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元

1964年冬天，我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汪洋镇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杜少甫是当地有名的塾师，父亲杜克勤也曾继承父业，担任教师，母亲宋淑容从小接受女学教育，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慈爱胸怀。因此，在我幼年时就接受了父母良好的教诲。母亲教我做人的道理，教我数数、算术、识字。父亲教我历史、诗文、书法，父母给我的启蒙教育为我日后的学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文化浸润中的中小学生活

1972年春季，终于盼来了正式上学的时节。经过努力争取，我获得了在乡小学上学的机会。汪洋乡小学是当地最好的小学。由于地处四市四县交汇处，历史悠久、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乡场上经常有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如龙灯会、川剧演出会等。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汪洋乡小学自然文化氛围浓郁，学习风气纯正。在这样的学校里，汇集了不少名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的语文、算术、唱歌、图画、政治、体育、农基等课均成绩突出。

班主任李淑英老师对我关心、帮助最大。记得三年级冬天，我因脚生冻疮，步行缓慢而上学迟到，耽误了一些课程，有些跟不上教学进度。李老师知道后，特意把我留下来补课，她穿着单薄的衣服，手冻得有些发红，但却坚持把我拉下的课补完才回家。望着老师离去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下决心，今后再不耽误学习了。

1977年7月，我完成小学学业，同年9月来到同在汪洋乡场的初中校求学。班主任陈聪慧老师对学生极为严格。记得我有一次因故上学迟到，结果被罚抄鲁迅小说《故乡》课文一遍并要求熟练背诵后才能回家。我晚上10点多背诵完这篇课文后才独自回家，胆小的我经过这样的训练，既培养了自己晚上独自走夜路的胆量，也培养了我对教师的敬畏之心，还养成了求真务实、严格要求自己的良好习惯。

生活中，陈老师十分关心学生，经常邀请学生到家中吃饭，掏钱买很贵的时蔬炒给学生下饭，以补充营养;陈老师也非常注意开发学生的智力，曾自费购得10本1978年出版的中篇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作为奖品发给学生。我获得了一本，如获至宝，在一周内就把该书读毕，时至今日，仍能回忆起该书的主要内容。这部作品描述了小灵通漫游未来时的种种見闻和感受，展示了科学技术在医疗、汽车、农业、环保等方面的发展远景。在科学技术不太发达的当时，该书对我震撼极大，促使我产生了对科学技术及未来社会的热切向往，更激发了我努力学习的热情，立志学好各门知识，掌握过硬本领，以便未来投入到国家建设事业中。

1979年6月，我完成了初中学业，经过考试，顺利升入仁寿县汪洋中学。汪洋中学的老师非常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学习，为让学生听懂，老师想尽一切办法，尤其注重直观性教学。

数学老师李军纪为了让我们构建空间观念，用木板钻孔并插以竹签等方式为我们建立直观感;地理老师彭玉章以手绘地图等方式，帮助我们理解地理知识;政治老师刘德书精心归纳政治课程要点，以便我们一目了然;历史老师李伯衡常分析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增进我们对史实的理解。老师们扎实的知识讲解和对学生规范能力的训练，培养了我们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当时的我，凡事常问其究竟，因而被老师赠以“钻牛角尖”的雅号。正是这种“钻”劲，让我后来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就。

1981年6月，因高考失利，我继续在该中学补习两年，进一步打牢了自己的中学基础。补习期间，班主任魏耀常老师对我影响很大。魏老师担任我们的英语课教学。由于我们小学、初中未开英语课，上高中才接触英语，当时又无教材，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魏老师及其夫人张秀贤老师便自编教材，亲自手刻蜡板油印。魏老师在一开始就教国际音标，要求我们认真学习英语，以便更好地了解国外的世界。我学习英语非常吃力，魏老师不断鼓励我，培养我学习英语的自信心，时常抽空给我补课，传授学习英语的方法。在魏老师的教诲下，我的英语高考成绩在一年之内从22分提高到78分，为日后的大学英语学习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大学恩师授以“为学之道”

1983年9月，我怀揣着南充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从老家经过两天的颠簸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南充师范学院，进入历史系，开始了孜孜不倦的大学求学生涯。当时历史系可谓群贤汇聚，名师济济。

柯昌基先生博学多才，讲课风趣，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将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谱曲后教我们吟唱，激发了我们浓浓的爱国情怀;唐有勤先生、朱维权先生、李纯蛟先生对“中国历史文献与要籍”课的细致讲授，使我很快闯过了读史的古文关，并了解了中国历史典籍的大致分布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我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黄开珍老师对世界中世纪史的讲授、杨心树先生对世界近现代史的讲授、夏承光老师和康大寿老师对中国近代史的讲授等把我带到了中外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使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悠悠岁月有了全面的了解，极大地满足了我的求知欲。

我把当时的大多数周末时光用于在老师家请教问题。贾君义老师耐心地解答我关于中国上古史的问题，刘静夫先生不厌其烦地解答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方面的问题，刘松涛先生对世界上古史烂熟于心。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我掌握了治史的基本功夫，学会了以客观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

当时历史系浓厚的学术氛围时时感染着我。老师们教导我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要“有感而发”，并引导我进行学术研究。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我在刘静夫老师的指导下撰写了7000余字的《浅论武则天的历史贡献》一文，对当时较为流行的过于丑化武则天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武则天的历史功绩远大于其过失。

1985年9月，为筹办南充师范学院教育系，我作为教育系的预备师资被转入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本科专业学习，跨四个年级听课，师从一批专家学者，进步甚大。其中，张增杰、刘兆吉老师的心理学讲座，任宝祥老师的教育社会学思想，李长岷、蒋明澄、曾欣然等老师的心理学课程，曾成平老师的教育学原理及教育学哲学课程，刘克兰、何志汉老师的教学论课程，熊明安、戴续威等老师的教育史课程，谢麟老师的马列论教育等，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知识面，加深了我对教育的理解。尤其是任宝祥、戴续威和熊明安先生对我“如何做研究”的专门训练，促使我开始了初步的教育研究。

在众多恩师的指教下，经过两年紧张的学习，我完成了教育系本科专业的全部课程，拿到了教育学学士学位证，回到南充师范学院任教。

硕博导师精心指导，助我更上一层楼

1990年9月，我考入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成为外国教育史专业“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任代文和徐仲林先生对我的外国教育史研究方法和中国教育史研究方法的学理性指导，拓展了我的研究视野，提升了研究问题的理论站位。戴续威先生在研究实践中的指导，助我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在戴老师的邀请下，我参加了《教育大辞典》部分词条的编写工作，期间戴老师教给我编写辞典的方法及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让我终身受益。

1993年6月，我以《中日近现代女子高等教育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结束了硕士阶段的学习生涯。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我掌握了教育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提升了教育理論素养和研究能力。

1999年9月，我有幸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在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师从朱九思、涂又光、姚启和、文辅相、刘献君等先生。先生们治学的热情与严谨，对学生的关爱与严训，对学术自由良风的营造与传承，对中国文化的坚守与自信……对我学识的增长和研究能力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帮助。

朱九思先生84岁还亲自给我们讲授“中国高等教育史论”，并且每次都是讲一上午，还自费购买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记》赠予学生。每当朱先生讲课讲到动情处，甚至声泪俱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涂又光先生对学问的纯粹追求，常令我们折服。有一次，国内某知名大学图书馆请涂先生逐章讲《老子》，并录音录像。涂先生认为是文化雅事，用时用心颇多。后来该馆有人将刻好的光盘找涂先生签字，欲公开发行、高价售卖，他大为恼火。涂先生认为把自己的知识在课堂上让弟子“得益”可以，但将自己的讲授内容变为商品让商家发财不行！

2004年6月，我以《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先秦至晚清）》学位论文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坐在课堂上聆听恩师教诲的正规学习时代便宣告结束。

我为逝去的青春年华而感叹，更为无数恩师的辛勤培育而敬佩。从1967年三岁发蒙到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前后达37年，除了父母的教诲外，更多的是无数恩师的一路呵护和关爱，没有各个学习时期恩师的教诲，我难以有今日的发展。恩师们不仅教以知识、养以能力，更教会我如何做人及“为学之道”。尽管很多恩师已离我远去，但他们的教诲常回响耳畔，鞭策着我教书育人，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