展必然是基于科学领域与社会领域、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这种传播的反思基于的是“对话模型”的兴起。二十世纪后期，学者在探究有效传播的过程中提出了“对话理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认为对话是一切的中心，社会和人类只有通过对话才得以存在，人类活动的本质是双向交流的。[19]哈贝马斯也强调只有通过对话双方才能进行沟通，各方想要表达、传递和获取的信息可以在对话中得到表达与阐释。在某些情景中，即使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但相对于以前使用暴力手段的行为，争论中的各方可以通过参与性的对话来调节冲突。同时，哈贝马斯还指出，对话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参与对话的个体必须处于对称或平等的关系中，各方应秉持“真诚、正确、和谐”的规则进行有沟通与交流，从而达成共识。[20]

正是在“对话模型”的影响下，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的新模式在科学决策、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等领域不断地深化。2000年英国科学技术办公室（OST）联合威康（Wellcome）基金会发布了《科学与公众》（Science and Public）报告，2001年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ESRC）发表了《谁误解了谁》报告，2004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科学在社会之中》（Science in Society）报告，都旨在加强“科学的大众化”。[21]同时，一系列以公共参与及协商为基础的公共事件也得以进行，比如民间科学同盟、科学圆桌会、听证会、协商民意调查、公民陪审团等。

传播范式的瓦解与重建重新定义了公众的地位。在公众参与科学的背景下，公众摆脱了原先“被动”“无知”“同质”等标签，新的“对话模型”被建立起来，位于传播链条两端的科学共同体与普罗大众处于平等、对称地位，原来单纯意义上受众甚至进入了内容生产的一方，各方通过协商与对话共同搭建位于科学界和世俗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同时，这一时期的公众不再是简单地被划分为初始群体，他们的异质性与多元性受到重视，受众群体划分进一步细化。

“社会中的科学”范式强调“科学在社会中”，因此，科学和社会彼此的特性逐渐变得融合，其中一个表征就是一个新的群体的崛起，即具有相关科学背景且有组织“公众参与科学”此类社会活动或公共事件能力的人，他们来往于政府、科学界与民众之间，起到传达沟通的作用，以转变公众对于科学的负面和消极态度。

四、结语

科学传播的发展推动了科学研究的世俗化和大众化，公众对于科学知识与态度的认同使科学从“权威的”“专业的”神坛上走下，真正成为了社会中人们的“日常实践”和现代生活的公共议题。

特别是在当今新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公众有了充分获取科学知识、参与科学决策的机会与途径。尽管作为科学传播面向对象的公众被赋予了主动性与积极性，但事实是现代科学传播仍然处于三种模式的混合结构中，不同阶层、不同地位的人群所面临的科学传播环境是迥然不同的，那些处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群体在传播体系中仍然是被动的。同时，有些学者提出，在“公众参与科学”的理念下，虽然存在公共协商与对话，但在对传播效果、影响力等方面进行评估与测量时又会回到以往的以媒介注意、科学知识与素养等问题为中心的“缺失模型”上。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传播范式从“科学素养”到“公众理解科学”再到“公众参与科学”的转变的确提高了公众在科学中的地位，传播使得科学更为大众化，科学研究不再是拉图尔式的“实验室中的生活”，[22]而是向着“公众的生活”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