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杰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孤军奋战4年多的中国在名义上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四强”。

亚洲的另一个大国印度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民族运动领袖甘地号召“不合作”，拒绝支持英国。日本乘机提出“亚洲是亚洲人的”“把英美赶出亚洲”。战火烧到东南亚，蒋介石通过罗斯福转告丘吉尔，应该注重“确保印度与大战期中如何使印度及南洋各殖民地民族，贡献其人力、物力，而不为敌国所煽惑”。

于是，蒋介石作为领导人，在春节期间第一次走出国门，参与他国事务的调停。他确定访问印度有5点目的：劝英印互让合作;劝印多出兵出力;劝英允印自治;为将来中印合作打下基础;宣传三民主义。

2月5日，蒋介石从缅甸腊戍起飞，偕同夫人宋美龄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等一行10余人，直至印度加尔各答。

2月9日，蒋介石抵达印度新德里，英印当局极力阻扰其前往孟买见甘地。15日，正逢中国旧历除夕，印度总督邀请蒋介石赴宴会，转颁英国十字勋章，随后双方讨论新加坡失陷后，日军可能的军事动向。

2月18日，甘地到加尔各答，住于友人家中，蒋介石、宋美龄等前往晤谈，“先道彼此向往之切，继谈其革命奋斗之经过约一小时余”。下午再谈，甘地显得比较冷淡，同情中国抗战，亦不妨碍英国援华，但对蒋介石提出的“中印共同奋斗，为两国合作，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一点”，竟置而不答。蒋介石想要进一步說服甘地，甘地觉得话不投机，干脆不再搭话，一旁织起棉花。总体而言，蒋的印度之行收效甚微，他后来在日记中反省云：

此次来印，对于印度近情，未能观测清晰，全凭英国之宣传，以为英印间对于抗战真趋一致也。又以准备不周与印督方面以及尼赫鲁等各方面联系与洽商绝无，故彼此皆不接洽，以致误会与猜忌之事丛生，此乃一生重大教训之一。

（摘自《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