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

摘要：在汉语史中，“娶”与“嫁”作为常见的表示婚姻缔结活动的两个概念，虽然给人以相对出现的感觉，但是它们并非总是对称的。即使当今社会男女已经趋于平等，但我们依旧可以从这两个字上看出男权社会的思想意识。苏青的作品以婚姻、社会人生为主要内容，她描写的是以“以生为本”的俗人的“生活史”，是生活本身的事实和常识。《结婚十年》是苏青的代表作，故事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作品以苏青自身经历为蓝本，用细腻平实的笔触描绘了主人公怀青从结婚到离异的全过程，揭示了一个追求新生活的都市女性漫长而曲折的心路历程，对当代婚姻中女性的人格、尊严、价值亦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结婚十年;苏青;嫁娶婚姻

1 民间嫁娶的来源

在现代汉语中，“娶”与“嫁”作为表示婚姻活动的两个概念，往往给人以对称的概念：男人娶女人;女人嫁男人。关于“娶”字，《说文解字》中说：“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娶”是个会意兼形声字，“娶”与“取”意同，二者为古今字。《说文解字》对“取”的解释为：“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就是说古代打仗，割取敌人的左耳作为战功的标记。“取”字本义从武力夺取而来。古代婚姻形式和意义都不同于现代，抢妻习俗在媒聘习俗之前颇为流行，女人不是像现代社会婚姻生活中的“半边天”，而只是

男人的战利品，不是被当做平等的人看待，而是被当做一种财富，故在先秦文献中多用“取”字，例如：《礼记·杂记下》中有“大功之末，可以取妇”。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化体制的健全，媒聘习俗盛行，“娶”字成为婚娶专用字，但仍含有“拿，得到”之义。关于“嫁”字，《说文解字》中说：“嫁，女适人也。”“适”本义为“往，至”之义，引申为女子嫁人。在中国古代社会，女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未婚以前依附于父母宗族，出嫁以后隶属于丈夫及丈夫宗族，在婚姻之事上往往没有自主权，犹如物品，被从父家送至夫家。“嫁”在现代汉语中虽已普遍被用为“女人结婚”之义，但仍含有“送，给”之义，如“嫁接”一词表示“把一棵植物的枝叶根等组织给另一棵植物并使之融合生长在一起。”其中含有“给予”义。

可见，在中国文化语言中，“娶”与“嫁”的目的地普遍为男方家，不论是早期的男人在大小战争中获得女人为妻为妾，还是媒聘制中的女方父家把女子给男方，都是以男方家庭得到女人而“添丁多口”作为婚姻形式出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越来越平等。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大多数青年人呼吁独立于夫家原生家庭之外，但这种独立并非是完全的与夫家原生家庭断绝关系，他们只是在空间上拉开原有的距离，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原来的夫家大家庭。男女成婚后即使不与双方父母居住，“嫁”与“娶”仍然是作为一个沿袭下来的结婚动词被大量使用，传统上依然默认为女方婚后即变成男方家的一员，所生子女也依然约定俗成随父姓。

2 新旧合璧的嫁娶婚姻

苏青的《结婚十年》开篇就是新旧合璧的婚礼，叙述了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娘怀青坐着花轿去青年会举行新式婚礼，点明了当时新旧交织的都市形态，文明婚礼披着新式的外衣，内核却是实足的旧式传统。苏怀青与丈夫徐崇贤的婚姻虽是秉承父母之命，但在婚前两个人却不是一无所知，他们有过“自由恋爱”，双方经中间人介绍之后，有过甜蜜的通信时期，也有着“贤哥”“青妹”的爱称，他们的婚姻是封建家长制和自由恋爱的结合品。

2.1 嫁娶婚姻中的绝对权威：崇贤的父母

《结婚十年》中崇贤的父亲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在得知儿媳有孕后，喜笑颜开，孩子还未出世就已经取好了四个名字，并说“愿望并不太奢，他只想有四个孙子”。在得知儿媳生的是女儿后，在儿媳乳汁充足的情况下，他竟冷酷地指示婆婆拿块冷毛巾盖住儿媳的乳房，只为激退乳汁，早些恢复身体，第二年好生个男孩。并且，他看中儿媳是书香之后的原因只是希望优秀的基因必然使得将来自家的子孙贤而聪明。后又做主让儿媳跟着尚有一年才大学毕业的儿子去学校同住，让儿媳帮着儿子抄写，管家，最重要的自然没说出口——长久住在一起才能受孕得孙子。对第一个孙女自然还是宠爱有加，专找了个奶妈来家里喂奶，毕竟是儿子得的第一个骨血。然而到第二个孙女，就直接拿到别人家去喂养了，只管按时给钱，并不去探望，直到孙女在别人家被折磨至死才得知，家庭的脉脉温情面纱下的人性的冷漠和冷酷可见一斑。对第三个孙女亦毫无耐性、毫无怜惜之情。至于崇贤的母亲，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虽然在夫家的地位仅次于丈夫，凌驾于儿媳之上，但也只是充当了丈夫的代言人和帮手而已，在家庭大事上并无半点决断权。

2.2 出嫁女的后盾：怀青的父母

《结婚十年》中十八岁出嫁的怀青娘家至亲只有母亲和弟弟，父亲早年间死于遗传性肺病。在她大婚之日，她的娘家亲戚们无疑是给她撑起了门面，嫁妆比彩礼还要丰厚得多。但女儿初次怀孕后，她却不敢接女儿回娘家修养，生怕胎儿有闪失难负责任，也叫人对女儿说要静静保养身体，生个胖小子，外婆家才有面子！在怀青第一胎产女满月后也另外送了一份大礼，使夫家不敢怠慢于她。她母亲又是极要面子的，因女儿首胎产女，做母亲的替女儿难过的同时，在亲家面前也自觉抬不起头来。既关心她在婆家过的生活，又因怕隔墙有耳禁止她说出来。一面想念关心之情溢于言表，一面又客气的语气近乎生疏和见外。在她回娘家度夏因婆家苛待不给零用而囊中羞涩买不起礼物送母亲，所以当掉母亲送的陪嫁宝石戒指买了份礼物，母亲问起，她只谎称路上掉了，临回婆家前，母亲又给了她一枚一模一样的，也是自己仅剩的一枚，只为她回婆家后不被婆婆疑心埋怨。在怀青离婚落魄后，母亲责怪她不曾找其商量，并鼓励她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并表示愿意帮着抚养，哪怕当时因形势激变，早已家道中落。母亲对女儿的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2.3 婚姻的牺牲品：崇贤和怀青

《结婚十年》中的崇贤是一个在国内接受了新式大学教育的大学生。崇贤跟妻子怀青的认识过程算是半新半旧式，由媒人介绍，之后在同一中学念书，但仍旧不曾见面，直到成婚之日前都只是书信来往。婚姻也是半新半旧式，在青年会举行了新式婚礼，又回到夫家举行中式婚礼。他的思想亦是半新半旧式，尤其是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几乎是完全听从父母之命。成婚后二人继续回各自的大学念书，而自怀青发现怀孕退学返回夫家待产后，二人就更是聚少离多了。因孕期同房不便，他甚至抱怨养孩子真是讨厌。过了几年，得了父亲的命令，让怀青跟着崇贤出去照顾他，协助他的学业，两人朝夕相处反而生出罅隙。妇女实际上是家庭女仆，而丈夫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是经济的顶梁柱，这就使丈夫占据了一种统治地位。因此，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刚二十的崇贤尚未大学毕业，但已成家的他又羞于向父亲拿钱，大男子主义思想的他也不准怀青读书看报，不准她写稿赚钱贴补家用。还大言不惭的说，“女人读书原也不是坏事情，只是不该一味想写文章赚钱来与丈夫争短长，我相信有志气的男人……没有一个愿意让太太爬在自己头上显本领的。”次女寄养在乡下别人家夭折后，崇贤满心欢喜迎来了第三个女儿菱菱，因迷信其是个有福气的孩子能招来弟弟而对其宠爱有加，夫妻关系却日益恶劣，崇贤经常不按时给家用。菱菱不到周岁，怀青又怀孕，崇贤竟责怪妻子“不该不坚拒，下等动物是顶容易繁殖的，好花不结子。”在孕晚期，怀青考虑节省家用，打算辞退一个保姆，自己照看菱菱，结果却招来崇贤一通咒骂，“菱菱出了乱子你拿什么来赔还我？就拿你这条狗命给抵了，也够不上一星星！”即使终于得了个儿子，也没能阻止住他出轨怀青闺蜜的步伐。在丑事被揭发后，他试图回归家庭，怀青接纳他的回归，但拒绝再与他同房，出轨对象也失望流产后离他而去。他扬言不再供给她任何家用，怀青致信尚在重病的公公诉苦，致使崇賢被父亲召回老家，重病缠身、气急攻心的父亲含恨而终。崇贤又把这一切算在怀青头上，断绝了一家大小的经济来源。最终导致怀青绝望而执意离婚了结一切。

《结婚十年》的女主人公怀青成婚时刚十八岁，尚在读大学一年级。可悲的是，接受了新知识，婚姻生活方面却仍守旧不前。婚姻由父母包办，到年龄便要成婚，不管你是不是新式学生。一旦怀孕，便毫无意外的退学回归了家庭，因为中断学业，没有取得大学毕业文凭，也致使她后来几次试图找合适的工作都碰了壁，从怀青在新婚之日等待轿花轿来之前不准下床到她忍不住偷偷尿湿枕头等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可以看到一个主人公是个机灵而有想法的小女生。倔强的她有自己的思想，但思想尚不成熟。初进夫家她也敏锐的感觉到了潜在的情敌瑞仙，不过最后导致她婚姻终结的竟然是她最想不到的闺蜜胡丽英。从文本中能看出旧式嫁娶婚姻对女性满满的恶意与轻视：从怀青结婚当天对着公婆和小姑以及一众亲戚行礼到她看着满桌佳肴饿着肚皮一整天，到深夜一床被子被自私的崇贤独占，她只得矜持坐了一夜，再到第二天向行过礼的长辈们捧茶，再待在卧室供男女老少品鉴玩笑，第三天又在众目睽睽下“入厨房”，虽然在富贵人家有做饭的下人，于新妇来说这只是一种形式，然而她左手拿锅铲的动作还是遭到众人无情嘲笑。她潜意识里其实也是带着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而不自知，只不过被更强大的母爱遮掩了。在怀孕期间她虽享受了来自婆家上下的无数恩宠，然而那都不过是冲着她肚子里的胎儿，并不是真心为了她本人，所以她同时也承受着来自婆家和娘家以及她自己的多重压力。弥月后，她瞧见了公公，“仿佛自己做了件错事般，无颜同他招呼。”倘若是一个真正的新女性，此刻是断不会有此种心理的。此外，离婚协议上写明的是孩子全归崇贤抚养，如果是一位有由内而外全新观念的母亲，纵然暂时没有经济能力，也断不会放弃孩子的抚养权，而对于半信半旧的怀青来说，孩子属于夫家是天经地义的。哪怕她后来经济宽裕了，也从未主动去争夺过抚养权。对待从小在公婆身边长大的，跟她没有感情的长女薇薇，更是再没见过面。甚至在离婚后数年好不容易回老家看望老母亲的时候，也不曾顺道去公婆家看看女儿。虽然她一直想自食其力，可终究能力有限，世道艰险，她又不得不数次向男性妥协和求助，包括牺牲自己的身体。苏青的“俗人哲学”强调的是“我们所要求的是道德之实，不是道德之名”，讲道德是为了“大家都能够‘由之乃得’”。

2.4 婚姻的涩果：怀青的三个女儿和小儿子

怀青的长女薇薇是孤独的初生者，甚至怀青对她的到来都是抱有怨言的，没有她，怀青就能够继续樱桃之恋，而不必回去面对不堪的婚姻，她的到来没有给予怀清为人母的喜悦，反而是一种失望。她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被众星捧月的照料，全家上下围在怀青的周围，生怕孩子有什么闪失，等到生下薇薇时，众人忽的散去，连接生的西医都觉得自己多余，自行离开。怀青的长女和次女是典型的留守儿童和男尊女卑思想下的牺牲品，三女儿菱菱虽出生后在父母跟前成长，但长期目睹父母争执不休，父母离婚后又遭到亲戚长辈和继母的虐待，之后被父亲抛弃随母亲生活，姊妹不和，姐弟分离，小小年纪过得也是心酸不已。承载着传宗接代重任的小兒子生不逢时，生在沦陷区，出生不久父母离婚，虽未被父亲抛弃，却终日遭继母虐待，与几个亲姐姐也无缘再相见。

2.5 婚姻的第三者：崇贤的妹妹和堂嫂 怀青的闺蜜

《结婚十年》的怀青在婚礼上就遇到了之后一直不断骚扰她婚姻生活的小姑子的刁难。小姑子相貌丑陋，天生斜颈，因外貌而自卑而心理变态，加上在家中恃宠而骄，所以处处与怀青争风吃醋。此外还有战在明处的年轻寡妇堂嫂瑞仙，后因生性风流，不战而退了。对她婚姻最致命的却是她的闺蜜胡丽英。胡丽英也是一个失去丈夫宠爱的女子，同样是接受过新知识的女性。曾经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婚后红玫瑰还是变成了蚊子血，丈夫心里依然住着得不到的白玫瑰柳美川，尤其是连着生了两个女儿后，彻底被婆家无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离婚，放弃了两个女儿的抚养权。怀青在有意破坏丈夫与闺蜜的感情时说过的一段话，“假如一个女人生过孩子已七八岁了，再同别的男子讲起恋爱结婚来这还成什么话？除非这个男子是不要体面的，不然在背后给人家指指点点说起她的历史……”当时她自认为是“因为别有作用，却不得不把这事说得特别不堪”，而颇为讽刺的是，离异后的怀青也正是这样被社会，被男人所看待的。

2.6 嫁娶婚姻的悲剧成因探析

《结婚十年》崇贤与怀青的婚姻，以及余白与胡丽英的婚姻中的几对男女在当时都算得上知识分子，然而家族的影响和社会大环境以及他们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沉淀下来的封建思想，都导致了各自的悲剧婚姻。总的来说，分为两部分：

2.6.1 夫妻关系中的男尊女卑思想

传统婚俗文化中“嫁”意味着女人回了家，娘家只是抚养她成年的住所，夫家对于女人来说才是一生中的最后归宿，所以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说。疼爱女儿的父母通常会提前为女儿准备好丰厚的嫁妆，替出嫁的女儿在夫家撑门面。“娶”则意味着取了一个女子回来，替家族开枝散叶，对男方父母来说是得，对女方父母来说则是失，聘礼也是男方父母感激女方父母的养育之恩的一种合情合理的存在。从嫁进夫家门起，女人就不必再对娘家父母尽赡养义务，对娘家父母的财产也再无继承权。无论是旧式女子还是新式女性怀青，或是怀青的闺蜜，无一不是此种婚姻相处模式。新式与旧式的区别不过在于婚礼的形式参杂了新式元素，不过在于夫妻婚后可以另立门户单独过，婚姻中男尊女卑的本质并无改变。女人要“承担单调重复的生活，她的生活没有目的，她的心全用于生育或料理诸如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的物上面。”如果女人不能完成这种角色使命，就可能面临失去家庭的危险，也会被人所不齿。赚钱养家依然只能是男人的责任，女性要分担甚至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反而会引发夫妻矛盾和婚姻危机。旧式家庭成长的崇贤既不愿开口与家里要钱，又不能挣得足够的钱财养活妻女，经济压力迫使怀青去社会上谋求职业。在四十年代开放的上海，是有独立女性施展才干的空间的，但是进入这个空间就要遵守男权社会的规范，还要承受家庭的责任，“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直写到午夜。……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替孩子们轻轻打扇。”女性一面要辛苦工作，还要一面照顾孩子，承受的是双重压力。而大部分新式男性如鲁思纯之流则认为，“男人的责任本来只要供给家用就是，其他就是做太太的事了。”无论是老辈还是青年辈婚姻，无论是旧式还是新式婚姻，都逃不脱男尊女卑的婚内相处模式。婚姻中的强势方男方父母和弱势方女方父母的婚姻自不必多说，从亲家之间的相处模式看男尊女卑也显然可见。五四新风潮号召子女脱离封建原生家庭寻求自由和平等，鼓励自由婚姻，允许女性与男性有同等离婚的权利。却少有提及新式婚姻内的夫妻相处到底如何才能显示出真正的男女平等。

2.6.2 生儿育女时的重男轻女思想

无论是文本中的旧式婚姻还是新式婚姻，婚内的女性都逃脱不了生儿育女的重任。若生的儿子自然皆大欢喜，但也不会满足于只生一个，而是多子多福。“若生女儿可就不同了：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其数量更在‘四’以上，则为其母者苦矣！”“生产的是女人，被生的是女人，轻视产女的也是女人。生产的女人感到悲哀，被生的女人觉得（？）不舒适，轻视产女的女人困在失望的痛苦中。生产的女人恨轻视产女的女人予以难堪而迁怒于被生的女婴，轻视产女的女人因怪生产的女人的肚子不争气而迁怒于被生的女婴，于是众怒之的——女婴——虽有‘千金’、‘掌珠’之名而不能有‘千金’、‘掌珠’之实矣！”婚姻中各个主要女性人物无不是自幼从“众怒之的”一路坎坷成年。怀青生下长女后，“心中只觉得一阵空虚，不敢睁眼，仿佛惭愧着做了件错事似的” ，后来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元元，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可见重男轻女的思想，在男权社会一直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中国女性的身上，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封建家庭，更有女性自己的期许，这些都是男权社会给女性设置的生存障碍，使女性长时间生活在这种水深火热的困厄中。传统婚姻中的男性是不需要为生男还是生女承担骂名的，也不需要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唯一的责任也就是赚钱养家，最多不过多换几个生育工具，总有一个能为他传宗接代。如此一来，如怀青等知识女性在婚内则几乎完全用不上新派知识，哪怕丈夫养家艰难也不可越俎代庖，长此以往，夫妻关系必然势同水火，彼此再难相容。

3 中国嫁娶婚姻给予当代婚姻的启示

苏青的思想深处有许多矛盾，她是女权主义的“旗手”，也是男权主义的附庸;她主张女性自立自强，同时又要求社会予女性以便利;她是新女性，却满脑子旧思想;她反对封建旧婚姻，却也不提倡自由恋爱，认为自由恋爱相比传统的含蓄显得更露骨、莽撞，但是“樱桃之恋”又是她一生美好的粉红色回忆;她经历生产的痛苦，不想要孩子，但最后一切又都是为了孩子。关于苏青的矛盾性，张爱玲早有评论：“男人看得起她，把她当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负责。她不愿意了，他们就说她自相矛盾，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张爱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苏青自身的矛盾性，新式女人的自由与旧式女人的权力的矛盾，是女性自己为自己设置的障碍，时代的前进让女性进步，但同时让受旧思想浸染的女性面临更多选择，前进不对，后退不行，在人生大路上踟蹰难行，举步维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已过去一个世纪，然而中国的婚姻对于女性而言，依然是个异常沉重的话题。纵观各大主流媒体和论坛，关于中国婚姻的各热点话题层出不穷，最突出的莫过于结婚率持续走低、离婚率逐年增加，关于这两点的各种分析也如浩瀚星海数不胜数。但深究其本质，仍旧是换汤不换药，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首先以新近在各媒体论坛上热议的十八岁结婚的议题为例，怀青的结婚年龄恰好是十八岁，显然，首婚年龄的降低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婚姻的悲剧。反而会因为婚姻主体本身的思想尚不成熟，知识体系尚不完整，影响婚姻的稳定性，尤其是婚姻主体中的女性大多会因此中断或影响学业，继而影响就业面。“男人稳定发展，女人却停滞了，渐渐就有距离隔膜。”而且十八岁的青年男性很少能够经济独立。此外，太过年轻的父母知识面窄，对下一代的培育也会造成很大弊端，长此以往，必然拉低整个国民素质。

再说另一个热话题“天价彩礼”和农村少奶奶现象。伴随着女性知识水平的普遍提升，女性对婚姻也有了越来越严重的“恐婚”心理，主要源于婚姻赋予男性和女性的责任与义务严重不对等。中国式婚姻中，男性如崇贤成婚后毫无阻碍的继续上学，而女性怀青婚后就马上面临生子重任，一旦受孕，即刻退学返回婆家。时代在进步，当代大学生结婚的屡见不鲜，但对女性而言，兼顾学业与怀孕、生产、育儿等并非易事，学得不扎实，必然影响将来的就业，继而影响其家庭地位和婚姻稳定。而女方的母亲本着不希望女儿再重蹈覆辙的考虑，试图靠高昂的彩礼牵制男方，提高女儿在婆家心目中的份量，使男方在婚后不敢轻易委屈女方，更不敢随意提出离婚。反观怀青的婚姻，是成婚时三媒六聘迎娶进门，却依然悲剧收场，显然，靠“天价彩礼”的策略无法保证婚姻幸福。另一方面，虽然现今大部分女方父母已经随着时代的进步，从劝女儿在婆家要三从四德和认命到不愿意女儿在婆家受委屈，支持其奋起反抗。男方父母却在为成婚付出高昂代价后，心理失衡，必然在婚后寻求补偿。与女方母亲的想法相反，有部分男方母亲认为自己在婚姻中遭受过的苦难也必须让儿媳全部遭受一遍，以此获得某种心理平衡和补偿。所以，当“农村少奶奶”悄然兴起，男方家庭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付出了高昂代价娶回来的儿媳，不少家庭还因此负债，另一方面娶回来的儿媳却打不得骂不得，也不能再当夫家的免费管家和保姆，又不放心让儿媳外出工作，年轻的儿媳还没有为夫家传宗接代，婆家怕儿媳一去不回，于是只好先放在家里供着，这种畸形供养直到儿媳怀孕期间达到顶点。一旦生产，无论生男生女，少奶奶现象都会消失，继而产生能让众多儿媳记恨一辈子的“月子仇”。怀青婚后也被迫在婆家做过一段时间少奶奶，虽不缺衣食用度，却也无零用，且长期与丈夫分居两地，连女儿也被奶妈霸占着，百无聊赖的她选择外出求职，因没有取得大学文凭，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做了不久就因为小姑子经常在公婆面前诬陷她与小学校长有暧昧关系而被迫辞职，后来到丈夫身边后也不过是替丈夫管家育儿罢了。让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人把“农村少奶奶”现象归罪到年轻女性不能吃苦，经不住诱惑，不孝顺，却鲜有把一直以来都存在却被忽视的从不做家务的“农村少爷”现象拿出来比较的，所谓的少爷不止在农村，在城市也非常普遍。社会的普遍认知是，婚后做家务的是女性，孝顺老人的执行者是女性，育儿的是女性，管家的是女性，同时还要外出工作以减轻丈夫负担的也是女性。且由于計划生育的实施，部分家庭只有一个独生女或两个女儿，并无儿子。这样的女性成家后不止要照顾夫家父母，也必须为娘家父母养老送终。即使是儿女双全的家庭，现今养老的实际执行者也只是儿媳和嫁出去的女儿。但男性的责任过了近一个世纪，也还是如鲁思纯所说的那样，不过是养家赚钱而已。“所以社会上经常会有或善意或敌视的问女性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问题，却从来不会对男性如此发问。”此外，即使是国家执行计划生育，不论男女都只允许生一个的特殊时期，生女儿的父母也总有如怀青般的隐藏的愧疚感与老无所依的恐慌感。可以说，时代在不断前进，而中国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却无根本改变，或许是既得利益者根本就不想改变但又不得不做出一些形式上的改变。

国家出台了相应措施试图遏制“天价彩礼”，并且修改了婚姻法，保护婚前财产尤其是婚前购买的婚房，但这些并不能改变农村男子难找对象的困境，也使得年轻女性对于婚姻这座围城更加恐慌不前。目前中国的婚俗依然是男方提供婚房，但自新婚姻法颁布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不愿意为男方婚前的婚房装修，也不再愿意购买汽车这种自购买之日就开始贬值的资产作为嫁妆。甚至不愿意婚后与男方共同偿还男方婚前购买的婚房的房贷，但即使婚后住在完全不用自己出资的房子里，女性亦没有家的感觉，反而面临自古以来最为难处的婆媳矛盾以及姑嫂、妯娌矛盾等等。无论是怀青还是胡丽英，离婚后无一例外都被赶出了经济上占绝对优势的前夫所提供的房子，流离失所。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倾向于婚前全款或按揭购买属于自己的住房。男方出于利益以及面子考量，自然不愿意住在女方购买的住房里，于是就会出现刚工作不久就结婚的小两口要供两套房的房贷的尴尬处境。

至于鼓励二胎政策，没有安全感，在婚姻中的责任过于沉重，经济窘迫，心力交瘁，年纪较大、体质差的女性多半不愿意也不敢冒险。“丧偶式教育”由来已久，中国父亲在孩子的早期养育中一直缺失，儿媳成了婚姻中唯一育儿执行者，孩子的奶奶或姥姥成了带娃主力，有部分自私而封建的奶奶甚至在儿媳月子里就借口儿子白天要工作，晚上必须休息好而支走儿子，让儿媳独自承担。“丧偶式教育”导致父爱的缺失和父亲的教导作用缺失，母亲的焦虑抑郁，奶奶辈无限宠溺等各种不良后果。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阶段，许多家庭只有一个独生女，女儿出嫁后，父母的养老成了难题。原意入赘的男人在社会认知里又大多是没什么出息的。福建莆田的“两顾”风俗最初出发点是好的，兼顾两方老人的养老。但这一风俗仍然还是建立在“嫁”、“娶”的封建传统婚俗基础上，在漫长的岁月中，大男子主义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思想使得双方家庭为“两顾”闹得矛盾重重、伤痕累累。

笔者认为，如需扭转中国持续走低的结婚率和日益增高的离婚率，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也不是某一个或几个政策可以改变的。最根源的在于社会对婚姻的预期，在于每一个个体的婚姻观，从婚姻的形式到婚姻的内容都需从里到外彻底改变。首先需改变的是“嫁”和“娶”的观念，新式婚姻应该是两个平等的人结合，组成一个新的小家庭，而非女方进入男方的家庭，更不是女人变成男人家的人。婚后为避免家庭矛盾，婆媳应尽量分开住。无论是公婆还是岳父母都不应参与小家庭的家庭事务，尤其是家务的分配和子女的教育，以及生或不生的问题。所谓的彩礼和嫁妆也自然应取消。至于住房问题，如果双方有能力则共同购买，房产共有，或者先租房过度。至于孩子的姓氏，也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而不是约定俗成的随父姓。家务，孩子的养育和教育等具体执行必须夫妻共同承担，而非男人出钱，女人出钱又出力。

现代西方家庭模式强调一对夫妻及其子女的核心家庭，注重其独立的利益，使每个家庭成为自我包含的封闭单元，形成一种自发的自我隔离机制，从而忽略了代际联系。他们的抚养模式是把对老人的赡养责任移交给社会，它的长处在于减轻了中年人的负担，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发挥自己的才能，建设自己的生活，子女一旦能够独立便脱离了父母，这有利于培养子女的独立精神，具有较多的个性自由，但这种家庭关系也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淡薄，从而在社会上也形成了人與人之间的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而在中国，按赡养法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对配偶的父母有协助配偶赡养的义务，所以，在双方老人失去行为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下，夫妻都必须为双方老人养老送终。社会方面，也相应需切实加大对年轻夫妻的扶持力度，譬如大力推行为期一个月的奖励式“父亲产假”，对不愿意休假照顾配偶和协助育儿的男性采取不奖反罚的强制措施。在提供过度住房，协助看管育儿，赡养老人等方面推出实实在在的相关帮扶政策。

恩格斯说女性要介入社会，介入并不等同于进入，“五四”以来的女性慢慢进入社会，然而却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社会的规章制度是男性设置并为男性服务的，女性只有介入社会，参与社会规范的建立与形成，才能从被奴使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如果妇女一直是在男人的话语‘之内’活动，是一个总要回头求助其对立面的象征者的象征者，其对立象征者则消灭其特有的精神并且减弱或者窒息其不同凡响的声音，那她就该打乱这种‘内在’秩序，该炸毁它、扭曲它、抓住它，变它为己有，包容它、吃掉它，用她自己的牙齿去咬那条舌头，从而为自己创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男性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优势，决定了男性在经济和情感上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女性不得不处于依附的状态，社会用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女性树立有利于男性的价值观，让女性在内心深处认同自己作为男性的第二性别附属而存在，从而完成男性社会对女性精神的蚕食。婚姻、家庭的日常生活功能与人的事业、理想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要组织一个家庭并维持它，需要时间、精力，倘若夫妻双方都不愿为此做出一定的奉献和牺牲，就很难使“家像个家样”，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女子肯不肯兼顾是一回事，能不能兼顾又是一个问题。”苏青尖锐地指出了在事业与家庭的两难选择下女性的困境。这种对立的矛盾统一于女性身上，时至今日都没有完善的解决。但如果一方愿意做出这种牺牲或多承担一些家务，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放弃了一部分事业成功和进取的机会。如果自己还不注意及时学习的话，很容易就会在志趣、涵养、学识等方面拉大夫妻间的差距，影响双方的情感交流，最终导致夫妻反目，婚姻破裂，这是一个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的婚姻怪圈。“事实上，近年来女性想结婚的意愿确实呈逐步走低的趋势。一组数据直观地说明了女性婚姻观的变化：1990年，30～35岁的女性中，未婚人数只占0.6%;而到今天，未婚人数占到7%;而35～40岁的女性中，未婚占比则从0.3%增长到4%左右，增加了10倍以上。”许多女性宁愿不婚也绝不放弃自己的事业，恰恰是因为惧怕自己陷入这样的婚姻怪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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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爱玲.我看苏青[A]，歧途佳人[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8] 白鸥编.民国文存87苏青与张爱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9]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张京媛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 黄书泉.重构百年经典[M].安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