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霞

摘要：甲午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朝野上下谋求自强之道。京都官书局被视为政治危机的知识应对，是变革的重要尝试。从最初的强学会、官书局、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到京华印书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体现出部分中上层官员谋求变革的曲折历程，其中掺杂着政治派系之争、充满变数的政局、官员们的“小九九”及强大的体制惯性，官书局沦为毫无建树的官方机构，在历史的洪流中亦步亦趋，几经辗转，最终改为商办，易名京华印书局。

关键词：强学会;官书局;京师大学堂;孙家鼐;京华印书局

京都官书局（以下简称官书局）是甲午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朝野上下谋求变革的产物。从最初的强学会、官书局、京师大学堂官书局到京华印书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更说明了中上层官员探索的曲折历程。目前学界对京都官书局的研究付之阙如，对其创办、具体运作、历史走向等，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考订。因此，充分利用档案、日记、文集、报刊等资料，参酌其他可信史料，在学界先进的基础上，对官书局进行详细的历史考察，显得十分必要。且，通过对京都官书局历史的考察，或可进一步加深对官书局与晚清政治关系的认识。

一、“一波三折”：官书局的创设

官书局最早可追溯到强学会。甲午战败，自强呼声渐起。一批官员积极探索自强之道，认为甲午败系因“风气未开”而致“人才乏绝，坐受凌侮”，故谋求“合众人之才力”讲求“学业”，“合众人之心思”开通“风气”。①光绪二十一年（1895）七八月间，康有为、陈炽、沈曾桐、丁立钧、沈曾植等人发起强学会（又称强学书局）②。该会成立之初，即得到一大批官员的支持，一时之间，名声大噪。参与强学会的部分官员曾联名指责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不作为”，因此强学会很快就遭到守旧势力的打压。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1896年1月21日）李鸿章的姻亲御史杨崇伊上奏弹劾强学会：“口谈忠义，心熏利欲，莫此为甚。且目前以毁誉要公费，他日将以公费分毁誉，流弊所极，势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其端皆基于此。相应请旨严禁，并查明创立之人，分别示惩，以为沽名罔利之戒。”③杨将矛头直指向弹劾李鸿章的官员们，罗织“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④罪名诋毁强学会。奏折上达之后，强学会即被查封。

查封之后，会中人多感到前途未卜，人心惶惶。吴樵称：“杨崇伊者，揣政府之意，迎合李、孙，欲借此以兴大狱，遵以聚党入奏。朝旨并不交查，遽封禁。维时三御史匿迹，馆臣震恐，有泣下者，有欲叩杨门求见者，有欲将书籍、仪器缴还同文馆者，有往合肥献好者，余人纷纷匿遁。”⑤显然，面对政治高压，不少官员的心态发生着微妙的转变。

在李鸿藻等大员的支持下，沈曾植、杨锐等极力奔走。谭嗣同写道：“强学会之禁也，乃合肥姻家杨莘伯御史所劾，知高阳（李鸿藻）必袒护清流，乘其赴普陀峪始上疏。诸公不知所为，竟允其请，因之贻笑中外，在京西人面肆讥诋，遂至流播于新闻纸。朝廷深悔此举，高阳尤愤，适有胡公度请重开之奏，遂降旨准其重开。”⑥胡孚宸是官书局创设的关键人物。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6年2月5日），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孚宸上奏，意图恢复书局，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可否请旨饬下总署礼部各衙门悉心筹议官立书局，选刻中西各种图籍，略仿照外省书局之例，详订章程任人纵观，随时购买并将总署所购洋报选译印行，以广流通而扩闻见，如虑事难猝举，或径招股集资在海军旧署开办，规制既宏，费用可省，经理既善，流弊自除，庶于國家作育人才、挽回时局之本心，不相刺谬。”⑦胡的奏折颇具说服力，契合朝廷变革的诉求，缓解了查禁之后官员们惶惶不安的情绪，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解决强学会困境的办法。因此，奏折上达之日，即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⑧。

针对胡孚宸的奏折，总理衙门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1896年2月24日）上递讨论的结果，建议：“臣等公同商酌，拟援照八旗官学之例，建立官书局。钦派大臣一二员管理，聘订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习，常川住局，专司选译书籍、各国新报、及指受各种西学，并酌派司事译官收掌书籍，印售各国新报，统由管理大臣总其成，司事专司稽察，所需经费由总理衙门于出使经费项下，每月提拨银一千两，以备购置图籍仪器、各国新闻纸及教习、司事、翻译薪水等用，核实散放。”⑨

从对官书局的设计来看，总理衙门与胡孚宸皆希望朝廷能够主动拓宽西学传入的渠道。不同之处在于，总理衙门强调仿照八旗官学，建立官书局，选聘“洋人”为教习并从事译书、译报工作，欲把官书局建成“加强版”的京师同文馆。经费方面则由总理衙门拨款和捐助。

九天之后，正月二十一日（3月4日），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官书局。二月二十一日（4月3日），孙家鼐上奏所拟订的办理章程：“一藏书楼。拟设藏书院，尊藏列朝圣训、钦定诸书，及各衙门现行则例、各省通志、河漕盐厘各项政书，并请准其咨取、储存、庋列其古今经史子集有关政学术业者，一切购置院中，用备留心时事、讲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一刊书籍。拟设刊书处，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书，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为流布。一备仪器。拟设游艺院，广购化学、电学、光学诸新机、矿质、地质、动物、植物各异产，分别部居，逐门陈列。俾学者心摹手试，考验研求，了然于目，晓然于心，将来如制造、船只、枪炮等事，可以别材质之良窳、物价之低昂、用法之利钝，不致受人蒙蔽。一广教肄。拟设学堂一所，延精通中外文理者一人为教习。凡京官年力富强者、子弟之姿性聪颖、安详端正者，如愿学语言文字，及制造诸法，听其酌出学资，入馆肄习。”⑩

从内容来看，与总理衙门不同，孙家鼐欲把官书局办成集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学堂于一体的综合性机构。孙家鼐的奏折堪称官书局的“顶层设计”，勾勒出官书局基本的框架，明确了官书局的发展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革新派的主张，使得颇有争议的事业终于落地生根。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奏折侧重政治策略的运用和政治利益的考量，而非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在主张变革人士看来，朝廷设立官书局的举动，传递的更多是政治信号，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主张的认可和支持。对于孙的主张，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着诸多困难，认为官书局未来发展之路充满了不确定性。吴樵称：“学会近已奉明文，惜政府不敢曰会，派孙尚书管理总署，月拨千金为京局用。……此间现在不过面子争足，办法未必能善，仍望外间也。”?尽管前路并不明朗，但经过艰苦的努力，朝廷明确支持强学会主张的事业，传达出期望变革的意图。至此，强学会未竟之事以官书局的名义继续推进。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官书局正式开局，“为节省经费起见，暂赁民房”?，地点设在虎坊桥（玄武区虎坊桥），每月付“二十八金”费用，“地尚宽敞”?。

二、“改头换面”：官书局的具体运作

1.人员名单

关于官书局的参与人员，孙家鼐提交了一份详细名单：“谨将办理书局诸臣衔名缮写清单，恭呈御览：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李昭炜、国子监司业瑞洵、翰林院编修丁立钧、翰林院编修熊亦奇、翰林院编修沈曾桐、翰林院编修张孝谦、翰林院编修徐仁铸、翰林院检讨宋育仁、礼科掌印给事中褚成博、掌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内阁中书杨锐、内阁中书汪大燮、户部郎中陈炽、户部主事涂国盛、刑部员外郎沈曾植、刑部员外郎潘庆澜、刑部郎中胡翔林、工部郎中端方、工部郎中徐道焜、工部员外郎杨士燮、工部主事丁象震。以上二十三员，臣惟添派司官三四员，余皆原办书局之人。”?其中大多数都曾是强学会的参与者;“司官三四员”是谁，目前尚无资料证实。

参与人员大多是中下层官员，官阶较低。谭嗣同称：“现今虽开，却改名官书局……京官在下位者，人材极多，游士中亦不乏人，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他们中大多数人仕途处于起步或者已经起步阶段，仍保持着积极进取的姿态，具有较强的政治诉求。

名单中所列之人与当时的核心政治人物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丁立钧、沈曾植、涂国盛、丁象震、褚成博同为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当时的会试主考官是翁同龢。熊亦奇亦为翁同龢的门生。徐仁铸是翁门六子之一徐致靖的长子。而翁非常欣赏文廷式、陈炽、宋育仁等青年才俊。杨士燮、徐仁铸主考官为李鸿藻。杨锐、丁立钧颇受张之洞赏识。其他的不一而足。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翁同龢。甲午之后，翁同龢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他身兼数要职，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户部尚书、管理国子监事务大臣，权力到达顶峰。尽管他自始至终没有直接参与强学会、官书局的事务，但其门人的态度和表现已经说明他意欲掌握革新派主导权。而翁同龢、孙家鼐为好友，交往密切，同为光绪帝的老师。孙家鼐在订立名单时，不可能不考虑翁同龢的因素。据翁同龢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1896年3月19日）日记载：“晚孙燮臣来，以官书局折底见示。”?这伤名单很可能征得了翁同龢的同意。

名单显然排除了强学会的首倡者康有为、梁启超，其中既包括具有真才实学、力图变革之人，也不乏“动机不纯”、欲借此谋求政治前程之人。其实，官书局尚处于筹议阶段时，权力之争已现端倪。李鸿藻、张孝谦想要在书局事务上拥有更多的处置权。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96年2月10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两邸皆画稿，而高阳不画，意欲仿八旗官学，请派管学大臣，意且在己。……然张则欲悉照官学办理，己可为提调，指挥如意，可以尽摒异己。”而在官书局管理者的人选上，孙家鼐“请假数日，意欲请开缺，闻有复议，而后销假，有以去就相争之志”。更有部分官员将书局视为进身之阶，意欲通过参与书局，结交上层，谋求可能的政治资源。或许正因为如此，汪大燮曾针对总理衙门仿照八旗官学设官书局之议称：“我辈立一小会，其中亦多半京官，意在推广化及，同局诸人，无所谓学生先生。若悉照八旗官学，则不知谁当学生？谁当教习？不过群奔走于管学大臣，图差事而已。”?“图差事”道出了当时不少参与人员的真实心态。

对于官书局内众多的参与人员，吴樵评价甚低，认为局内大多是为仕途谋算之徒。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96年4月3日）吴樵致汪康年信中指出局内办事之人“仅熊、张巽之、张次山、褚伯约耳”。确实如此，官书局的实际事务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曰学务、曰选书（内有芸阁、叔峤丈）、曰局务（管银钱事，熊、张巽之主之）、曰报务（伯唐、子封主之）。”学务、选书主要由文廷式、杨锐负责，局务主要由熊余波、张孝谦负责，报务由汪大燮、沈曾桐负责。除此之外，名单上所列之人“皆以此局为升官发财之捷径，趋之若羶，而明者反置于闲，或引去，或屏迹于门，此京局之实情也”?。可以说，官书局在创办伊始即被强大的体制惯性所掣肘，与最初的设想渐行渐远。

但这种分工和安排，时人看来，“孙寿州请文芸阁总理其事，且住居。……寿州极能受善言，局面或可妥贴”?。从人员配备来看，官书局或可有所作为。但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日（1896年3月30日），风波再起，文廷式被革职，驱逐出京，永不录用。充满变数的政局使得官书局的未来显得岌岌可危。吴樵称：“京局近日情形，甚为沮丧，（为芸阁故）。孙尚书亦滋不悦，大约将来必有撤销之时，且转朐恐即有风波。”21而伴随着文廷式的离去，官书局内部矛盾日益暴露，权力之争逐渐白热化。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896年4月1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称：“局事自芸阁去，未去亦争长，今更如愿，而群不逞大得志，互相争长，势不可挡。……其中诸人，大率非我族类，万万不便沾染。且将来言语之祸，必甚于雍、乾，不若不办为妙。”22文廷式事件显然再一次打击了变革人士的热情。谭嗣同称：“虽名为开禁，实则只设一空无所有之官书局，亦徒增一势利场而已。”23趋新人士对官书局流露出失望而无可奈何的情绪。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1896年4月22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称：“书局之事甚糟，稍明白之人，率退避三舍，而熊余波独揽大权，将来一事无成，不过多费帑项而已。”24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1896年4月24日）汪大燮致信汪康年称：“书局未散与散无异。”25自此可知，官书局已经不可能按照孙家鼐的设计继续推进。

2.官书局“真实面相”

尽管时人认为官书局的前途并不乐观，但作为官方机构，官书局仍然进入实际运行阶段。在创设之初，孙家鼐强调以节约为第一原则。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96年4月3日）吴樵致书汪康年称：“局中以前旧有司事一人，韩樾堂往焉。熊曰：‘局中原要请人，一样用钱，不如我住局，且我实无車马以从事，其陋如此。张巽之有眷属在京，孙司空曰：‘住局宜择京员无眷属者。巽之遂命其属归而自住局，办事之勇如此。”26从中可推测，官书局经费略显紧张。那么，官书局经费情况到底如何？

根据账目可知：官书局的资产包括经费和“图书仪器各种家具价值”。创办之初，“移交新局京松银九千三百三十五两四钱四分归新局入账”，图书家具价值约“银二千三百两零四钱二分”，另有官员捐助、总理衙门拨款等。据统计，官书局的启动资金为“京松银二万二千零九十八两三钱四分”27。仅从启动资金数目看来，官书局仍有发展的可能。但根据《官书局汇报》所载，每月入账仅“一千两”28。可知，官书局经费最重要的来源是总理衙门（后京师大学堂）拨款，而这仅能勉强维持官书局正常的开支。经费入不敷出，使得官书局不可能再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