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

近年来，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呼吁给中小学生“减负”，同时一些大学生“游戏人生”、荒废学业的新闻事件频现。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令人对人才培养质量，尤其是高等教育，表示质疑和担忧。当前，在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走向普及化的形势下，国家统筹推进“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和“双高”（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特别是在“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和“高职院校扩招100万”的政策导向下，“宽进严出”大有盛行之势。

高校进出“宽”“严”之“四态”

高等教育是中学后教育，包含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学历层次，属于准公共产品的专业（职业）教育，在性质及功能上与基础教育有较大差异。高校“进”学生来自中等学校，“出”人才要符合社会需要，两端都存在“宽”“严”之分，仔细剖析不外乎四种状态——宽进宽出、严进严出、严进宽出、宽进严出。

“寬进宽出”之害不言而喻。在我国现行高考制度下，高校“扩招”难免会带进部分“不胜学力”的学生。现实中，部分教师“认认真真发展自己，马马虎虎培养学生”的现象不足为怪，课堂教学和课程考核“放水”的行为也是屡见不鲜。有些学校教学管理过宽，对学生在学习时间打游戏、逛淘宝等视而不见，对论文剽窃、仿写拼凑、枪手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置若罔闻，甚至以“维稳”之名对“挂科”学生安排“清考”等。这突破了学业标准的“底线”，降低了毕业文凭的“含金量”，导致高校培养的一些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这对青年成长、高校声誉、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定而言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严进严出”之道殊途同归。纵观国内外各类高校，但凡一流大学招生，都是千挑万选。国外高校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毕业率低并不是优质学校的“标签”，淘汰率高也不是一流学校成功的“秘诀”，“严出”真正体现在过程的严格上。世界名校有各类严格的管理制度，对教学质量进行把控;严守学术“底线”，严肃处理抄袭、伪造、篡改、代写、买卖毕业论文等学术不端行为。在我国推进“双一流”和“双高”建设的过程中，“严进严出”也应该成为一流高校管理的常态。

“严进宽出”之症重拳出击。我国高考制度之“严”毋庸置疑。高考前为争夺稀缺的优质大学资源，许多中学奉行“只要不死就往死里学”，学生学业负担和竞争压力都“超负荷”。进入高校后，部分学生精神松懈、学业倦怠，加之有些高校管理松弛、教师懈怠，导致出现了一些学生在校“醉生梦死”、考试多数“挂科”的现象。为阻止肘腋之患蔓延，有些高校严把毕业出口关。例如：2018年，华中科技大学有18名学生因学分不达标从本科转为专科;同年，深圳市有132名研究生因论文不过关而被退学。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中强调，要全面整顿教育教学秩序，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

“宽进严出”之惑正本清源。作为大众概念，“宽进”是指在质上要放松入学标准，在量上要扩大招生数量;“严出”是指高校在向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过程当中，严格把控质量关。关于“宽进严出”，人们常以美国的高校为典型，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优质大学一定是“严进”的，以2018年秋季入学的录取率数据为例，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录取率都在5%-9%之间。的确，美国高等教育普及率较高，但不同层次的高校具体情况不同;此外，“严出”也不能简单地与“毕业率低”和“淘汰率高”划等号。因为美国的高校实行弹性学制，而且高校之间普遍接受“转学”及“学分互换”，学生因停学、转学和辍学（鼓励创业）而导致毕业率低是正常现象。“严出”更主要体现在过程严格上，对学术表现和学术道德有问题以及学业不良者建立严苛的“淘汰制”，但“淘汰率高”也不是严把出口关的必然结果。准确地说，在美国“宽进严出”型高校基本上属于中等到低档的学校。

我国高校推行“宽进严出”之策推究

综上所述，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宽进宽出”不能为、“严进严出”不常为、 “严进宽出”不可为，而“宽进严出”将会是各类高校办学的必由之路。每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沿革，都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与改革动因。我国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再走向“普及化”，高校办学从“严进严出”不自觉地走向“严进宽出”。近年来，我国关于高校应该“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的争论此消彼长。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加大，特别是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进一步“扩招”的背景下，人们逐步形成共识——“宽进严出”将成为各类高校新常态。但其若被作为一项教育制度去推行时，不仅要有现实基础，还必须进行科学、合理、有效的顶层设计。

“宽进”要“节制”：规模、数量和质量的均衡。教育要适应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适应并促进人身心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的两大基本原理。高校进口的“宽度”主要取决于招生的数量和质量两大因素。

在规模上，国家制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表面上是由政策指导，但实质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国家不会盲目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急于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在数量上，每个高校的招生数量，不仅受到自身办学条件和可利用教育教学资源的制约，还受到办学定位的影响，精英教育和优质大学往往不会大规模办学和盲目扩展。在生源质量上，主要取决于中等学校供给的质量水平，不过高校也可以发挥作用，如大学与中学合作的“苗圃计划”“筑梦行动”和“中本贯通”等人才培养模式值得借鉴。生源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学生学业准备状况，在我国主要体现在高考各科成绩上。学科成绩太低、基础太差的学生往往难以胜任高校的学科课程学习。需要指出的是，我国高考是以学科知识为主的，学业测试和人才选拔标准不仅“口径”窄，而且标准单一，不利于“不拘一格降人才”，亟须改革高考制度和高校招生制度。

给每一个人提供公平而充分的入学机会，“宽进”是当前首要的政策选择。但是，“宽进”要节制，要在规模、数量和质量上寻求均衡，特别需要给高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让高校多渠道、多标准、多形式自主招生。简而言之，“宽进”不是单一扩大入门“口径”，而是在保持最低门槛的前提下，多开几道不同“方位”和不同“形状”的门。

“严出”有“尺度”：国标、行标和校标的统一。“严出”不是故意为难学生，也不是刻意追求“高淘汰率”和“低毕业率”，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和质量监测机制是手段，目的是要确保达到应有的质量标准。按照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玉琨的观点，教育质量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教育的内适质量（主要体现为一种学习和一个阶段的学习为后续学习准备的充分程度，即“学业质量”）、教育的外适质量（指学校培养的人才为走向社会所做准备的充分程度，即“满足质量”）和教育的人文质量（体现为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促进社会文明的程度，即“人文质量”）。衡量高校的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需要从这三个维度综合测评，不可偏废。

陈宝生部长曾强调“把标准建起来，把责任落下去”，意在建立健全高校办学、专业、课程、教师、教学等各类标准（可分为国标、行标和校标），使过程监测和出口把关有明确的“尺度”。必须指出，质量标准的建立不能主观片面，不仅国标、行标和校标要有机统一，还要将学业质量、满足质量和人文质量在其中充分体现、相互融合。国家标准守住高校办学质量底线，行业标准对接行业人才素质需求，学校标准要鼓励自主办学、追求卓越，并坚守学业标准和学术道德底线。另外，还要从多元主体、齐抓共管、以外促内的教育公共治理视角，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通过教学督导、专项评价、数据监测等多種形式，贯彻执行各项质量标准，把“严出”落到实处。

质量要守住“底线”：全体、全面、全程的协同。所谓的“严出”，不仅体现在对学分的严格要求上，还体现于整个学生培养链上，贯穿在人才培养和学校管理的全过程中。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曾指出，“严出”并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踏上新征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内涵式发展。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基本要求，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是重要抓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告诫各国，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应考虑多样性，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并特别强调“质量的实现既要求建立各种质量保障体系，形成多种评价模式，同时更需要在机构内部形成一种质量文化”。

如何守住教育质量“底线”？第一，需要从多维的视角、多层的标准全面看待教育质量，各方面都不可偏废;第二，需要覆盖质量形成的全过程，让影响质量的主要因素、关键环节都处于监测和受控状态;第三，还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全体参与，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和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并逐步从过程质量控制走向过程和结果反馈，从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从制度管理走向质量文化。

鉴于高等教育体系包含各级各类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又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层次的需要，高校教育质量要守住“底线”，还需要坚持“底线标准”——下要保底，上不封顶，同时推行“底线评价”，以普及、合格为出发点，以学生为中心，关心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全国高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秘书长）

责任编辑：王梦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