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军 楼天良

摘 要：鱼鳞册是开始于宋代、固定于明清两朝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经综合分析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今于东阳市巍山镇大爽村发现的《（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系东阳目前发现最早，而且是唯一的一册鱼鳞册，对于研究古代东阳经济乃至社会发展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还原了清初东阳土地的丈量过程，明确了清初东阳一县土地所有权人的占有比例，反映了清初东阳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宗族居住等社会关系，具备相当意义的文物考古研究价值。

关键词：顺治年间;（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

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鱼鳞图籍、丈量册，是开始于宋代、固定于明清两朝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官府对土地清理丈量后，将土地、山林、池塘等按《千字文》顺序编号，详细登记业主籍贯和土地四至范围，确立土地、山林等不动产的权属关系，成为征收赋税和土地诉讼的基本依据。将房屋、山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连接绘制，形状似鱼鳞，故名鱼鳞册。封面用黄纸，故又名赋役黄册。按其内容划分，可分为开始丈量土地时登记在册的鱼鳞草册，以及上报各级官府的鱼鳞正册。

1 《（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考古背景

地处浙江中部的东阳市是辖属于金华市的一个县级市，建县于东汉兴平二年（195），素有“教育之乡”“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的美称。据现存《（康熙）新修东阳县志》《（道光）东阳县志》《（民国）东阳县志》等文献记载，自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首次编制鱼鳞册后，东阳一县在明清两朝共编制鱼鳞册十多次，明朝十一次，清朝有据可查的四次，其中当推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最具历史意义：一是将徭役以及杂征归并为一条，一起按土地田亩折算，征收货币税;二是将东阳土地税则简化为官田、僧田、民田三部分，民田则按照肥瘠程度，划分为五乡田、正三乡田、从三乡田、山区田（后分为瑞山乡田、永寿乡田、玉山乡田）四个等级，形成了从明末开始至清朝一直沿袭不改的土地征收赋税标准。新发现的清顺治年间《（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即是归属于上等民田的永宁乡五乡田范畴，每亩年征收税银0.0736两、秋粮3.5合。

2 《（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考古现状

发现于东阳市巍山镇大爽村的《（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长31.5厘米，宽20.5厘米。据保管者楼锡昌先生介绍，原有十册，现仅存一册。每页编排“□字□号”顺序，印有“业主□□系□□都□□图□□甲下办粮”字样，详列土地“东丈□□，西丈□□，南丈□□，北丈□□”四至位置，“共积□□”，最后“自丈□□，复丈□□”土地数额。空白处由登记人用毛笔填写。因为《（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是已经使用过的，故空白处均有毛笔登记的字样，如编排顺序为《千字文》的“方”字，“自丈”处注明此田为“五乡田”，“复丈”处加注该宗土地详细坐落位置等。两页交接处，钤盖方形朱红大印，虽然时代久远，无法辨认印章文字，但依稀可以辨认出印章右半部分为汉字，左半部分为满文。每页登记六位业主。因为“方字482号”“业主蔡守玄”不避清康熙皇帝“玄烨”名讳，故断定其成书于清顺治年间，这与《（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二“职方类七”记载的顺治十四年“奉文纂修《赋役全书》”相吻合。

3 《（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考古价值

与标准而完整的鱼鳞图册相比，《（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有着诸多缺陷，如原有十册（估计是十四都的完整鱼鳞册），仅存一册，丧失许多关连的文献资料;书中虽然描绘了每块登记土地的简图，但是缺乏相应配套的土地全图，无法还原当时土地的自然状态。不过作为东阳目前发现最早，而且是唯一的一册鱼鳞册，对于古代东阳经济乃至社会发展来说，《（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还是属于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具有相当意义的研究价值。

第一，《（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还原了清初东阳土地丈量过程，即自己丈量和政府丈量相结合。明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改革，进行全国性的土地丈量，影响明末清初的赋税征收制度。《（康熙）新修东阳县志》卷二“职方类七”称清顺治三年“悉仍旧制”，故收录《（康熙）新修东阳县志》中的《丈田平赋记》一文，应是当时丈量土地的真实写照：万历年间任东阳知县的黄文炳“博采广求，定立条约，乡分为都，都分为图，图为保长一，书算、文手各一，俱择诚实晓事者充之”“合一县十四乡为耆民三，以总丈事”。土地登记，则以丈量为基础，“旧之以山为地，今辟以田也，必以为田;旧之为地为田，今弃以山也，必以为山”，如有发现丈量不实、登记造报不公者，必置之以法。一年后，丈量活动结束。编制鱼鳞册时，官府顺应民心，官田定为一则，僧田定为一则，民田定为四则（后改为六则），复丈出的田地每亩减税银四毫。

不知什么原因，可能因为万历年间的土地丈量是官府采取的自上而下的运动，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没有开展百姓自量，直接改由政府组织人员丈量。清朝顺治后期，随着社会统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官府开始重新丈量土地、编制《赋役全书》工作：大规模采用“丈量步车”（相当于现在的卷尺）等丈量工具，在方便丈量工作的基础上，要求百姓自己丈量，然后派人复核，最后，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的标准登记上报。据成书于顺治十四年的《东阳县田赋税课全书》反映，这次丈量活动共清理出东阳一县山地改为良田应该提升税额的良田有1035亩。而作为当时东阳土地丈量登记的鱼鳞草册，《（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则记录了“自丈”“复丈”“以步计量”等内容，为后人研究编制鱼鳞册过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第二，明确清初东阳一县土地所有权人的占有比例。《（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记載的只是当时东阳土地所有状况的冰山一角，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它明确了清初东阳一县土地所有权人的占有比例，反映出诸多值得后人研究的内容，如“方字94号”至“方字115号”的“塘下坂”15.5575亩土地，包括“官田”在内，共有9位“业主”，户均1.728亩，个人占地最多，共计2.292亩的“方字98号”业主蔡启祥。再如其书820多宗不同权属的土地登记，就其单宗土地来说，虽然“方字58号业主金涧”拥有伍田4.008亩，系全书最高数额，但对一般百姓来说，达到单宗良田3亩以上的仅有“方字56号”金文隽、“方字58号”金涧、“方字249号”金87公常田3宗;超过2亩以上的，则有“方字98号”“方字99号”“方字113号”“方字255号”“方字357号”“方字438号”“方字454号”“方字470号”“方字716号”“方字717号”“方字719号”11宗，更多的是在0.5～1.0亩之间。而官府拥有的“官田”“官地”“官山”，则普遍在1.0亩左右，高于普通百姓拥有的“伍田”“民地”“民山”数额。由此可以推测，清朝初期的东阳小农经济占东阳社会的绝对优势。同时也说明，经历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战争，原来的贵族地主遭到新政权的清洗，其土地很可能被没收为官有，从而出现单宗“官田”“官地”“官山”拥有数额偏高现象。

第三，反映了清初东阳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宗族居住等社会关系。因为《（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以田系人，即如“方字181号”那样，先登记土地编号，再追溯“业主”为蔡仰山，以及籍贯所在为“拾肆都贰图”，然后明确其交纳赋税地点为“柒甲下办粮”，最后在“复丈”结果中注明田地坐落地“前坞”，所以通过对业主籍贯所在地、田地坐落位置等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可以归纳出当时东阳的乡村组织以及宗族分布等诸多社会方面的内容。

根据《（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可知东阳的乡村組织形式，当时乡村实行“都图甲”制，与清康熙年间《漳浦县志》中“都图为明制”的叙述相吻合。“城中曰坊，在乡曰都。每十一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每里一图。”不同的是，《（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记载的“壹图陆甲”人户，超出了“每十一户为一甲”的标准，其中有据可稽的就有十七户，分别是“方字494号楼洪任”“方字496号楼洪太”“方字504号楼永昌”“方字506号楼永章”“方字507号楼永成”“方字508号楼洪迁”“方字509号楼洪僖”“方字510号楼洪贰”“方字517号楼洪美”“方字518号楼洪来”“方字520号楼舜继”“方字509号楼舜昌”“方字528号楼洪佩”“方字535号楼舜禄”“方字537号楼洪德”“方字542号楼永敏”“方字546号楼光祖”。这可能与遭遇明亡清兴战争、清顺治年间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都图甲”制不规范有关。

《（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反映出十四都一带的居民分布，《（康熙）新修东阳县志》称，永宁乡十四都“土著凡五十余处，族居三姓，皆山居”。而《（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登记的土地“业主”，基本属于十四都“壹图”和“贰图”民户，其中“壹图”“陆甲”由楼姓民户占绝对优势，偶有“方字776号蔡守纲”等他姓民户;“贰图”“壹甲”以金姓民户居多;“贰图”“肆甲”以蔡姓民户为主;“贰图”“玖甲”以楼姓民户为主;“贰图”“拾甲”以黄姓民户为主，潘姓、胡姓等民户散处“贰图”“玖甲”等。查2007版《杞国楼氏宗谱（大爽分册）》入谱的人物世传，同属大爽楼氏的“方字501号”楼舜求与“方字876号”楼舜教，其籍贯分别登记在“壹图”“陆甲”和“贰图”“玖甲”中，可见当时的“都图甲”制度还是以居住民户的多少为依据划分。否则，无法解释潘姓、胡姓等民户一起登记于“贰图”“玖甲”现象。

4 结语

土地图册体现出国家对土地管理的权力，为国家征收土地税的主要依据，它既可保证税收，又有维护土地所有权等作用。综上，《（东阳县）十四都鱼鳞册》残本应该是顺治年间行用于东阳地区的的鱼鳞册真本。它对我们解决清初鱼鳞册是怎样承接明图册，以及顺治年间东阳地区的土地管理和土地制度等问题有着一定的帮助，也是清初顺治年间较早编造的图册，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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