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红伟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对因琴曲结缘的朋友，名叫伯牙和子期。他们一遇如故，相见恨晚，互懂心声，彼此赏识，视为知音。

而在中国当代诗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这样一对“伯牙子期”式的朋友。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昌耀，一个叫骆一禾。

书来信往

昌耀与骆一禾“伯牙子期”式的友谊始于1986年，始于书信。

1986年下半年，时任大型文学杂志《十月》诗歌编辑的骆一禾正在受命筹备创办一个全新的诗歌栏目。最初，这个栏目被命名为《诗原》，意为追求诗的本原，刊登原创诗作的意思。后来，为了强化《十月》的品牌效应，该栏目最终定名为《十月的诗》。

为了将这个新栏目办成一流的诗歌载体，骆一禾放眼全国诗坛，决定约请国内一流诗人提供最新创作的一流诗歌作品。因此，地处青海的著名诗人昌耀最先纳入了骆一禾的约稿视野。

骆一禾之所以看重昌耀的诗歌，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作为读者，骆一禾非常喜欢昌耀的作品，并对他十分敬仰，将其视为中国诗坛罕见的杰出诗人，尤其对他新发表的《慈航》等一批力作和新出版的《昌耀抒情诗集》，简直是爱不释手，精读深研。另外一个原因是，作为编辑，骆一禾自然更喜欢编发当时在国内诗坛已经大名鼎鼎的昌耀的诗稿。于是，在那年11月的一天，“任诗为贤”的骆一禾给昌耀写了一封信寄去。在信中，骆一禾真诚地表达了对这位杰出诗人的敬意，并向他介绍了自己即将主持的诗歌栏目的构想，诚恳地约请昌耀寄来最新力作，以供《十月的诗》发表。

收到骆一禾的来信，昌耀十分意外，更十分高兴。对于这位毕业于北大的青年诗人、诗歌编辑，昌耀早就耳闻其诗名和编名，既喜欢他写的《先锋》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精短诗作，更喜欢他有口皆碑的优秀人品和唯诗至上的编风。所以，昌耀很快就给骆一禾回信，愉快地接受了他的约稿，表示自己一定要选出自己最满意的诗作给《十月》。

这是骆一禾和昌耀之间的第一次通信。从这封信开始，两个人开始了虽然只有三年却彼此难忘、刻骨铭心的友谊。在信中，他们交流创作体会，沟通诗坛信息，评价诗人作品，探讨诗歌艺术，研究诗歌理论，评价诗稿优劣。由于观点相近，他们之间相谈甚欢，颇为投缘，从此成为了倾心相交的“忘年诗友”。

那时候，尽管，两个人的年龄相差25岁，一個是36年出生，一个是61年出生，而且一个人偏居西北青海，一个人住在首都北京。但是，无论是年龄的差距还是空间的距离，都未能阻挡两人之间后来“伯牙子期式的知音友情”。

惺惺相惜

对于骆一禾的盛情约稿，昌耀在感动之余始终念念不忘，记挂于心。1987年6月，在经过多次修改之后，昌耀将创作于1986至1987年间自己最满意的一组题为《庄语》（十首）的力作用挂号信寄给了骆一禾。

对于昌耀的《庄语》，慧眼识珠的骆一禾如获至宝，怀着十分敬畏的心情拜读，并深深地被昌耀卓尔不群的才华所折服。7月22日，在给昌耀的回信中，骆一禾掩饰不住拜读好诗的喜悦，掩饰不住编发好稿的开心，对昌耀的这个组诗给予了心悦诚服的赞赏，并通知他准备将这个组诗编排在1988年的开年第一期。

那时候的昌耀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在全国各地文学报刊发表了大量诗作。但是，能够在享有全国大型文学刊物“四大名旦”美誉之一的《十月》上发表诗歌作品，对于昌耀来说，依旧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骆一禾对自己诗作的认可和赞赏，使他顿时产生了如遇知己的感觉。

8月9日那天，在收到骆一禾的来信之后，昌耀怀着十分欣喜的心情迫不及待地给骆一禾回信，表达着自己“巧遇知音精神爽”的愉悦：

一禾君：

7月22日信日前收阅。大札几可称之为一篇审稿笔记，如此心细，从作者风格个性、语言运用、色彩等无不有你极为贴切的理解与中肯把握，指出其然并其所以然，态度是诚恳的，而非虚情客套。我极有兴趣地将大文拜读了数遍，从中既有“悟”的受益，又多获友道的滋补。我深以为你是我接触到的编辑中，能以如此准确感受将敝作“笔意”如此精当具体描述的第一人。此语并非自负（僻处者的我，自重而已，即便如此，“峣峣皦皦”之警语已时时留在耳畔），此语亦非恭维，仅仅是一得被理解的喜悦，谢谢。

1988年1月，一封厚厚的挂号印刷品从北京寄到西宁。昌耀收到了骆一禾寄来的第1期《十月》。在这期《十月的诗》栏目上，昌耀的《庄语》赫然在目，并占据了四个页码，并排版在比昌耀名气更大的杰出诗人公刘前面。（在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由于骆一禾的粗心，将《庄语》误以为是九首诗作，结果在目录上标注错了，写成了九首而不是十首。）

面对骆一禾从千里之外寄来的这份十分厚重、十分珍贵的新年礼物，昌耀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后来，《庄语》（外一首《猿啼》）被选入了中国诗坛最权威的诗歌年选读本——由《诗刊》社选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1988年诗选》。由此可见，骆一禾选诗编诗的眼光多么精准、独到。

倾情评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昌耀诗歌创作的黄金十年。1987年10月16日，他完成了一首长诗《听候召唤：赶路》。经过半个多月的修改，最终于11月3日定稿。对于这首力作，昌耀十分满意。于是，他将这首长诗连同1986年6月15日创作的《两个雪山人》、1986年7月25日创作的《回忆》和1986年8月2日创作的《金色发动机》等三首短诗寄给了《西藏文学》编辑部。

为了力推昌耀的这组诗歌力作，编辑部给骆一禾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为昌耀写一篇诗歌评论文章，和昌耀的诗作同时发表。

收到《西藏文学》编辑部的来信和随信寄来的昌耀新作诗稿，骆一禾格外重视。在反复拜读昌耀的这四首力作之后，骆一禾忍不住连声赞叹，决定和爱人张玞一起共同完成编辑部交给的这篇“作业”。

骆一禾的爱人张玞博士是他的小师妹，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一位“才女”。当时，她正在著名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门下读博士研究生，具有极高的诗歌理论素养和极高的诗歌批评水平，与骆一禾情投意合，琴瑟和鸣。

1988年2月1日那天，骆一禾与爱人张玞开始动笔。经过十天的写作，在深入研究，精准分析的基础上，合作完成了一篇题为《太陽说：来，朝前走——评〈一首长诗和三首短诗〉》的关于昌耀诗歌评论的“宏文巨篇”。

写完之后，在寄回《西藏文学》编辑部的同时，骆一禾提前将这个喜讯告诉了昌耀，意欲和他一起分享创作的快乐和评论的收获。

1988年3月的一天，骆一禾收到了昌耀的来信，信中，昌耀激动地表达了自己对骆一禾的敬意和谢意：

一禾君：

您已默默完成了纵论鄙人诗歌创作历程的长篇论稿，我十分惊异，因为我不曾想到您会有此兴趣，况且是就我的诗作一系统研究！从您概略的陈述里我已大致窥得此文立意之高，角度之新。对于您所作的“疏通”我颇感兴趣，如揭示“太阳”的“系列光感形象”都足可发人思索。作者的每一作品都是一个独立单元，但作品与作品之间或是出于无意，或是出于有意，但多半是出于“不自觉”的构成总会有某种“贯通”的东西相连属。换一个角度看，作者的作品自然是生活作用于作者的结果，然而从更深远的背景把握，是作者所处民族文化传统因素的必然产物。您所作的“疏通”是极有意义的，不仅令作者惊异，更重要的是令作者警觉，从而帮助作者克服已有的惰性，使不断有所超越。您的研究或可使创作过程的无序状态显示有迹可寻的某种可能，这样的分析实已达到潜意识文化心理积淀层次，结论也许出人意表，但却不可不信服，一切并非“白日梦”。因此，这样的研究可能揭示为人忽略或不易察觉的某种属于作者潜意识层的“创作自觉”。以上我的看法未知与尊作意蕴抵牾否？近来我一直寻觅发表尊作的《西藏文学》第3期（其实是第2期，姜注），尚未得到。我更希望有机缘读到您的那篇35000字长文……

捧读昌耀的回信，骆一禾的内心深处顿时涌起一种被知音所理解的幸福感。

开山之作

作为一个诗人，昌耀是幸福的。因为骆一禾是中国诗坛极少数能读懂他的知音，而骆一禾更没有辜负昌耀的信任和期望。

1988年5月，骆一禾与张玞合作的评论文章《太阳说：来，朝前走——评〈一首长诗和三首短诗〉》连同昌耀的诗歌《一首长诗和三首短诗》同时刊登在《西藏文学》第5期上（编辑部在排版的时候将张玞的“玞”字错排成了“玦”字）。

这篇长达近九千字的诗歌评论文章以昌耀的《一首长诗和三首短诗》为切入点，进而对昌耀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高度的评价，并最终得出了一个前所未有、名副其实的论点：“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昌耀先生的诗歌作品，是中国新诗运动里那些最主要的实绩和财富之一。”

骆一禾与张玞合作的这篇诗歌评论文章是中国诗歌评论界第一个提出“昌耀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观点的诗歌评论文章，具有开创性意义和命名式的贡献。

1988年以前，对于昌耀的诗歌成就和昌耀的诗歌贡献，中国诗坛并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而骆一禾与张玞合作的这篇诗歌评论是研究昌耀诗歌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和航标灯性质的诗学论述，从而打通了读者与昌耀之间、诗坛与昌耀之间的隔膜与障碍，打开了研究昌耀诗歌世界的大门，为后来的昌耀诗学研究提供了模板和样本。

从这篇文章开始，国内的诗歌批评家开始密切关注昌耀的诗歌创作成就，全面研究昌耀的诗歌创作特色，深入挖掘昌耀的诗歌艺术价值，重新评估昌耀的诗歌贡献，并渐渐形成了“昌耀诗歌研究热潮”，为最终对昌耀的评价定位和诗学贡献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作为被评论者，昌耀读到这篇文章后，良久不语。沉默了好久之后，他才激动地感叹道：诗坛懂我者，唯有骆一禾！

对于昌耀的推崇和推介，骆一禾始终是不遗余力的。昌耀的诗歌作品没有得到诗歌研究者和诗歌批评家应有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从而使昌耀诗歌的巨大成就和巨大价值难以在中国诗坛全面展现，骆一禾表现出了“打抱不平”的侠客情怀，并在私下广泛地向诗友们宣传昌耀为中国新诗发展所做的突出贡献。1989年5月11日凌晨，在写给青年诗人阎月君的一封信中，他写到：“青海的诗人昌耀从1954年到1988年的三十四年间，竟没有一篇（诗歌评论），也就是说三十四年间，一个民族的大诗人放在面前无人认得，这就是我们当代文学和时代环境令人发指的一个例证。”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昌耀的诗歌知音，骆一禾真正做到了“情至义尽”。

一生一见

正如伯牙和子期一生只见过一面一样，昌耀和骆一禾一生也只在北京相见过一次。尽管那次相见时间短暂，却依旧给彼此留下了一生中最难忘、最美好、最温馨的回忆。

1988年6月，《诗刊》社准备编选一套“诗人丛书”，著名诗人、《诗刊》副主编刘湛秋任主编，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其中，昌耀的一本诗稿《情感历程》入选。为了办理入选诗集事宜，昌耀专程从西宁前往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昌耀迫不及待想见的第一个朋友，就是骆一禾。昌耀迫不及待打出的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他的。在电话里，他们互相倾听着对方的声音，感受着对方的激动，并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见面的情景正如昌耀讲述的那样：

“直到1988年初夏我去北京办事才得去《十月》编辑部拜访这位不曾谋面而神交有年的年青友人。见面初始，我特惊异于他那一头鬂曲的蓬发，竟少见多怪地在心底为之咋舌，以为不可想象。第二天他到我投宿的一家浴池来看我，身着一套布料的墨黑西装，左侧领襟佩着一枚硕大的彩绘太极八卦图式胸章，同样出我意料（后来才揣摩出他对《易经》颇有心得）。他憨厚地笑着，为迟误了约会表示歉意，一面用手帕擦拭额头的汗水。那天极热，我给他买了好几瓶汽水并看着他一瓶瓶喝下去。事后他对我也好生奇怪，以为常人的方式应当是陪着他一同喝，哪怕是仅只做个样子。我们最后的一次聚会是在其后的第二天夜晚，他约我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吃饭。他对主人的安排十分满意，心境格外舒畅而无拘举止。他喝了不少青岛啤酒，并且是自斟自酌（我与主人均不善饮）。对于此种氛围我也有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但见他渐渐地进入了一种微醺状态，只有在那时我才得见进入完全的自我时的诗人一禾之心性。我们不太插话以免惊动他，惟听他独语：或阐发见解，或背诵《神曲》章节，或引述名人语录，一任思路所之。我暗自慨叹他超常的记忆力与知性。无疑，他的经过切实思考而作出的对一些事物的独到判断更易给人留下印象。”

在北京期间，骆一禾除了尽地主之谊之外，还领着他去拜访了自己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兼好友、时任中央人民廣播电台文艺部编导的雪汉青，并向她极力推介昌耀的诗作。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1985——1986）新诗（诗集）奖刚刚揭晓，而原本呼声最高的《昌耀抒情诗集》却因种种原因意外落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专门为这次评奖制作了一套节目，请专业朗诵嘉宾朗诵获奖诗人的代表作，并对诗人及其诗作做逐一点评。在骆一禾的帮助下，作为主持人的雪汉青在这期节目里特意将落选的昌耀加入进来，不仅请嘉宾对《高车》《划呀，划呀，父亲们！》做了声情并茂的朗读，而且配有十分精彩独到的点评，给了因诗集落选而郁闷的昌耀以莫大的安慰，从而使昌耀不虚此次北京之行。尤其令昌耀感动的是，得知昌耀即将出版新的诗集，骆一禾主动“请缨”，要为他的诗集撰写后记，使昌耀格外感动。

这是昌耀和骆一禾这两个“忘年知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见面。此后，两个人一个身在西宁，一个人在北京，远隔千山万水，只能遥遥相望。这次见面虽然时间匆忙，短促，但是却更加深了两个人的友情。

痛失知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昌耀和骆一禾的友情日益加深的时候，一个悲痛的事件发生了。

1989年5月31日，骆一禾因脑出血在北京病逝。噩耗传到西宁，传到昌耀的耳朵里，他犹如遭受晴天霹雳，悲痛万分。

有一天深夜，昌耀拿出骆一禾1988年9月27日写给自己的一首题为《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给大诗人昌耀先生》的诗稿，声音哽咽地读着：

先生，在太阳出来以前

人牢和文字狱中，是什么在把你围歼

在太阳出来以前

一切都在牢狱中生活。伊索

奴隶和巨匠的手斧在青海沉睡，而

它的梦，它的洪水滔天的梦

它在梦中不安的转动

使我久已感到。

这创痛是由来已久的。

……

读完之后，回忆起他和骆一禾之间的书信故事，回忆起他和骆一禾的见面情景，回忆起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昌耀再也抑制不住悲痛，顿时老泪纵横。

7月12日，他含泪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记诗人骆一禾》，哀悼这位与自己情投意合却英年早逝的“忘年知音”，字里行间写满了对骆一禾深切的悼念：

得知一禾去世噩耗时，我几乎是以一知情者听到谣传时所能有的漫不经心揶揄调侃了对方，声称事情完全被弄颠倒了，只应是一禾为故去的诗人海子料理后事而非一禾本人蒙受不幸。

其后不久接到一禾夫人6月27日的来信，写道：“5月11日-13日他连续熬夜为海子著书著文，又上班，饭几乎每天吃一顿，身体很虚……14日凌晨1时45分左右他突然发病……他惊人地挺过了开颅手术，又坚持了18天……在5月31日13时31分一下子停止了呼吸，自始至终没能发出一句话来。”

至此我始信一禾确实是远行了。后有友人汉卿悼惜一禾的一句话曾长久留在我耳边令我思索，话称：“生命真奇怪，越是精美，越是脆弱。”诚哉斯言。但我仍有不解：精美就必脆弱吗？一禾自己倒是以“韧性”对待自己的生命，而打算在其一生中还要做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情，其一即于诗。他欲效法庞德为英美诗人，工作的榜样，拟将一部分时间为中国新诗的繁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他说，“如果缺少着眼于中国诗歌的胸怀，一个人的成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最后只等于一事无成。”他相信“平凡的人驮着更大的世界”，断言“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做什么”。因之他要以“韧性”自许，并让我相信他所表示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以韧性的战斗将工作切实地做下去”的决心原就基于献身的自觉。那么又怎样去理解生命的“脆弱”？

……

在纪念文章的结尾处，昌耀附录了一首饱蘸思友之情和伤心之痛写给骆一禾的悼诗《浮云何曾苍老》，表达了自己的哀思：

浮云何曾苍老，

岁月仅只是多积了一份尘埃。

我们却要固执地寻求试金石，寻求奥学玄旨。

世间自必有真金。

而当死亡只是义务，

我们都是待决的人。

浮云总是永远的过客。

1989年7月25日，悲伤不已的昌耀给骆一禾爱人张玞写了一封信，在向张玞表示亲切慰问的同时，再次表达了自己沉重的哀悼之情：“结识一禾是我人生一幸，他有着极好的才情、品格，思维敏捷，论人论事、论诗论文都不乏深邃独到的思考与原则性，而决无一般浅薄者的轻浮（岂止是青年人才易沾染的毛病）。他对朋友谦和，热诚可亲。但我之所以称结识一禾是为人生一幸，且在于我们对人生、艺术的理解有着某种共识，我在诗中的某些微妙意蕴常得他留意、为他赏识，这或许就叫“知音难得”？所以我深以为荣幸。

写完这封信之后，昌耀再次悲由心生。那种悲情，那种伤感，正如伯牙闻讯子期病逝的噩耗，痛苦地摔碎了古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