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兴国

有些记忆，早已不复存在，而有些记忆却越来越深刻。

在农家，犁、耙和牛是不可或缺的，与之打交道最为密切和频繁的是男人，也就是孩子的父亲。

我从小就开始放牛，因此和父亲成了“搭档”，尤其是入春之后，我们这对“搭档”频繁地出入在田间地头。我牵牛在前面，父亲扛着犁在后头，顺便帮我赶那头“倔强”的老水牛。

一到地里，父亲就拉开架势，熟练的给牛套上绳子，挂上牛轭，发出“沟”“踩边”“缩”等词。别奇怪，这些都是农家人犁地的时候对牛“命令”的话，无非就是让牛跟着犁过的沟或者踩在坎子邊走，“缩”自然就是叫牛倒退的意思。父亲犁地，我也不清闲，多半都会去地头割些青草回来，等父亲停下来吸烟的时候，我便将自己割的草拿去喂牛，看着牛一口一口的吃着青草，如同自己获得了某种“功绩”一样。

那个时候，很多农家犁地和耙田都实行换工，说白了就是今天你帮我家犁地，改天我再给你家耙田。按理说，跟着放牛我也是一份子，可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却不同意我跟他一起去客家吃饭，不过母亲倒会单独“犒劳”我。

可能是嘴馋的原因，所以很小的我就想学犁地和耙田，要知道，只要可以单独掌牛，就可以换工，也就能“名正言顺”到客家去吃饭。可是“好学”的我却遭到了旁人的嘲笑：“你还没有犁高，还犁什么地哦。”只有父亲却很严肃：“现在不学，啥时候才学啊。”不过后来我才明白，学会了犁地和耙田，不是为了去客家蹭饭，而是要担起生活的责任。

后来我上了学，田间地头的“搭档”不见了，反而父亲却成了我上学路上的“搭档”。从我家到学校有5公里，当时我们村在那所学校读书的只有我一个人，所以父亲就每天早上送我上学，拿着火把或者打着手电筒，先把我送到学校，再回来去地里劳作。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三年级，村里一名高年级的同学转到我读的那所学校，我自然就有了新的同伴。

那时我家特别困难。难到什么程度，我只能说，每年的二三月份，家里就断了粮，全靠父亲一个人在山里找一些野菜和野果回来糊口。我记得父亲挖得最多的就是山药，大则手腕粗，小的有如镰刀柄一般。用刀削去皮，洗净，和水一起下锅，在和点野菜，就成了一家人的晚饭。当然在削皮下锅之前，父亲定会单独拣几节出来，那是专门为我留的。将山药放火坑里埋起来，一盏茶的工夫再掏出来，刚刚好，或者酥软，或者已经起了几块干巴，用刀或竹片轻轻刮去表面的灰和泥土，再用嘴吹吹，就成了我的“零食”，或是某顿“中午饭”。

父亲的点滴仍记忆犹新，只是多年前，父亲已永远沉睡在了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