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雪峰

作为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诗、书、画、印，每一种都是其艺术门类里的高峰。诗在现今属于式微的艺术，已不大有人重视，然诗书画自古难以分离。在吴昌硕的艺术成就中，诗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其艺术成就、艺术品质的基础与精神之所在。沈寐叟称吴昌硕：“书画奇气发于诗，篆刻朴古自金文，其结构之华离杳渺，抑未尝无资于诗者也。”这也说明了“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的”这样一个道理。

吴昌硕曾自言“三十学诗，五十学画”，这里的“学”字恐非指入门，而是已有所成之意。吴昌硕自23岁已从乡里施浴升（旭臣）受诗法，26岁问学于俞曲园。自37岁识浙江名诗人杨岘（见山），尊为师长，20年诗文商量，往还不辍。39岁与虞山沈汝瑾（石友）论交，过从甚密，“倚树联吟句共参”《（松》）。50岁时刊《缶庐诗》。66岁识诸贞壮，酬唱往来为晚年交谊最笃者。卒后诗由朱疆邨、冯君木整理为《缶庐集》五卷。杨、沈、诸皆近代著名诗人，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分别点杨为地英星，沈为地丑星，諸为地阖星。此三人皆与缶庐交情极笃者，往来皆在几十年之久，彼此酬赠极多;且沈石友《鸣坚白斋诗集》12卷为缶庐所刊。诸贞壮为作《缶庐先生小传》。其他交游如谭献、郑叔问、朱疆邨，皆诗词名家大家。在缶庐的全部交往中，这些纯粹的诗人、词人占了大部分，且据其孙吴长邺言“诗手稿存于浙江博物馆者即有2000余首”。五卷本《缶庐集》乃删汰《缶庐诗》11卷，《别存》一卷（题画诗）增益新作而成。近代诗人陈三立在《读吴昌硕老人缶庐诗题句》诗中写道：“未坠广陵散，孤追正始音。名为三绝掩，老有一灯深。”潘天寿《忆吴缶庐先生》亦有“文章有力自摺迭”句。他们都十分推尚吴昌硕的诗作。沈寐叟序《缶庐诗》云“翁顾自喜于诗”。其本人也曾在一首《赠内》诗中自豪地称“平居无长物，夫婿是诗人。“他从30余岁开始学诗，到84岁去世前，60年中几乎每天都要花些时间从事吟哦推敲。”（吴长邺《我的祖父吴昌硕》）吴昌硕把写诗作为生活的重要部分，过着读书作画刻印这样诗化的生活。王湘绮弟子费行简（沃丘仲子）《现代名人小传》亦列吴昌硕于文人。可以说吴昌硕首先是一个诗人，而后才是书法家、画家、篆刻家。

缶庐诗面目独具，个人风格十分突出。陈衍在《近代诗钞》中论曰：“造句力求奇崛，如其书画篆刻，实如其人，如其貌，殆欲语羞雷同，学其乡冬心（金农）、箨石（钱载）两先生而益以槎枒者。统观全诗，生而不钩棘，古而不灰土，奇而不怪魅，苦而不寒乞，直欲举东洲（何绍基）、巢经（郑珍）、伏敌（江浞）而各得其所长。异哉！书画家诗向少深造者，缶庐出，前无古人矣。”可谓推崇备至。当时诗坛，百派纷争，颇多以渊源有自而相尚者，如王湘绮、邓辅纶提倡汉魏六朝的湖湘派，陈三立、沈曾植提倡宋诗的同光体派，李希圣、曾广钧提倡李商隐的西昆派等等。这些派别成就固不待论，其共同处是各有所宗尚的前人，特别提倡学习某—人或某一派，而吴昌硕在艺术上却有其独到的思想，即尽早脱却前人窠臼，最大限度追求真我表现，追求自家风格，“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吴昌硕诗句），在几种艺术上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他的书法虽临《石鼓文》且终身不辍，但他写的《石鼓文》只是在元气浑灏这一精神上与原碑相契合，字形上已大有变化;且元气浑灏是他所有艺术的共同点，与其说得益于《石鼓文》的陶冶，毋宁说是他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与《石鼓文》适相契合，或可说他是以自家法写《石鼓文》，而非仅模仿《石鼓文》。他在49岁时所作《石交录》中说：“余年来颇学画，率意为之，自适其趣，人或谓之青藤或白阳，余都不自知。”他在诗中强调“画当出己意，模仿堕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他人后。”在他的长诗《刻印》中说“赝古之病不可药”，并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观点说“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在诗上也是如此，不强调学某似某，而是自出心源，见我精神，元气所至，任笔发挥，都空依傍，独具特色。沈汝瑾谓“画意诗情脱臼科”，费行简谓“所为诗自在流出，而音节振拔”，沈瘦东谓“缶庐（诗）如溪女浣纱，乱头粗服”，皆此意也。缶庐诗在艺术风格上大体可以“气充势盛、奇崛雄放、质古朴厚”十二字来概括。今试分别论之。

气充势盛。韩愈《答李翊书》：“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气势，实际上就是气盛在艺术作品上的当然表现，向来艺术大家的作品无不具此特征，杜诗、韩文、颜字，皆人所乐道者。吴昌硕养气功深，甚至从容貌上便让人觉其通体是一团元气。其谓“苦铁画气不画形”，是重气之自道。气盛则势成，其画每作长款，从天而下，如飞流直泻，势不可遏，而使丹青处，不过下边一小部分，是可谓增其势。其书真气内充，雄浑深健，而堂堂正正，俨然大国之师。其印亦“迭宕分篆理，独得雄直气”（沈曾植《吴昌硕缶庐印谱题辞》），诗亦如之。缶庐诗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为七古，苍茫浑灏，郁勃而放日广，气大势雄。《刻印》一首中，大句琳琅，如“少年学剑未尝试，辄假寸铁驱蛟龙”“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信刀所至意无必，恢恢游刃殊从容”“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议论极高，句法亦健，三平尾古调的运用及押东字韵，更使声音加宽加厚，雄而能沉，气充势盛，在不十分经意的用字中也得到了自然体现。又如“泼墨一斗喷烟霞”《（为香禅画梅》）、“对此一尺飘馋涎”《（大鹤指画寒山子索题》）、“我欲磨刀踏天上”（《题八石斋》），“喷”“飘”“踏”本非奇字，然非养气浩然者不敢用，亦不能用。刘熙载谓韩愈诗有拔天倚地之意，缶庐七古亦仿佛之。试举一全篇为诸君赏，《古梅》：“老梅天矫化作龙，怪石槎枒鞭断松。青藤老人画不出，破笔留我开鸿蒙。老鹤一声醒僵卧，追蹑不及逋仙踪。拼取墨汁尽一斗，兴发胜饮真珠红。濡毫作石石点首，倚石写花花翻空。山妻在旁忽赞叹，墨气脱手椎碑同。蝌蚪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不然谁肯收拾去，寓庐逼仄悬无从。香闻茶熟坐自赏，心神默写造化通。霜风搴帷月弄晓，生气拂拂平林东。”缶庐自称此画“老缶画梅十年无此得意之笔”。此诗“长歌激越，庭树栖鸦皆惊起”，诗画合璧，“安得浮大白，与素心人共赏之”，缶庐挥洒淋漓，击节自赏之状可以想见。

奇崛雄放。潘天寿《忆吴缶庐先生》诗“即今人物纷眼底，独往之往谁与俱”，奇崛即是独往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这在缶庐七古诗中体现得当然更充分。这一特征可从两个方面来体会：一是立意，二是句式。立意迥不犹人，想出天外，开鸿蒙，遣雷电，韩愈最擅长此法，缶庐亦有其长。《刻印》“山骨凿开浑沌窍，有如雷斧挥丰隆”，《萝塔》“古藤护云雷，深根窟魍魉”，《瘦羊赠汪郋亭侍郎鸣銮手拓石鼓精本》“嫌我刻印奇未能，持赠一助吴刚斧”，《石舫诗》“石不能言且酬酢，石气扑人难束缚”，《观清湘白阳画》“有如山骑虎豹海掣鲸，鹤背青虚吹玉笙。聋我双耳且以双目听”，皆由郁勃充盛之气生成奇崛雄放之句，“聋我双耳且以双目听”尤为奇崛。和韩愈不同的是，吴昌硕奇崛中济以朴厚，故而无生怪之病，此即石遗所谓“生而不钩棘，奇而不怪魅”也。以画拟之，则其奇崛处如点笔，朴厚处如染笔，点染结合，恰到好处。在句式上，缶庐力求变化，追求音节的迭宕振拔，颇爱运用三一三或三四或一二一三句式（传统七言句式基本上是四三或二二三），应该说杜甫是始祖，韩愈继承，黄庭坚光大了这种变化的句式，而吴昌硕尤为喜用。在充沛酣畅的气势中掺人此种句式，如书法中的涩笔，痛快中见沉着，在声音上使全诗如龙蛇天矫，迭宕生姿。缶庐的长篇七古中此种句式最多，七律中亦时时运用。如“补卅六株争槎枒”、“香雪海听香禅夸”《（为香禅画梅》）、“小朝廷在狂酾酒，大劈斧如真画山”《（题诸贞壮诗》）、“能识者谁斯与邕”《（古梅》）、“喜不梳头得秦篆”《（菊》）、“白荷花开解禅意”、“两无补斋是生意”《（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石东西汉金先秦”《（风露香榭为胡匍邻》）。立意也好，句式也罢，这都与其用心苦吟分不开的。诸宗元在《哀缶翁四十韵》中回忆道：“诗成如写字，琢句弥生新，或许我点窜，或许我涂抹，濒病付一编，犹强我加墨。”从吴昌硕的执着上看，也应该说他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书画篆刻家。

质古朴厚。如果说奇崛雄放，更多地得益于浩然之气，质古朴厚则更受益于冲和之气。在吴昌硕诗中二者相辅相成。其诗奇崛雄放中带有质古朴厚，质古朴厚中亦含奇崛雄放。前者在七古中体现得最充分，后者在五古中表现得最明显。前者近韩七古，后者近杜五古。在五古方面近杜，也许是受沈汝瑾（石友）影响最深，沈自言“学诗寝馈于杜者三十年”。钱仲聯称“虞山近百年诗人沈汝瑾当为第一流”，诗风“清真朴老”，是清代吴嘉纪（野人）、郑燮（板桥）的嗣响。而谭献称吴昌硕诗亦谓“有傅青主、吴野人之风”。吴与沈交情极深，且最佩服沈，诗风亦近似之。故吴题画诗颇有沈代笔者。其在《读沈石友诗稿偶书》中即提及“我画涂抹诗，荒伧多君求”。其五言古诗最见本色的多是长篇。五古短篇多是早期学王维那种雅洁风格的，如：“危亭势揖人，顽石默不语。风吹梅树花，着衣幻作雨。池上鹤梳翎，寒烟白缕缕。”其中又有峻削之意。五古长篇则朴厚质古，代表作如《饥看天图自题》“造物本爱我，堕地为丈夫。昂昂七尺躯，炯炯双青瞌。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频岁涉江海，面目风尘枯。深抱固穷节，豁达忘嗟吁。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典裘风雪候，割爱时卖书。卖书犹卖田，残阕皆膏腴。我母咬菜根，弄孙堂上娱。我妻炊扊扅，瓮中无斗糈。故人非绝交，到门不降舆。见笑道旁谁，屠贩鬃鬃须。闭门自斟酌，天地本蓬庐。日月照我颜，云雾牵我裾。信天鸟知命，人岂鸟不如。看天且听命，愿天鉴我愚。海内谷不熟，谁绘流民图。天心如见怜，雨粟三辅区。贱子饥亦得，负手游唐虞。”胸次宽阔，有安得广厦之意，而不言吾死亦足，益见朴厚真切。语言虽有糅合借用古语处，却一如自肺腑中汩汩流出，无一丝险僻尖新之弊，所谓大朴不雕而神完气足者。若谓七古堂堂正正，五古则朴朴实实，二者合一，即为一真缶庐。

历来画家多能诗，如倪瓒、恽南田、郑燮、金农，但多工于绝句，题画诗绝句尤多。而缶庐多体兼擅，尤以古体见长，见特色。一般地说，古体诗容量大、变化多，和绝句相比，如大幅巨制之与扇面册页，分量自有轻重。李、杜若只有“朝辞白帝”“两个黄鹂”而无长篇则不足成为李、杜。因此，论缶庐诗着重于七古而略于近体，而“老缶诗笔健举，题画之作尤工”（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故论诗着重题画及有关书法篆刻而略于其他。缶庐诗渊渊大家，詹詹小言何足以赞之？笔颓纸尽，略作说明如此。

（作者单位：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高胤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