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定于 1971 年 10 月 20 日再次来京，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并代表尼克松同周恩来总理进行预备性政治会谈。

10 月 19 日，总理的秘书钱嘉栋通知我，当晚 9 时到总理处开会。

散会时已近午夜，次日（10 月 20 日）午后，我看到总理在我给钱嘉栋的信上所作的批示，批示是用铅笔写的，全文如下：

特急件 錢 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三十本，（明）今午交我，版未拆。周恩来 20/10 1971

总理的这件批示，表明以下几点：

第一，总理是批给“钱”（即钱嘉栋）办理的。他写了“请”字。这就表明，即使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也是那么谦虚，那么尊重。

第二，总理写了“明”字，以为还是 10 月 19 日，旋即发觉已是 10 月 20 日凌晨，随将“明”字圈掉，写了“今午”。末尾写的日期“20”，也是从“19”改过来的。这表明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忘了时间。

第三，基辛格定于 10 月 20 日午前抵京，总理定于 10 月 20 日下午 4 时同他会谈，总理根据这两份材料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并未列入主席审批的会谈方案。按当时规定，送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阅看的文件必须铅印，份数必须是 30。总理写了“特急件”，划了 3 个圈，并写了“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 30 本，今午交我”，为的是在同基辛格会谈前，由他亲笔在铅印本上写明意见，分送主席及政治局成员核定。这表明，总理善于根据所掌握的新情况及时提出新看法。同时也表明，在重大问题上，总理坚持集体领导、共同决策的原则。

第四，总理不但将这两份材料印送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还要印发给其他有关同志，以便他们也了解这些情况，有利于处理相关的问题。为此，他要外交部保留版面，他将“版勿拆”误写为“版未拆”。总理误写而未改正，这是极为罕见的。这是总理批给他的秘书的，时间要求很急，他来不及重新校正。可以想见，他批这一件时已经非常疲劳。

第五，总理在对他秘书的批件上郑重其事地签署了“周恩来”的全名，而且写明年月日。有些大官或小官在签批文件时，只写姓不写名，或者只写名不写姓，往往不写日期，即使写了日期，有的只写某月某日，有的只写某日，很少把某年某月某日写全，这给新来者及后来者造成很大困难，这种懒惰、不负责任的坏作风，总理一向是坚决反对的。

第六，总理是在 10 月 20 日凌晨作出这一批示的，中间经过钱嘉栋、外交部（办公厅）、外交部印刷厂几个环节。不到 20 日中午，装订好的“铅印三十本”提前送给他本人。这样高的效率，是总理长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的结果。

（摘自《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著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