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

《伊凡雷帝杀子》

这幅情节性绘画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十六世纪，俄国沙皇伊凡雷帝生性暴戾、多疑，一次盛怒之下，竟用权杖打死了冲撞了他皇威的亲生儿子。

我第一次看到此画，是在苏联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特为中国印制的带有中文说明的印刷品上。画面上老皇帝杀子之后那惊恐、绝望、痛悔和发疯的眼神，他那由于惊吓而深陷的太阳穴，以及濒死的皇子额上和鼻孔里流出的黏稠血浆令我惊骇不已，我感受到一种遥远而又结实的忧伤。皇子那英俊的外貌也曾引起我这个七八岁的孩子的朦胧爱慕，忧伤随之更强烈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画面上的血迹，正是这幅画使我对所知不多的人生有了最初的隐隐的疑问和不安。我害怕看《伊凡雷帝杀子》，但越是害怕就越是非看不可，仿佛在独自享受一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悲哀的快感。

几十年后，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夏天，我在莫斯科的特列契雅柯夫画廊见到了《伊凡雷帝杀子》的原作。经验告诉我们，绘画印刷品的魅力敌不上原作的十分之一，奇怪的是我站在这幅曾经震撼过我少年之心的巨作面前却没有再次被震撼。我想也许因为在那个相对封闭的年代里，那幅质量并非上乘的印刷品已经给了我太多东西，我主观领受到的甚至超过了客观想要给予的。画家一百多年前描绘出的血迹依然鲜活，成人之后了解了列宾的一些故事，才知道他在画皇子面部的鲜血前，恰巧观察过女儿从秋千上跌下、磕破鼻子时的血流状态。而他为了这件作品，还把家里布置成一间皇帝的“寝宫”，并请一名画家和一名作家为他做皇帝父子的模特儿。

站在原作前，我被画面上伊凡雷帝那只紧紧捂住儿子冒血的额头的左手打动。那手腕的用力程度和手指紧紧闭拢的状态表现出一种真切无比的、亲子的、向回“搂”的动态，是那样徒劳，因为徒劳，所以释放出更加复杂难言的哀恸。而他那死死揽住皇子腰部的右手，更是青筋毕露、血管爆胀，那一瞬间似用尽了一个父亲而不是一个皇帝的妄想儿子复生的全部悔意和气力。

《伊凡雷帝杀子》的原作在一九一三年被一名持刀观众划了三刀。同年，已经年老的列宾专程从他地处芬兰湾的皮纳特庄园亲赴莫斯科为该作进行修补。我们不能说因为这幅画破坏了某种人类情操，所以才被那维护人类情操的人破坏了，相反，我认为列宾的这幅画准确表达了人的情绪在最复杂、最激烈的一刹那，那充满戏剧性而又彻底无助的苍凉。

列宾在一八八○年与托尔斯泰相识，其后两个人有着近三十年的交往。在列宾一生的肖像绘画中，对托尔斯泰形象的塑造占据了一大部分，包括油画、水彩、素描、雕塑等，共七十余件。托尔斯泰在犁地，托尔斯泰身穿宽大的偏领亚麻衬衣光着脚站在庄园的深色土地上，托尔斯泰躺在树下读书……这些都让人感到亲切。但是论第一，我以为还是这幅藏于特列契雅柯夫画廊的《托尔斯泰肖像》。这也是列宾所有肖像画里最出色的一幅。

《托爾斯泰肖像》

列宾这幅肖像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超越了自己和其他画家一直侧重的托尔斯泰的社会批判角色，以及他那表面化的农民外形。在这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大智者，一个深切而又超然地注视着人类的作家。他的视线并不十分具体，目光却是集中的，犀利而又高贵。他那饱满的前额，眉间那道被画家有意描绘成竖直样式的皱纹，以及那好似牵连着他最细微神经的胡须，使托尔斯泰整体显得超凡而又质朴，痛苦而又安详。观众被这颗头颅所深深吸引，其余的可以略去不记。

托尔斯泰喜欢列宾所绘的肖像吗？不知道。有一件事我一直有点好奇：列宾在自己的画室接待过托尔斯泰，画室里摆着后来被称为列宾经典巨作的《查波罗什人给苏丹王写信》和《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托尔斯泰对这两件巨作反应很淡漠，他喜欢的是画室里的另一张小画《夜校女生》。而后者列宾最终没有画完。我无从知道托尔斯泰怎样看待列宾的绘画，我只愿意做些猜测：托尔斯泰对绘画中的宏大场面是畏惧的，或者说是不感兴趣的。以他对人生注视的宽广程度，无须再用大场面的绘画去扩展他的心灵了吧，这是一个大作家心灵真正的高傲，也是像他这样一个观众对绘画欣赏的独特的、最本质的要求。

维拉·列宾娜是列宾的长女，列宾一八八四年为她所画的这张肖像名为《蜻蜓》。看《蜻蜓》使我感到愉悦，高远的宝石般的蓝天，似凌空而坐的小维拉，她的脸逆着阳光，遮阳帽投下一片阴影，右腮边还有一小块明亮的阳光。她微眯着眼睛，撒娇似的躲避又享受着太阳、大地、蓝天和空气。她的坐姿被画家安排成悬浮式，观众读画时略微的仰视，更增添了画面上女孩子那无忧的自在之感。她是可以被叫作“蜻蜓”的，因为肖像本身洋溢着欲飞的诗意。可以想见列宾画这幅画时的心情，这心情是柔软放松的、明朗欢快的。他爱他的女儿，一生为她画过很多肖像。不幸的是，列宾晚年时家庭出现了很多麻烦，婚变、次女的精神病、债务……使列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创作计划，去接受大量的显赫人物的肖像订单，以维持家庭开支。他和长女的关系也十分紧张。人到中年的维拉不再是那个阳光下天真无忧的可爱孩子，她精于算计，经常提醒和逼迫列宾在大量习作、速写、画稿上签名并追加日期，然后将它们卖个好价钱。在这里我要举出列宾于一九二六年为长女维拉所画的石版铅笔素描。画上的维拉已是一个地道的中年妇女，一个活得并不舒展、有点缩头缩脑的女人。脸是平庸而又紧张的，目光疲惫无神。她和“蜻蜓”相去甚远了，两张画排列在一起，你会感受到生活的残酷和命运的全不可知。而列宾的贡献在于他画中年女儿时的诚实，所以才有了他对她一瞬间表情的精确、深刻的捕捉，和他近于无情的坦率描绘。

《蜻蜓》

当照相术普及之后，曾有人断言绘画将很快消亡。列宾的这两幅肖像再次使我坚信，摄影和绘画是不可互相替代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有人不断宣称：由于装置艺术的兴起，架上绘画会很快消亡。可能还会有人戏谑地说，如果你喜欢看兔子，何必在画上找兔子，你可以买一只兔子看呀。愈来愈繁荣的物质文明的确使买兔子这样的事情变得非常简单，但，愈是生活在丰富物质里的人，愈会有一种精神上的复杂需求，就比如他渴望一只艺术里的兔子，就比如他已经站在一棵树下，却还是渴望看见画面上的一棵树。

我在特列契雅柯夫画廊看《蜻蜓》时，为了在这画前拍照，我特意花六十卢布买了获准拍摄的票。我拍了和《蜻蜓》在一起的照片，当时还想起一位老作家的话：“在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当我们青春已逝、华年不再，我们若依然能够与美德同行，人类该有着怎样的一份温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