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颖英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自为和可能的存在”一节中说“人的实在是一种欠缺，而且它作为自为欠缺的是与自身的重合。具体地说，每个特殊的自为（存在）都欠缺某种特殊具体的实在，在这种实在的同化综合使自为转化为自我”①，萨特在这里所讨论的自为的欠缺其实就是在讨论“他者”这个例外的因素对构成圆满自我的作用和功能。这和拉康的“他者”有某些相似之处，不过萨特的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而拉康是基于精神分析中的早期经验。在拉康著名的“镜像阶段”理论中，拉康也探讨了自我的形成问题。自我的形成开始于婴儿的笑。心理学观察发现，大约6至18个月的婴儿，经常会冲着镜中自身的像发笑，拉康称之为婴儿对“自身像快乐的攫取”。它表达了婴儿这么一种期待：尽管在身体上仍然处于一种机体不协调、无法自如活动、从而需要旁人照料的状态，但是他却在想象的层面上，通过与镜像的认同，期待着一种对身体整体性的自如控制。也就是说自我由于镜像中他者的凝视，完成了对主题自我的认同。而我们发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有类似的“他者”的思考，在其著名的“洞穴隐喻”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群人在绑在一个洞穴里，手脚和头都不能动，而他们每天都在看墙上的影子，以为那是实在。而有一天有一个人走出洞穴，当他适应了外面的光明，他才明白“主宰可见世界一切事物的正是这个太阳，它也是就是他们过去通过某种曲折看见的所有那些事物的原因”②洞穴中的人不仅没有看到最高的真实，那个理念的太阳。而且也没有看到第二真实，他们只是看到了模仿的模仿。在这里笔者不想讨论“理念”的真伪问题，笔者在意的是洞穴中那个阴影和实在之间的关系。在西方绘画中，特别注重阴影在画面的构成，缺少阴影的物体好像是不完整的。柏拉图的所谓的阴影世界在无知识的人看来是真理的世界，而太阳下的物体只是参与构成实在的那个他者。而我们似乎触摸到了萨特，拉康，柏拉图三位哲学家所完成的“他者”对实在自我的塑造问题的核心。

在上述三个例子中，我们关于他者的思考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者是如何生成的，似乎他者是一种不在场的存在，只有我们通过一种编织才能逼视“他者”。拉康的“镜像”就“是按语言为主，包括法律，习俗等整个体制的象征界所组织起来的”③，因为有镜像的反射，他人的凝视才会有主体的心理意识。因为头阳光下物体的实存，阴影才建立起来。于是，笔者想到了一个编织的例子，在公元1700年左右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罗刹海市》一篇构造了一个他者，完全是拉康意义上的“镜像”。在大罗刹国所有的物体似乎皆与中国相反，甚至连她的名字也是反的，罗刹在梵语中为“鬼”的意思，和中国另一个意思美好似乎形成对立。罗刹国的审美也与中国相去甚远。《罗刹海市》为形成对比，在文章开头有一段描述“马骥字龙媒，贾人子，美丰姿，少倜傥。喜歌舞。辄从梨园子弟，以锦帕缠头，美如好女，因复有“俊人”之号”④，这段描述与下面罗刹国人见马骥如见怪物，“奇丑者望望即去，终不敢前;其来者，口鼻位置，尚皆与中国同”⑤，“其间形貌有似人者，然褴褛如丐”，后来马骥才知道罗刹国越丑越美，越丑位越尊。他们所谓的雅乐相反却是我们所谓的“靡靡之音”。蒲松龄为什么会编织这样一个故事，他想思考什么？在异史氏曰中他说“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小惭小好，大惭大好’。若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其不骇而走者盖几希矣！”⑥。原来他是想借助这样一个他者，来反射自己，在罗刹国中，蒲松龄把自我所有的缺点放大，美丑问题，善恶问题，尊卑问题，好像在这样一个极端的他者中显得清晰，无蔽。蒲松龄编织的世界没有完全取消它的逻辑，罗刹国依然有自己的逻辑存在，罗刹国完全像是“中国”在“镜像”中的倒影，一切的价值被水变形。可是蒲松龄的编织没有超过逻辑之外，他处处以“中国”为参照，他塑造的世界尽管离奇，但又似乎在“情理之中”。这就是蒲松龄的逻辑，为“中国”找到的另一个他者，当我被“他者”观照的时候，我们似乎有两重价值。我们得以在镜子中观看自己，虽然那是一个颠倒的世界，但它依然有逻辑。它的逻辑和主体我的逻辑是寄生性的，只有我存在，他才存在。但他的存在同时使我的存在更加的立体，直观。我们经验之外的那个世界其实是不存在的，蒲松龄笔下的“罗刹国”只是主体被“理式”之光投影到洞穴墙壁上的巨大影子，它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它永远无法完全失去逻辑秩序，但有它的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会弹性很多，永远不会太刚性。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本小册子上讲述了一种基于“处境”的自由选择，他说“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他是摆脱不掉的：他的选择牵涉到整个人类，而且他没法避免选择”。有组织的处境作为一个巨大的他者，在个体的选择中左右着个体的选择，个人的选择再也不是拉康所谓的“现实界”的目无一物，也不是“想象界”的自恋式异化，而是“象征界”的参与融合，他者参与到主体之中，使主体更加的完善和圆满。蒲松龄小说《罗刹海市》就是这样一个他者，它不仅仅意味着在想象中创造了另一个神奇的事件，它使整个社会因素事件化，所有相反的事物共同在烘托那个“主体”——中国。中国在罗刹海市这个一个巨大的他者所凝視，它不再是一个自为的，能独立存在的事物，它的阴影在完善它的主体。在里面我们看到了伪善，金钱，权力，知识，等等所有疾病的东西。它就是对“疾病的隐喻”。这就是它作为他者的社会意义，蒲松龄作为小说家，它承担的道义正是作为一个有异见的他者所承担的，在某种意义上蒲松龄其实就是罗刹海市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他者的理念。

注释：

[1][法]萨特著：《存在与虚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版，第134页

[2][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版，第277，278页

[3]曾繁仁编：《西方文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版，第211页

[4][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长沙：岳麓书社2001版，第134页

[5][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长沙：岳麓书社2001版，第134页

[6][清]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长沙：岳麓书社2001版，第136页

[7][法]萨特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