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学习时报》刊登“近平同志与我是布衣之交”——习近平在厦门（十二）一文，该文是采访组专访原厦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作家陈慧瑛回忆与习近平夫妇交往的往事。本报节选部分，以飨读者。

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从河北省正定县来厦门任副市长的。1985年冬天的一天，分管文教宣传工作的近平同志来到深田路46号厦门日报社，问遇到的人：“陈慧瑛同志在哪里？”人家告诉他在5楼，他就噔噔噔地上楼来。见到我以后，他高兴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满面笑容地说：“你就是老陈啊！你的报告文学、散文还有散文诗都写得很好，我很喜欢，你为宣传特区的人和事做了很多工作。”

近平同志来到厦门的时候是32岁，当时的我还不到40岁。见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这样鼓励我，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本以为他是来投稿的，报社的同仁告诉我，这就是习副市长。他穿着白衬衫和外套，很帅气、很年轻，个子很高。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言谈儒雅，很热爱文学，对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非常熟悉，令我十分敬佩！由此，开启了我们之后几十年的“布衣之交”。直到现在，我和近平同志一直保持着联系，包括和彭丽媛同志——当时我叫她小彭，现在叫她彭主席，因为她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

近平同志刚到厦门的时候还是单身，业余时间就邀请记者、作家、文学青年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和大家亲密无间，我们也从不把他当官员看待。他自己也写诗、随笔和小说。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他竟然写过电影剧本。

 1986年初春的一天，时任北京《中国工人》杂志社主编的郭晨同志是位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从北京到厦门来，除了向我约稿，还请我带他去见近平同志，他们原来就曾相识。

 厦门日报社在厦门深田路，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离得很近，拐个弯就到了。到了他家，我们交谈甚欢，无所不谈。后来了解到，在北京工作时，近平同志和郭晨一起创作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基督医生》，分6期连载在1986年5月至6月的《厦门特区文学报》上。

 最能体现我与近平同志布衣之交的，就是我两次为他送行的事情。

1988年的一天，我到漳州市龙海县采访，大概晚上6点左右，我接到一个厦门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近平同志的声音：“是我，我打电话来向你告别。”我先问他怎么知道我在龙海，他说他打电话到我家，我爱人老吴告诉他我到龙海来采访了。他跟我讲：“组织上要调我到宁德去，明天就走。”我一听马上就说：“那我赶回去为你送行！”但近平同志说：“龙海开船要有潮水，明天要下午涨潮时才能开船，我明天上午就离开了。陈大姐，以后你到宁德来看我吧。”为了能赶回厦门送行，我决定连夜乘车回去。第二天一早6点多，我赶到图强路近平同志宿舍。他一看到我，快步走过来，两手与我紧紧相握，又惊又喜。

2002年10月10日上午10点多，我正在市人大办公室上班，忽然接到近平同志秘书打来的电话，说：“省长交代我告诉你，明天中午一点钟他就乘飞机去杭州上任了，今后你去浙江，一定要去看他。”

第二天清晨，我从厦门赶到福州，在省委大院见到了近平同志。他握着我的手说：“大姐，你来了我很高兴。”随即交代秘书去沏茶。他又说：“大姐，我要到杭州去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指导意见？”我说：“不敢不敢。我们冒昧从厦门赶来，您临行前又百务交集，我们看你一眼就走。”他连说不着急，又请我们喝茶。随后，他让秘书给我们照了合影。

我与彭丽媛的文缘和友谊，起于近平同志帮我请彭丽媛来厦门演出。

  1988年10月，厦门市人民广播电台和厦门悦华酒店决定联办“我爱厦门”文艺晚会。他们知道我和近平同志熟悉，就上我家来说：“慧瑛同志，请你给习书记打个电话，让他帮我们请彭丽媛同志到厦门来演出吧。”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家用座机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

 近平同志接起电话，听我讲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说：“你电话打得真巧，小彭昨晚刚从北京回来探亲。我一定让小彭去。”然后他举着电话，对身边的小彭讲：“大姐来电话了，请你到厦门去演出，我替你答应了。”随后又让小彭来跟我讲电话。我和小彭通电话的时候说：“厦门人民特别欢迎你呢！明天就派车子去接你过来。”彭丽媛连说：“不要不要，千万不要，我就坐大巴去。”我说那怎么行，从宁德到厦门要8、9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呢。但她还是坚持，说：“大姐，别劳民伤财了，我就搭长途汽车去！”

 果然，第二天下午大概五点多钟的时候，小彭就坐着大巴风尘仆仆来到厦门。我们一再问她累不累，她笑呵呵地连连摆手，说：“蛮好的，不累！不累！”她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亲切、朴实的，一点没有名人的傲气和架子，所以，我们和她的心一下子就贴近了。

说起《亭亭玉荷溢芳馨》这篇文章的由来，我先要说说近平同志和彭丽媛那段感人至深的婚恋。现在所有谈他们俩婚恋的文章，大都是从我撰写的这篇文章脱胎而出。

 在彭丽媛眼中，近平同志虽然是中央领导人的孩子，但他从不摆架子，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很有事业心，也很能吃苦。他的许多同学都出国赚钱去了，他也不是没有条件出去，但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选择了当人民公仆的路。彭丽媛说，我不仅爱他，还可以说是崇拜他。

小彭还告诉我：“去年我们在厦门结婚，新房就是那个旧宿舍，你去过的。”我马上回答说：“我知道，是图强路宿舍。”她说：“是呀，旧宿舍里的家具也全是旧的，我们没有再增添什么，一切简单朴素，一床旧棉被就结了婚。婚后第四天我回北京参加艺术节，然后访问加拿大、美国。但我不论走到哪儿，心里总是牵挂着近平！”

1988年10月那次与彭丽媛相会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当天晚上，我们在餐馆吃饭。我说：“为了艺术，你不断劳累奔波，回一趟家也不容易呀！”她对我说：“是啊，所以近平挺苦的。所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到他那儿去，给他做几顿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我很惊讶，说：“你会做饭？”小彭说：“会呀，不仅会做，而且还每天变着花样，有时也和近平一起磋商菜谱。”

小彭还说，有的女性从事舞台艺术，丈夫不愿意，可近平一点也不狭隘，特别理解和支持她的事业。近平的家人也一再勉励她在艺术领域发愤图强、精益求精。

 后来，我就1988年与彭丽媛美好相逢的往事，写下了这篇《亭亭玉荷溢芳馨》，发表在广东《家庭》杂志1989年第6期上，引起较大反响。

 1989年7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彭丽媛从福州打来的电话，她说：“大姐，我到福州来了，谢谢你给我们写了那么美好的文章，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近平要我打电话谢谢大姐！”我听了以后，说：“我没寄杂志给你，你又那么忙，怎么能看到文章呢？”她说：“是我妈妈寄给我的。”她接着说：“齐妈妈（齐心）说，‘有一位作家给你俩写了篇文章，写得很好，特地寄给你们读一读’。”我听了她的话，说：“小彭，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弘扬一位艺术家感人至深的人文精神，要赞美近平同志这种深得人心的领导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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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慧瑛1946年生于新加坡，归侨，散文作家、诗人、教授。1967年厦门大学毕业后到太行山插队劳动6年，1978年至1988年任廈门日报社文艺副刊主任编辑、记者，1988年至200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侨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员会主任，1992年至2002年任福建省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