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合作研究

2019-09-16梁文豪

中国商论 2019年17期

梁文豪

1 欧亚经济联盟的成立及推动因素

2014年，俄白哈三国元首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商议确定签署了《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并确定2015年1月1日为联盟正式成立日期。该联盟实质上是由俄白哈三国关税同盟演变发展而来。

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成立的因素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分析。政治方面是基于俄罗斯试图继续巩固自己地缘政治地位的意图，从而要求其必须加强与中亚国家之间的联系。经济方面，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符合个成员国之间的现实利益，这是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成立的直接因素。人文文化方面，由于俄罗斯国际移民数量主要来源就是独联体国家，大量的移民极大地加强了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2 对丝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对接合作的模型分析

2.1 运用关税同盟理论进行分析

2.1.1 关税同盟理论的基本概念

关税同盟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J·Viner在其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理论》书中提出的，指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缔结协定建立统一关境，在统一关境内缔约国相互间减让或取消关税，对从关境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商品进口则实行共同的关税税率和外贸政策。

2.1.2 关税同盟理论的数据分析

根据关税同盟理论中的贸易创造效应，贸易之所以能够被创造，是得益于在内部无关税壁垒和推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从而使得在关税同盟内部高生产成本的商品将通过进口的方式被他国低生产成本的替代商品所取代。这本是一种正效应，有利于联盟内部的资源重新合理分配。但是俄白哈三国贸易紧密指数以及俄白哈三国商品贸易互补指数从总体上看呈现不断下滑趋势，贸易紧密度以及商品贸易互补程度并没有因为一体化而提高。

纵观关税同盟到欧亚经济联盟的演变过程，之所以其成员国在经济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大进展，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其政治经济方面。政治上，无论关税同盟时期或欧亚经济联盟时期，始终是以俄、白、哈三国为核心国的小范围一体化，导致其政治上的最大弊端就是这个小范围的一体化容易受到西方意识形态上的打压，而且一体化范围内发生的东欧“颜色革命”和乌克兰危机也对一体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经济上，俄罗斯由于西方经济制裁和其严重依赖油气资源出口的经济体系导致国内经济疲软。这些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叠加的后果就是已经成型的联盟发展乏力，联盟内成员国经济增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并且缺乏对于新成员国的吸引力，联盟一体化进程步伐放缓。

反观另一方面，在联盟内成员国之间相互贸易状况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中国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呈现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双边贸易额逐年上升。2018年，中国与关税同盟成员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率为23%，总额达到1270亿美元，占关税同盟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6.76%，当之无愧为关税同盟最大贸易伙伴国。

就“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来看，其覆盖区域包括整个亚欧大陆以及非洲、大洋洲部分地区，覆盖世界土地面积约39%；覆盖人口规模约45亿，占世界人口总数62.5%；范围内GDP总量达2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约28.5%，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想提出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已经有6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次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成功示范。对于联盟成员国而言，此举有助于在联盟内部成员国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为国内经济注入一剂强心剂，通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立对接合作寻求经济发展的新途径、新思路。

2.2 运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分析

2.2.1 贸易引力模型概述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观点就是论证国家或地区双边贸易中的地理因素、各自成员经济规模以及自然因素的作用远超其他拟制因素。现阶段引力模型被广泛运用的原因在于其理论体系日益成熟稳固，在预测各种变量对于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具有较高准确性。

2.2.2 贸易潜力理论值的分析

作为贸易引力模型的重要应用内容，贸易潜力T值=贸易额实际值/贸易额模拟值。一般情况下，我们按照以下规则对贸易潜力T值进行分类设定。

贸易潜力巨大型：T≤0.8。

贸易潜力拓展型：0.8＜T＜1.2。

贸易潜力再造型：T≥1.2。

由表1可以看出，2000—2014年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国家贸易T值绝大部分都保持在0.8～1.2的区间范围内，属于贸易潜力拓展型。

根据表2的数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这六个国家在2009—2014年五年内贸易潜力值为0.94，略大于0.8，属于贸易潜力拓展型。因此结合表1和表2的数据，可以得出结论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表1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国家贸易T值计算

表2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潜力类型

3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路径

3.1 对接前提是加强双方政治互信以及互联互通

“五通”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指导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创新合作模式的重要思想，包括加强政策沟通、加强道路联通、加强贸易畅通、加强货币流通和加强民心互通五大方面。

作为“五通”之中的首位，切实有效的政策沟通能够使各国更为清晰及时地表达阐明本国的政治意图，在求同存异的原则指导下消除各国之间的政治顾虑，就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进行深入协商沟通，从而为推进各领域合作奠定坚实基础。为此，双方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途径，如上合组织、金砖国家、APEC、元首互访等多边机制，着力于探讨建设有效合作路径。

另外，道路联通将可以有效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贸易效率，从而更好地促进双方贸易发展。目前，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等作为互联互通首推建设项目对于促进双方现阶段经贸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正在紧密设计部署中的由莫斯科经哈萨克斯坦至北京的高铁、中吉乌铁路、中巴铁路以及中塔铁路等铁路项目也将组成交通运输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2 以贸易合作对接、建立自由贸易区作为主要方向

近年来，我国积极提升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参与度，以建立自贸区作为自身对外开放重要战略部署并利用WTO这个全球性多边平台在国际舞台上寻求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合作对接。截至2015年6月底，我国在建自贸区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的12个，除韩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外均已实施，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8个。与此同时，中国对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双边贸易方面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然而，在双边贸易额不断上升、双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加强的大环境下，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应关注的是中国对俄罗斯以及中亚地区国家的进出口结构问题和贸易方式。以成品为主要出口商品、以原材料为主要进口商品的不平衡的进出口结构并不能为中国带来高产业附加值，而且日益趋向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使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再者，过分依赖进口能源资源也将导致国家能源安全稳定存在隐患。贸易方式上，以口岸经济和边境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比较单一。为此，中国应充分利用借鉴入世后参与世界贸易和近年来积极发展建设自由贸易区的经验，结合联盟成员国自身的特殊性，以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为指导思想，将建设贸易对接合作和建立自由贸易区作为推动双方对接合作的主要方向。

3.3 难点在于中方企业适应欧亚经济联盟营商环境

现阶段，多国内公司企业积极响应现阶段国内不断深化发展“走出去”战略，以寻求自身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优化经济资源最大化。但是从欧亚经济联盟这一大角度而言，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第一，虽然欧亚经济联盟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发展，但是依然存在成员国之间为保障自身利益力争特别关税政策等贸易特例，关税并未实现统一，导致实际操作方面存在较大漏洞。

第二，大量存在的贸易障碍导致对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进程上的拖缓，例如配额限制、技术壁垒等。其他诸如成员国之间技术发展不一、对外政策不一等问题也普遍存在。

第三，经济同质化导致欧亚经济联盟各个成员国之间的产业转移效应不足及相互贸易占比较低，本质是因为俄、白、哈三大核心国都属于资源能源生产型国家，互补效应较弱。

第四，联盟在诸多细节方面的运行机制并没有得到落实，如有关一成员国对第三国采取单方面的市场保护措施时联盟的运行机制等。

第五，由于联盟成员国内对于营商的法律法规规定不一，因此中方企业在适应不同的法律法规时也存在一定的难度。

3.4 关键在于金融支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金融支持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保证这一重大发展战略能够顺利实行的关键。就如何为丝路自身建设发展和为着力于双方的建设合作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可从以下三个角度作为切入点。

第一，从国内整体金融状况而言，我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省份的金融建设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以建设“一带一路”为糅合点，联系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设计建设“一带一路”沿线上关键节点省份和城市的金融建设发展，以点带面地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并提高西部地区金融贡献程度。

第二，从地区性金融状况而言，应以第一点为基础将思路过渡扩大至国家级和国际级的金融中心。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向开发性、特色性、能源型金融布局倾斜；区域内鼓励业务创新，给予金融优惠政策支持，引导金融资源向重点开发地区配置，并且将大力培养区域内金融人才和积极引进高技术高学历金融人才相结合，加强金融人才建设。

第三，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立对接合作的金融合作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五通”中提及的加强货币流通。通过在合作对接中实现经常项和资本项的双边本币兑换结算以及与成员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多变结算体系和逐步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实现降低流通和贸易成本、降低货币融资和兑换成本的目的，并以此作为保障更好地实现道路互通、贸易畅通和民心联通。

除此之外，逐步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化和市场化，探索建立共同出资、收益共享的资本运作新结构，在增强金融政策协调的基础上搭建金融跨境服务网络，加强金融治理与监管相结合等措施对于为推动双方建设对接合作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和金融保障也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3.5 将能源合作和产能合作作为建设合作对接的突破口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后备优质可开采资源少、国内勘探尚处于早期阶段成为我国目前能源资源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油气资源对外依存程度较高、获取渠道较为单一的形势下，我国如何切实有效保障能源资源的来源稳定和进口渠道安全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国将油气能源资源进口的战略重心转移至中亚，该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储备能够成为保障我国油气能源资源来源稳定的关键因素。在地理位置上，中亚地区与中国比邻接壤，有利的地理位置为拓展油气能源资源进口渠道提供了可能性。例如，中哈原油管道作为我国第一条跨国输油管线到2017年为止已累计输油一亿吨，中俄石油管道支线预计每年可输送石油量达1500万吨，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预计每年天然气的输送量达300亿立方米。

另外，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披露的有关数据来看，2018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为76.7%，虽有所回升，但在国内消费和基建项目无法及时有效化解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的大环境下，解决产能过剩仍迫在眉睫。因此，我国企业应充分利用一契机，加快向中亚地区国家产业转移释放过剩产能，应积极充分利用海外市场，依托对外贸易输出一部分过剩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