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航

近日，印度导演吐沙尔的处女作《靶心》在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靶心》讲述的是上个世纪的故事，两位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克服种种偏见与困难，成为射击项目的冠军，给很多女性带来了希望。

事实上，这并不是印度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热潮。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流浪者》和《大篷车》为代表的印度电影契合了特定的社会情绪，一度在中国非常流行。此后，印度电影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而时隔30年，印度电影热度再次上来，观影渠道和内容的变化背后，是社会的转型与电影产业的重塑。

想象异域

1979年的某个内陆县城，影院的售票口挤满了观众。文工团的女青年瞒着严厉的警察父亲，和已经穿起喇叭裤的男同伴一起，去看那部叫作《流浪者》的印度电影。

这是《站台》里的一幕，1999年的冬天，贾樟柯在平遥拍摄了那部日后让他享誉的作品。20年过去，贾樟柯发起的平遥国际电影展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印度电影放映和论坛成了这次影展的重头戏。站在印度电影论坛的前台，贾樟柯回忆起年轻时对于印度电影的痴迷。

1979年，《流浪者》在中国重映（1955年被引进中国），由于影片呼应了大众对于法律公正和道德良心的关切，引起了观影热潮。1953年，《流浪者》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大奖。1955年10月，文化部门在全国20多个城市举办了“印度共和国电影周”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那几年，中印文化交流频繁。

“文革”后，长期被压抑的社会情绪得到释放，电影成为了重要的娱乐方式。然而，当时国产电影的产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据统计，1978年到1983年间放映的外国影片中，平均单部收入居第一位的是印度电影。那些歌舞元素明显的电影被引进，构成了中国观众眼里充满异域风情的惯常形象。

好莱坞与宝莱坞

宝莱坞肇始于1977年，当时在孟买的西北郊区成立了占地200多万平方米的影视基地，此后成为印度电影的代名词。

当时的中国国内电影市场，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外国商业片已经对国产电影产生冲击。进入90年代，国产电影依旧低迷。全年票房经常不到10亿元，许多电影院改装成台球厅和家具城，录像厅遍地都是。总之，大众娱乐方式变得多样，甚至鱼龙混杂，电影不受待见，几乎是濒临崩坏的地步。

破局需要外力。1993年，广电部出台政策，打破此前“统购统销”的计划性体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第二年，美国电影《亡命天涯》在内地发行，标志着好莱坞正式打开了大陆市场的大门。相比之下，印度电影显得有些黯淡，空间被挤压殆尽。

新现实主义

说起近年来最大的变化，印度著名的电影研究学者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首先提到了阿米尔·汗，这位电影人在中国的流行，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拉升了中国观众对印度电影的认知。而在他的背后，是完整成熟的工业体系。

说到阿米尔·汗，就必须要提《三傻大闹宝莱坞》。这部2009年底在印度上映的电影通过网络进入中国，成为口口相传的“神作”，并于2011年顺势登上院线。它有着对教育问题的关切与思考，也有着纯熟的讲故事能力。从2014年的《我的个神啊》到2018年的《摔跤吧！爸爸》，阿米尔·汗屡屡突破禁区，借助电影，直指教育體制痼疾，拿宗教乱象开涮，打破传统男权偏见。很大程度上，他成为了一个印度的符号。

印度独立导演普拉泰克·扎茨最近执导的《咿嘞呜！》也在今年的平遥电影节受邀参展，电影以一个下层青年的视角，讲述市中心的猴子问题，呈现了世俗与宗教的冲突，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巨大差异。“印度的电影人对公共议题的表达空间其实是几代人的努力和奋争得来的，我们通过电影来发声，只是希望去提出问题，或者说提供新的讨论角度，尽量地往前推一点。”普拉泰克说。（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