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工业化与英国社会消费变革的互动关系

2019-09-16范岚清尹建龙

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9年4期

范岚清尹建龙

（安徽大学安徽·合肥 230039）

一、研究之缘起

发生于1760—1830年代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技术革命之一，它从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得人类社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新时代。对此，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评论说：“工业革命是世界史一个新时期的起点”。[1]工业革命的最大和最明显的成就是使用化石能源作为主要动力来源、以大机器作为主要生产工具、以工厂化组织生产过程，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过去自然条件的桎梏，释放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这场历史性的革命在增进人类物质财富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获得了彼时人们的一致认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业革命尚不足百年，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却比过去几千年人类所创造之和还要多。[2]

物质财富创造方式的革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要在社会消费领域引发同样的革命性变化。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流通、分配和社会消费这四个基本方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其中，生产居于这一体系的起始端，消费居于末端，消费产生新的需求，推动生产发展。如马克思所说，由于19世纪商业和手工业在英国的聚集，英国消费市场需求倍增，已经超出过去工场生产能力的限度，这就是新的大工业产生的动力来源。所谓新的大工业，正是最大范围的开采自然资源，发明新机器并投入规模性的生产。[3]

总之，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是生产力飞速发展和物质资料极度丰裕的时代，而作为第一个开始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社会消费方面尤为深刻。国内外许多学者已对社会消费需求推动工业化启动、工业化发展又生产出大量廉价工业产品并进一步扩大了社会需求这一对辩证关系做过许多研究。钱乘旦教授在专著《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提到，18世纪以来英国人口的增长以及各社会群体收入的增加，扩大了对社会生活各种必需品的需求。南京大学舒小昀教授的文章如《投资、消费和英国工业革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着重从消费角度考察工业革命,论述了消费以积极的方式促进彼时社会的发展。曹瑞臣博士长期关注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发展研究，在多篇文章如《18世纪英国消费社会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第1309期）、《论海外奢侈品消费对近代英国社会的推动》（《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等文章中分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前后英国中产阶级新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自由消费模式的兴起。

许多英国学者对社会消费需求和工业化的相互影响也做了深入探讨，比如彼得·马尔萨斯在《第一个工业国家：1700-1914年英国经济史》中提到工业革命的发展与当时英国特殊的社会因素密切相关，萨拉·霍雷尔在《家庭需求与英国工业化》中论述工业化时期英国普通民众生活质量尤其是饮食方面得到提高。本文以18世纪以来英国工业生产与社会消费的良性互动为重点，论述这对关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给英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

二、英国社会消费变革助推工业化的启动

社会消费与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完成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二是扩大社会再生产需求，促使与社会消费密切相关的社会服务业快速发展起来。有些经济理论认为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但英国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沿循着一种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路径，也即是说，工业化的推进与投资的扩大，并不一定会对普通民众的消费生活产生无可避免的消极影响。非但如此，社会消费还为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发挥了其特有的作用。正如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消费品为导向的，资本积累与确保一定的消费水平之间的矛盾不是无法调节。在工业革命逐渐深入的条件下，这对矛盾反而会变得缓和。[4]

英国的工业化进程自纺织、陶瓷等部门启动，这样的轻工业领域生产出的产品基本上大多是一些价格低廉的实用性消费品，随着整个社会消费规模的扩大与水平的提升，使相关工厂得以资金回流并获得进一步发展。当然，纺织、陶瓷等轻工业门类的发展也为满足英国社会消费需求提供了条件。舒小昀这样论证道：在起步阶段，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满足需求,倘若抑制消费一定会给工业化发展带去不利的影响。[5]这个时期积极的社会消费状况使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相关部门的生产，保证了整个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

国内消费市场和国外出口市场的扩大，从需求方面促进了英国工业生产的进步。18世纪末期以降,英国国内人口的增加相应地提升了生活资料领域的消费需求，开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基于海外殖民地的快速扩张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巨大的国外消费需求造就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正如曹瑞臣博士指出，海外奢侈品消费日益成为近代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与消费社会兴起的重要推动力。[6]

国内外需求的同步增长，已远远超出了彼时工业生产的能力，英国经济史研究专家哈特威尔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一书中写到：“转折点出现在1780年代，现实和潜在需求的不断增长给工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工业各部门迅速提高生产率。这进而带来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降低了工业品的价格,大大增加了国内需求，提高了英国工业品的国际竞争力，现在英国生产的工业品能够克服关税和交通的不利条件，去抢占欧洲乃至更广阔的市场，工业革命就此启动。”[7]

至于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在推动英国工业革命发展中的作用孰轻孰重，不同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两者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同时，在英国工业化的起飞阶段，英国国内市场和国内消费需求发挥的作用恐怕更大一些，其主要因素便是18世纪以来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英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消费模式的变化。[8]

首先，从英国人口的增长来看，有赖于18世纪早期开始的农业革命，英国农业生产所能够养活的人口基数迅速增加，至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开始后，这种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不但继续保持，还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正如经济史学家考特指出：“在1801年，大不列颠的人口似乎刚刚超过了一千万（10501000 人）……从 1801年到 1821年，大不列颠的人口约增加了34%；从1821-1841年增加了32%；从 1841－1861年增加了 25%。”[9]人口数量的提高使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增加，大大的扩展了国内市场，推动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斯·迪恩和W.A.科尔在《1688-1959年英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品国内市场的扩大同农业社会的命运紧密相关。”[10]

其次，从英国社会消费模式的变化来看，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来英国形成了具有较高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社会阶层结构，这促进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一些社会史学者持这样的观点：一个处于流动中的开放型社会必然导致群体性的模仿行为，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会推动群众消费方式的革新。孤立闭塞、等级分明的消费模式逐渐消失，不受限于层次、更加独立的大众消费开始确立，使整个英国社会，特别是中下层阶层的消费水平得以进步。英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也引起了社会财富分配结构、需求结构和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到18世纪中期，英国中等阶层的人数和财富日益壮大，其个人乃至家庭的花销也相应增加，他们开始购买一些新兴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不同于贵族偏爱的昂贵紧俏的手工制品，大多为物美价廉的大众消费品。因此随着普通民众收入的增加，对大众消费品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扩大了国内市场。18世纪以前小规模手工制作的贵族消费品，也逐渐为中下阶层所喜爱，只有工业化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才能满足这些需求。供不应求的局面使一些落后的手工生产逐渐被淘汰，棉纺织工业中机器生产的发明和使用也是消费促进生产的佐证之一。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彼得·马赛厄斯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大众自发性的社会经济现象，而非英国政府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实施，因而它必然与当时英国独特的社会人文因素密切相关。[11]英国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带来的消费需求变革对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三、工业革命提升了英国社会消费水平

(一)社会民众消费生活的变化

社会消费创造了巨大的需求，促进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生产方式的进步。而旧工业部门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和新部门的发展，也给英国消费生活带来了深刻的转变。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居于首位的生产决定了消费品的种类、质量和数量，即生产决定了人们消费什么，消费多少的问题。进一步说，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供应社会消费的各种工业制成品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工厂化生产也迅速降低了各种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使普通民众的消费状况和生活质量得以改善，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大消费项目的变化便可见一斑。

其一，棉纺织品开始取代毛呢织品成为最流行的服饰布料。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认为在当时，方便低价的棉布成为普通民众最主要的衣着面料，对改善英国民众（特别是女性）的卫生与健康状况发挥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其二，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不论贫富贵贱，英国人能够吃到的食品种类和数量都有较大改善，其中英国普通民众家庭饮食水平的变化最明显。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社会,恩格尔系数整体较高,1787-1796年间食物开支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为73.5%,1830-1839年则为 61.5%,1840-1854年间为64.0%，[12]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英国民众有更多的钱可以花费在吃喝以外的消费上。

其三，住房花费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很大。英国工业革命导致了不同收入群体住房的分区，最典型的是伦敦东区（工业区，以工人阶级和小商小贩为主）和伦敦西区（英国上流社会聚居区、各种高档购物商店、剧院所在地）的分化；其次是在伦敦和曼彻斯特、伯明翰、约克郡西区的一些工业城市出现了大量专供工人家庭租住的贫民窟，恩格斯在经过实地调查后对这些工业城市中的贫民窟做了描绘：英国大城市内部的贫民窟充斥着收入不高的工人阶层，这些人住在最不便利的地方的劣质砖房，甚至是地下室。这里的街道看起来更是一片狼藉，垃圾满地，乌烟瘴气。[13]1832年的伦敦霍乱迫使英国政府开始注意改善贫民窟的恶劣环境,在查德威克等社会改良人士的推动下，从1840年代开始，各工业城市的市政当局被迫采取措施对此进行改善。

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对休闲娱乐的追求也体现了社会消费模式的改变。人们的休闲活动多种多样，如到公共场合观看演讲、参加音乐会、参观博物馆，以及观看球类比赛等。在一些慈善企业家的组织下，许多工厂工人还开始了集体休假和集体旅游活动。工业革命时期的市政建设也体现了人们休闲消费趣味的改变，许多工业城市都开始兴建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园、绿地，为民众提供新型休闲场地，改善城市的环境。

（二）英国社会收入水平的提升

收入是主导社会民众消费的长期因素，特别是对中下阶层而言，收入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消费的水平和速度。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有着不同的变化。一些没落的、逐渐被大工业取代的手工业从业者的收入逐渐下降，甚至到不能果腹的程度；在新兴起的工厂的工人（许多是妇女、儿童）收入也很少，有时即使是全家人都工作，所得收入也仅仅做到保证不挨饿而已。但从整体上看，社会收入的发展趋势是上升的，这也保证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不断的随收入的提高而增强，虽然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收入也相应出现波动。

表1 1790-1860年人均工资指数（1840=100）[14]

表1基本反映这一阶段人均工资指数的变化情况，这说明：在1790年代工业革命的起步阶段，英国人均收入总体呈持续上升趋势，到1800年代中后期，除了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外，工资基本上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也意味着这一时期人们的总体消费水平基本保持稳定，从下表中列出的数据可以看出来：

表2 1790-1848年人均咖啡、茶叶、蔗糖消费量（单位：磅）[14]

新兴工业部门不仅制造产品,而且给家庭中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使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总体收入更加充裕，为这些新兴部门制造的物美价廉的消费品的畅销提供条件。另一方面，有了工作的女性以收入为基础，可以独立地购买一些有别于男性的消费品，女性消费市场需求的增加又刺激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四、工业化与英国社会消费变革形成良性互动的意义

纵观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工业化与社会消费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借助西方航海大发现所开启的世界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英国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原始资本积累，为工业化的启动打好了基础。来自殖民地的巨额财富提高了英国的社会消费需求，对大众消费品的数量、质量和种类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在重商主义政策指导下，英国控制下的广大殖民地需要从英国进口大量工业制成品用于满足消费需求。[15]

所有上述国内外消费因素叠加在一起，成为英国率先开启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动因。以使用机器和工厂化生产组织模式为典型特征的大工业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大众消费品价格，让许多原本需要进口的高昂奢侈品如来自印度的棉布，成为广大普通民众也能负担起的大众消费品。工业革命还通过提高工人收入水平，从更深层次上影响着英国社会的消费行为。到19世纪初期，随着英国工业革命进入巩固发展阶段，工业化带来的丰硕物质成果开始惠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社会中下阶层，根据计量研究显示，这一时期英国社会总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促使大众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更显著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