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县志·卷一地理》研究两题

2019-09-17耿少平吕慧媛徐宏举

西部学刊 2019年9期

耿少平吕慧媛徐宏举

摘要：《临潼县志·地理》在订正前人讹误的同时仍有一些问题未加详辩。经文献分析、梳理后可见，临潼县之始当为“会昌县”而非《县志》所载“昭应县”，其“县制沿革史”共计1278年;临潼“骊山之阳（骊山南麓）”本名“蓝田山”，而今日“蓝田山”本为“覆车山”。

关键词：《临潼县志》;会昌县;骊山;蓝田山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9）09-0083-03

明清时期，官方曾经编修《临潼县志》六次，其中以知县赵于京（济南人）编修、成书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的清康熙本体例最全，后在乾隆四十一年（1779年）经知县史传远再次编修，共计九卷、订为六册，分述地理、事迹、祠墓、赋役、职官、选举、人物、艺文等八编，记录详实、内容完整，史料价值极高。其中《临潼县志·地理》为临潼区2008年第三次文物普查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线索和文献旁证，但该书在订正前人讹误的同时仍有一些问题未加详辩。有鉴于此，笔不揣浅陋，着重对《地理》篇中的两个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辨清讹误，促进地方史志的研究。

一、临潼县之始当为“会昌县”

按照县志编撰惯例，《临潼县志》首先对县制历史沿革进行考述，《临潼县志·地理》开篇即载：“临潼，唐之昭应也。”[1]卷1，23即陕西省临潼县最早可追溯到唐代设置的昭应县，至今已沿用1274年。但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昭应，次赤。本新丰，垂拱二年曰庆山，神龙元年复故名。有宫在骊山下，贞观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温泉宫。天宝元年更骊山曰会昌山。三载，以县去宫远，析新丰、万年置会昌县。六载，更温泉曰华清宫，宫治汤井为池，环山列宫室，又筑罗城，置百司及十宅。七载省新丰，更会昌县及山曰昭应。”[2]卷37，962按其所载，“昭应县”初名“会昌县”，那么临潼县之始就应上溯到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所置“会昌县”，而非《临潼县志》所载“昭应县”，现对唐新丰、会昌、昭应县之间承袭关系进行考析，以期明辨临潼县的初名与始置时间，精确区别临潼地区“建制史”和临潼“县制史”。

（一）“析置会昌县”

临潼唐初时沿用隋朝所置新丰县，该县可追溯到汉初所置“新丰县”。隋唐新丰县有“温汤”，《隋书·地理志》载：“新丰，有温汤。”[3]卷29，808即今临潼区骊山华清池温泉。据《新/旧唐书》所载，唐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皇帝臨幸新丰县“温汤”约十五次，随着“开元盛世”的到来，玄宗更加频繁“临幸温汤”以致汤泉宫（温泉宫）不能满足需求，遂于天宝初年开始扩建温泉宫并将骊山更名“会昌山”。《新唐书·地理志》载：“有宫在骊山下，贞观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温泉宫。天宝元年更骊山曰会昌山。三载，以县去宫远，析新丰、万年置会昌县。”[2]卷37，962可见“会昌县”属于“因山为名”。“会昌”意谓会当兴盛隆昌，唐代诗人孙逖曾作《奉和登会昌山应制》：“愿因山作寿，长保会昌期。”

但文献对会昌县所置时间共有三种不同记载：1、天宝二年（743年），《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二年，分新丰、万年置会昌县。”[4]卷38，13962、天宝三年（744年），《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三载）十二月甲午，分新丰县置会昌县”，[4]卷8，218《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所载与此相同;3、天宝四年（745年），《太平寰宇记》记载：“天宝初，玄宗每岁十月幸温汤，岁尽而归，以县去汤稍远，四年，析新丰置会昌县。”[5]卷27，580《长安志》记载：“开元后，玄宗每岁十月幸温汤，岁尽而归，以县去汤泉稍远，天宝四载析新丰、万年二县于温泉旁置会昌县，于今治以山名名之，又升为赤县。”[6]卷15，353《雍录》《类编长安志》《雍大记》等所载与此相同。《两唐书地理志汇释·误述考订》用《旧唐书·玄宗本纪》和《唐会要》证明“二年”为“三年”之误，[7]34而“四年”一说则是误将“会昌县”升为“赤县（同京县）”的时间作为置县之时，《旧唐书·玄宗本纪》明载：“四载，丁酉，幸温泉宫。壬子，以会昌县为同京县。十二月戊戌，还京。”[4]卷8，219所以唐“会昌县”实应始置于“天宝三年十二月甲午（744年）”。

（二）“改会昌为昭应县”

从县制行政承袭关系上看，“昭应县”承袭“会昌县”而与“新丰县”无涉。首先，文献明载“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唐代杜光庭著《历代崇道记》记载：“（天宝七年）诏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其新丰县隶入昭应。又封会昌山为昭应山，封山神为玄德公，改朝元阁为降圣阁，内出图本，颁示天下，宣付史官。”[8]此为唐代当世笔记史料，可信程度较高。按其所载，从“天宝三年”起至“天宝七年”止，“会昌县”仅存四年便改名为“昭应县”，“昭应”即应验之意，《太平寰宇记》记载：“后以太宗昭陵之故，数有应征事。”[5]卷27，580与此同时撤销“新丰县”并入“昭应县”，不再沿用，这在《新/旧唐书》《册府元龟》《唐会要》中亦有相同记载。其次，结合考古资料看，唐“会昌县城”与“昭应县城”皆在今华清宫以北，前后沿袭使用，且“昭应县”辖地“（奉天皇帝）齐陵”在今新丰镇鸿门村西堡组、北临唐新丰故城，表明“昭应县”确实兼有“新丰县”辖地，从而推定文献所载“改会昌县为昭应县，其新丰县隶入昭应”属实。

但除了“改会昌为昭应县”一说之外，文献对县制沿革还有一种不同记载：唐朝诗人郑嵎《津阳门诗（并序）》：“其年十月移禁仗，（六年）山下栉比罗百司。朝元阁成老君见，会昌县以新丰移。（注）时有诏改新丰为会昌县，移自阴盘故城，置于山下。至明年（七年）十月，老君见于朝元阁南而于其处，置?圣观，复改新丰为昭应县。庙宇始成，令大将军髙力士率禁乐以落之。”[9]卷62，1671按其所载，唐玄宗天宝六年改“改新丰为会昌县”，天宝七年又“复改新丰为昭应县”，“昭应县”承袭“新丰县”而来，与会昌县无涉。但诗人郑嵎并未接触到唐代典籍实录，又按《津阳门诗·序》所载：“津阳门者，华清宫之外阙。南扃禁闱，北走京道。开成中，嵎常下帷于石瓮僧院，多闻宫中陈迹焉。今年冬，自虢来，暮及山下，因解鞍谋食，客旅邸，而主翁年且艾，自言及事明皇。夜阑酒余，复为嵎道承平故实。翌日，于马上辄裁刻俚叟之语，为长句七言诗，凡一千四百字，成一百韵，以门题为之目云耳。”[9]卷62，1671其诗作内容实为民间采风而得，可能于史实有所出入，因此史料价值不如正史文献，不足为据。

综上所述，昭应县确系承袭会昌县而来，因此临潼县的县制沿革史应从“天宝三年（744年）”唐置“会昌县”始算，其县制沿革史共计1278年，而在此之前行地区政变迁应属建制沿革史研究范畴。关于《临潼县志·地理》将临潼之始定为“昭应”是沿袭正史中《地理志》的编撰惯例——为避免建制承袭关系混乱而略载临时存在、短暂“更名复名”之县，且不将其计入县制沿革，详载存在时间长、承袭关系清晰的县，如《宋史·地理志》记载：临潼，次畿。唐昭应县，大中祥符改。《（元丰）九域志》记载：京兆临潼县有零口镇。临潼，唐之昭应县;昭应，唐初之新丰县。”[10]81这有利于增强记载的逻辑性，但也会疏漏一些历史信息，幸而唐代笔记、实录、宋代地理类志书中皆有会昌县的记载，才使临潼县制沿革史不至缺漏。

二、临潼“骊山之阳”本名“蓝田山”

《临潼县志》载：“骊山，县南一里，即蓝田北山，绵亘五十余里，其阳多玉、其阴多金，温泉出焉……一名浮肺山。”[1]卷1，45按其所载，临潼骊山（坐标N34°19′60″，E109°16′35″）是蓝田北山，骊山南麓名为蓝田山;但《蓝田县志》又载：“蓝田山，出美玉。《汉书·地理志》云：蓝田，山出美玉……《旧志》：在县东南三十里，一名玉山。”[11]卷6，342-343即“蓝田山”在蓝田县东（坐标N34°06′37″，E109°29′53″），又名玉山，与骊山无涉。

对于两《县志》中的矛盾记载，清代学者张澍《三秦记（辑录）》考证：“蓝田有方川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铜铁石。澍按：《水经注》始皇厚葬建扩于丽之戎，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郦氏谬蓝山为骊山误。”[12]5认为郦道元将“骊山之阳”名“蓝山”误认为是“蓝田山”，故此“蓝田山”地望当以《蓝田县志》所载为是。今人骆希哲《华清稽古》：“自古就将发源于蓝田县秦岭山脉的王顺山、从许家庙向北延伸过大金山……向东绵亘到零河这一段，在渭河南岸二级台地上突兀的山脉称骊山。”[13]108误将王顺山、大金山（横岭）等山脉混为一谈，皆归入“骊山”范围之内。若追本溯源、梳理历代文献相互参照可见，“骊山之阳”本名蓝田山，当以《临潼县志》所载为是，而《蓝田县志》所载之蓝田山原是覆车山。

（一）骊山又名蓝田山

临潼骊山，按《汉书·律历志上》：“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14]卷21，978在商周之际已有此名，又《史记·郑世家》：“二歲，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15]卷42，1759《汉书·楚元王传》：“秦始皇葬于骊山之阿、昭应山，后又复称骊山至今未改，是无异议。至于蓝田山，《高士传》载：“秦始皇时，（四皓）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16]14《汉书·五行志》：“文帝后三年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蓝田山水出，流九百馀家。”[14]卷27，1346可见秦末汉初已有此山名。

将骊山称为蓝田山始于东汉卫宏所著《汉旧仪》：“骊山者，古之骊国。晋献公伐之而取二女，曰骊姬。此山多黄金，其南多美玉，曰蓝田，故始皇贪而葬焉。”[17]卷124，1115即骊山南麓是蓝田山，且此蓝田山出美玉，“卫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其玉出蓝田山，题是李斯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号曰传国玺。”[14]1621蔡邕《独断》亦有相同内容，①可为旁证。魏晋南北朝时期《皇览·（圣贤）冢墓记》《魏土地记》和《水经注》皆沿袭卫宏《汉旧仪》之说，其中“《土地记》云：骊山即蓝田山”[18]卷1，20，《水经注》：“（秦始皇）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19]卷19，461对“骊山即蓝田山”的传播作用最大，后世地理类志书无不传抄。

（二）“覆车山”误作“蓝田山”

在南北朝时期除了“骊山即蓝田山”之外，“《后魏风土记》云：蓝田山，巅方二里，仙圣游集之所。刘雄鸣学道于山下，有祠甚严，亦灞水之源，此西又有尊卢氏陵次，北又有娲氏谷，则知此地是三皇旧居于是。”[20]地部·卷9，210对蓝田山又提出新解——即蓝田山在蓝田县东霸水之源附近，刘雄鸣曾在此学道修炼成仙。但《风土记》所载蓝田山实为覆车山。首先，“《魏略》曰：刘雄鸣者，蓝田人也。少以采药射猎为事，常居覆车山下，每晨夜，出行云雾中，以识道不迷，而时人因谓之能为云雾。”[21]卷8，266又“郭缘生《述征记》曰：山行如覆车之象，其山出玉，亦名玉山。”[6]卷16，388说明刘雄鸣学道处名为覆车山，因山形如覆车所以得名，又因其山产玉故称玉山。其次，覆车山之名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南朝梁代虞荔著《鼎录》载：“昭帝元平元年于蓝田覆车山铸一鼎，高三尺，受五斗。刻其文曰：宜君王，和四方。调滋味，去腥伤。小篆书，三足。”[22]而汉代蓝田山则是卫宏所述骊山之阳。由此可证《后魏风土记》是误将蓝田县东南覆车山认作蓝田山。

到隋唐时期继续沿袭《后魏风土记》之谬说，主要是因为唐代学者“按《周礼》：玉之美者曰球，其次为蓝，盖以县出美玉，故曰蓝田。”[23]卷1，16认为蓝田县得名于“蓝田玉”，且此时蓝田县玉石开采地恰在“覆车山（玉山）”一带。从官修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蓝田山，一名玉山，一名覆车山，在县东二十八里”[23]卷1，16到唐代诗人王维《蓝田山石门精舍》《别弟缙后登青龙寺望蓝田山》等名作可知，隋唐时期官方和民间皆认为蓝田县“蓝田山”在县东南、与“骊山”无涉。隋唐时将骊山南麓称为“横岭”，《括地志》记载：“水出蓝田北界横岭”，[18]卷1，20“横岭”在县东北十五公里处，本为秦岭余脉西出蓝田北部的土岭，其东接元象山，西接骊山山脉，东西长约二十五公里，为唐新丰、蓝田两县的县界。关于“骊山即蓝田山”一说仅在《括地志》《太平寰宇记》等地理类志书中有所提及，且对“骊山即蓝田山”和“蓝田山在县东南”的矛盾皆有载而不详辨。随着玉矿开采殆尽，加之地质灾害频繁，覆车山（蓝田山）终成荒山，《通志》载：“隋唐后，玉被采尽，开元时，又遭山崩，遂为荒山。”[24]今日经过地质勘测后发现蓝田玉矿脉既不在“骊山之阳（南麓）”，也不在蓝田县东蓝田山，仅存于今蓝田县玉川乡和红门寺乡一带，与《通志》所载相互印证。正因为隋唐以后蓝田县已无“产玉之山”，所以蓝田山不再变动，此即明清《蓝田县志》所载县东南之蓝田山。

注释：

① 注：“蔡邕独断曰：皇帝六玺，皆玉螭虎纽……玉玺谱曰：传国玺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蓝田山，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参考文献：

[1]史传远.临潼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2]（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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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五代）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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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敏求.长安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6.

[7]吴松弟.两唐书地理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唐）杜光庭.国学导航/历代崇道记[OL].2018-09-06.

http：//www.guoxue123.com/biji/tang/0000/0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