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振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3-0-02

孟浩然一生中所作的隐逸诗何其之多，但其中也有不少干谒之作。然而，当韩朝宗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与张九龄等人的会面宴席后，他自己却毫无愧色的爽约了。这段故事传唱一时，都以孟浩然是真正的好节之士。那么，对于孟浩然，我们究竟该怎样来看，怎样去对待他的隐逸诗歌？他是真的隐士，还是失意的文人？

一、思想

首先需要界定的是，入仕才是孟浩然的主流思想。宁松夫在《孟浩然隐逸思想定位论》等文章之中提到，孟浩然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形成其隐逸思想。但在孟浩然的一生中，出仕并不是他思想的主流。下定雅弘的《孟浩然对陶渊明的敬慕——从前期到后期的变化》认为科考的失败使孟浩然的隐逸生活不再舒适。黄芝栋在《孟浩然和魏晋名士风流》中提出孟浩然之所以意在隐逸，是深受魏晋名士风流影响的。

儒释道三家对孟浩然也有深厚影响。程晨《论孟浩然诗歌中的道家情怀》中谈到，之所以称孟浩然以 “隐逸诗人”，其诗歌暗合道家思想便是原因之一。孙延辉《儒家思想与孟浩然的入仕情结》中说道，孟浩然并“不是一个甘心隐居的世外高人。”高人雄的《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则认为，孟浩然一生除与达官贵人、著名诗人等相结交外，还与很多僧人交往，这无疑对他的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他类似文章不在少数。孙亭《从盛唐气象观孟浩然的出仕思想》认为“孟浩然……对仕途没有忘怀过。”天真烂漫的文人总想着儒道能够很好的融合，但这之中总有消除不了的鸿沟存在，霍志军就在《孟浩然———盛唐求仕热潮中的“多余人”》一文中说，仕与隐的欲调和而实际上难以调和，是孟浩然最终失败归隐的主要原因。

周建军在《孟浩然诗歌隐逸情怀之文化背景追索》一文说明了孟浩然的隐逸情怀荆楚文化和自然风光有关。向永心的《浅析盛唐漫游之风对孟浩然山水诗歌的影响》阐述了漫游对孟浩然隐逸思想产生深远影响。意象塑造、语言艺术、艺术风格也在漫游中形成。吴敏的《布衣诗人的精神家园》、渠红岩《襄阳与孟浩然的思想倾向》、景遐东，肖清心《襄阳山水及文化对孟浩然隐逸的影响》等文明确道出襄阳吴越山水对孟浩然诗风的影响。易秀娟《也谈孟浩然隐逸的原因》认为导致孟浩然不想做官的内在原因是其性格使然，同时认为荆楚文化对其思想形成潜移默化的外在影响。邵明珍《重谈孟浩然》、罗效智《孟浩然人生的三个阶段和仕与隐的双重矛盾》等，都认为孟浩然并非真的隐士。罗郊智以分段的形式考察孟浩然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认为孟浩然一生坎坷不顺，隐逸思想并不是其主要思想。他内心深处从没有想过要放弃仕途。

二、考辩

孟浩然一生不幸，但也曾有幸面圣。但他竟在皇帝面前吟了这样两句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确实让人想不通。李景白先生《“孟浩然遇唐明皇”事质疑兼论孟浩然的功名仕进思想》一文认为孟浩然遇唐明皇事是不可靠的。其考究功夫做得很足，极具说服力。并引《旧唐书·孟浩然传》“年四十， 来游京师， 因进士不第， 还襄阳”的记载， 否定了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中的记载。丁成泉《孟浩然“ 好乐忘名” 辩》中则谈到了孟浩然的隐士形象是一种误读，不符合实际，亦否定了王士源。

孟浩然《夜归鹿门歌》可谓诗中佳品，让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孟浩然隐居于鹿门。周相录《想象的真实———孟浩然隐居鹿门山辨伪》一文经过细细考证，最终提出，孟浩然并未隐居鹿门山，他一直住在襄阳城南汉水西岸的涧南园， 只是曾到鹿门山旅游过。这方面的论文相对较少，所做的功夫并不扎实。

三、人品与诗品

孟浩然的诗歌以清为标志，这自然与其人品是分不开的。王治国《“好乐忘名”的孟浩然及其山水田园诗》认为孟浩然诗途坦荡却仕途难寻，热衷仕途与山林归隐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令孟浩然多有无奈与不甘，另一方面也激发了他寄情于景、以诗明志的创作灵感。不得不说，孟浩然的不幸，对他的诗歌是有深远影响的。葛力力《关于孟浩然诗歌的“清”》认为这种诗风，是由于他对隐逸生活长期向往之清高思想情感的表现，而这种思想的形成又是受多方面影响的。唐欢欢《论孟浩然山水田园诗歌中的清淡美及其形成原因》一文也认为，孟浩然的人生经历及其对高尚情操的追求，成就了其山水田园诗歌所独具的清淡之美。而吴振华《论孟浩然诗歌“清”的艺术境界》一文中则认为，这种诗风的形成與他生活和漫游的地区独特地理环境、崇尚隐逸的精神追求及向往道家“三清”境界有关，也是他追慕陶、谢山水田园诗的创作理想的体现。

对于孟浩然的人品，都以为正大光明，以他为认真率性的人，故而诗品清高。这一份清高之中，却又不忘国事，不忘入仕，正是其天真的体现。文师华《孟浩然的心态与诗境》、王恩涛《孟浩然的人品与诗品》、刘孝红《论孟浩然的“风流”》等均有论述。

对于孟浩然的诗歌艺术特色，李成军《论孟浩然山水隐逸诗的艺术特征》、周凌云《浅淡孟浩然的隐逸及其诗歌的艺术特色》等文章有所论述。李成军认为孟浩然开辟了唐代山水诗的清新之风。并从创作手法等方面阐述了孟浩然山水隐逸诗创作的艺术特色。周凌云认为孟浩然受其隐逸思想的影响，故而形成其清幽、平淡而又不乏壮逸的艺术特色。纵观孟诗，底是确论。

孟浩然诗歌平淡清旷，给人以宁静深邃的审美感受。周相录《遁归审美———孟浩然之隐逸及其文化意义》、查正贤《暮归的诗学： 孟浩然的诗艺习得与超越》、章尚正《试论孟浩然的审美理想》等文章均从审美角度研究孟浩然的隐逸诗歌。周相录认为世人眼中纯粹的隐逸诗人孟浩然， 实际上经过了后人所期望的隐逸化处理， 因而孟浩然形象的历史变迁， 凸显了古代文人缺乏探索的勇气而满足于心灵自适的逃遁性格。查正贤以为孟浩然运用隐逸生活中对“ 暮归” 的审美体验， 超越初唐而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章尚正则认为孟浩然的诗渗透着诗火的审美理想，具有多重审美价值。

四、比较研究

孟浩然与王维并称“王孟”，与韦应物并称“韦孟”，与陶渊明等又一脉而成，形成了山水田园诗派。纵然其中有人并非一代文人，但将他们作比较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甚至有人将孟浩然与外国诗人作比较研究的。比如涂靖《简朴隐情韵，天然寓奥义》一文，就提出表层景物描绘下皆隐藏着深沉的价值关怀，本然生命与自然生命相互渗透侵袭，均有诗人对于人世的顿悟以及超越时空生命意识的探索。

另有宁松夫《孟浩然陶渊明仕进思想之比较》、李莉《陶渊明隐逸诗与王孟隐逸诗之比较》等将孟浩然与陶渊明作比较。宁松夫认为陶孟二人仕进思想较为强烈，但孟浩然具有恒定性和痴迷性， 陶渊明具有随遇而改性和达观性。最后总结二人仕进思想的形成时明确了儒家仕进观对他们的影响。看陶氏有不少金刚怒目的作品，而孟氏更是有不少干谒之作。此论确实可信。李莉则通过对陶渊明、王维、孟浩然三人的比较，得出孟浩然是不亲农事，闲适飘逸而内心痛苦委屈的隐逸名士;王维是一位时而周旋于官场， 时而优游于名山大川以欣赏者自居的高人雅士;陶渊明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农扛着锄头向人们缓缓走来。从而肯定了陶渊明，而否定了前二人。不得不说，这样的划分标准未免过于单一，况且，每个诗人都有其特色。笔者以为有失偏颇。

离开陶渊明，宁松夫又将眼光放在了王维身上，他的《孟浩然王维隐逸思想比较》从二人的生活遭遇，得出两人晚年不同的隐逸心态。认为孟浩然后期的隐逸思想具有忧心和愤心的性质，王维晚期的隐逸思想具有负罪性和报恩性。曾玉玲《半生辗转归田园 心静气闲乐山水———试比较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异同》则从题材、风格、语言特点等方面比较二人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认为王维以山水诗为主，诗有清丽、清幽的特点，手法多样;孟浩然除了山水诗之外，写了更多风格清淡的田园诗，清旷而古朴，以白描为主。黄桂云《略论王维与孟浩然的隐逸》认为王维是亦官亦隐， 孟浩然则是终身隐逸。并认为两人不同的个性素养对于他们晚年不同的生活状态是有影响的。王维性情温和， 孟浩然性格倔强;王维多才多艺， 孟浩然则较单一。葛犯光《唐代诗人札记——孟浩然， 王维·李白·储光羲·杜甫》通过与各田园隐士诗作相比较，认为孟浩然其实不算真的“田园诗人”。与韦应物作比较的论文相对较少，有很大研究空间，其中以韦江的《孟浩然与韦应物山水田园诗比较》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