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作荣：昌耀生命中“贵人中的贵人”

2019-03-14姜红伟

文学港 2019年2期

姜红伟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昌耀凭借其独一无二、非同凡响、无可复制、无可替代的经典诗歌篇章而成为大家公认的“诗人中的诗人”。

而昌耀之所以能成为“诗人中的诗人”，除了与他多舛的命运、苦难的经历、浪漫的气质、爱诗的情怀、独特的才华、探索的精神、创新的意识、勤奋的创作分不开之外，还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那就是在他的生命中，尤其是结束“右派生涯”重新复归诗坛之后，十分幸运地遇见了一批关心他、敬重他、欣赏他、支持他、帮助他的“贵人”。

人生最难得的是有幸碰到“贵人”。而昌耀无疑是一位幸运者，他不但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遇到了“贵人”，而且还有幸得到了长达20余年的“贵人相助”，从而成就了自己的诗歌伟业，成就了自己的大家风范，成就了自己的经典诗篇，成就了自己的不朽诗名。

在众多爱护昌耀的“贵人”中，有一位贵人对他的帮助最早、对他的扶持最多、对他的关心最久、对他的友情最深，并被昌耀视为“贵人中的贵人”。

那么，他是谁呢？

这位被昌耀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中的贵人”，就是曾经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长的著名诗人、杰出诗歌编辑家韩作荣。

那么，韩作荣，这位昌耀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中的贵人”，又是如何给予昌耀“贵人相助”的呢？

沙中淘金

韩作荣和昌耀结识于1978年。

那时候的韩作荣已经是成名的诗坛新秀，更是《诗刊》社编辑。那时候的昌耀却还是一位尚未彻底摘掉“右派”帽子且在诗坛默默无闻、籍籍无名的诗歌作者。而那时候的《诗刊》，则是全国诗歌作者心目中神往的诗歌圣地，数以百万计的诗歌爱好者将在《诗刊》上发表作品作为自己的梦想。

那一年的8月4日，昌耀完成了长达100多行的诗作《致友人——写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叶上》，并向《诗刊》投了稿。

这首诗是昌耀的力作，融入了他的大量心血，因此，他格外看重并寄托了希望。

作为当年全国唯一一家公开发行的国家级诗歌刊物，《诗刊》的来稿量之大是外人无法想象的。每天收到的稿件是以麻袋为计量单位的。有一天，韩作荣来单位坐班看稿。面对眼前的诗山稿海，他十分认真而耐心地一件一件审阅着。突然之间，一首题为《致友人——写在一九七八年的秋葉上》的稿件映入了眼帘。看着抄写工工整整的诗稿，韩作荣像往常一样读着。读着读着，韩作荣的眼睛一点点地亮了起来，心跳一点点地快了起来。

读完了这首诗，韩作荣才注意到作者的名字：昌耀。

昌耀？这是一个对于韩作荣来说十分陌生的名字。作为《诗刊》编辑，应该说，韩作荣对全国各地主要诗歌作者的情况是了如指掌的，但是这个叫昌耀的作者，却是他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对于这位陌生的昌耀和他充满了“陌生化”的诗歌力作《致友人——写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叶上》，韩作荣本着“好诗至上，好稿优待”的编辑原则，通过了初审，并呈给领导复审，最终通过了终审。

大约是1979年6月，昌耀收到了韩作荣写来的亲笔信。在信中，通知了他的诗稿《致友人——写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叶上》被留用，准备发表在第10期《诗刊》上。

这是一封令人激动的来信，这是一封令人惊喜的来信，昌耀捧读着这封留用通知，翻来覆去地读着，喜不自禁，彻夜不眠，犹如范进中举一般。作为一个诗歌作者，还有什么能比在《诗刊》上发表作品更让人高兴的喜事呢？

1979年10月，在昌耀日思夜盼、翘首期待中，《诗刊》第10期刊登了昌耀的诗作《致友人——写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叶上》。收到韩作荣寄来的两本样刊后，昌耀爱不释手地捧着刊物一遍一遍地读着自己印成铅字的诗作，并为自己的诗作能刊登在全国最大的诗歌刊物《诗刊》上而激动万分。

《致友人——写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叶上》是昌耀“归来”后在国家级诗歌刊物上发表的第一首力作。这首诗作的发表，对于昌耀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原来没有名气的昌耀在诗坛“初露头角”，而且更因为这首诗的编发而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知音、最重要的好友韩作荣。

从此之后，韩作荣和昌耀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弥足珍贵、弥足难得的诗友情谊，书写了一段足以载入中国诗歌史册的精彩的、美好的知己佳话。

慧眼识珠

《致友人——写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叶上》的发表，在昌耀的诗歌生涯里，绝对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不但激发了昌耀的诗歌创作激情，而且还增强了昌耀诗歌创作的信心。1979年8月9日至10月14日，昌耀完成了他个人诗歌史上最重要作品之一的长诗《大山的囚徒》。

《大山的囚徒》书写了一个曾经担任过州委宣传部长的“囚徒”的苦难和不幸，表达了诗人对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愤怒和批判，可谓是振聋发聩。

韩作荣收到这首长达500余行的长诗之后，顿时被震撼了。凭借他的职业敏感和审美眼光，他认定了这是一首非同凡响的诗歌佳作。由于此诗涉及的题材比较敏感，部分诗句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向《诗刊》社领导汇报之后，编辑部经过研究，做出了请昌耀来北京修改这首诗作的决定。

在《诗刊》创办史上，邀请作者来北京修改诗作，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而昌耀能成为极少数被邀请到北京改稿的作者，充分说明了昌耀的《大山的囚徒》是当时那个年代极为少见、极为难得、极为优秀的一首诗歌佳作，更说明了韩作荣的慧眼识珠和《诗刊》编辑部领导的远见卓识。

收到《诗刊》社的邀请信，昌耀欣喜若狂。1979年10月的一天，他满怀着喜悦的心情，满怀着充足的信心，踏上了前往首都北京的列车，从此开启了一位诗歌作者成为杰出诗人的成功历程和辉煌旅程。

在《诗刊》社修改长诗《大山的囚徒》的日子，是韩作荣和昌耀一生中相处时间最长、交流思想最多、谈话范围最广的一段美好时光。面对比自己年轻十一岁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青年诗人的韩作荣，昌耀对于他提出的修改意见极为尊重，同时，对于他发表自己诗作《致友人——写在一九七八年的秋叶上》的知遇之恩，也深表感谢。而韩作荣对这位比自己年长十一岁、经历坎坷的兄长也表现出了心服口服的敬重。他们在一起共同研究修改意见，一起探讨主题、结构，一起推敲诗句、段落，时而为几句诗的修改争论得面红耳赤，时而为改出好句子而高兴得眉开眼笑。11月23日，当修改完毕的《大山的囚徒》经过编辑部审阅决定刊登在1980年第1期《诗刊》上之后，两个人开心不已。

而在《大山的囚徒》修改过程中，由于互相欣赏、互相敬重、互相知音、投心对意，惺惺相惜，两个人从此之后成为了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最好的知音。

在时隔二十年后，韩作荣回忆了他们当年初次相见的过程：

最初知道昌耀其人其诗，是在1978年。当时，我作为分管西北诗稿的责任编辑，从稿堆里选出了他复出后的第一首诗《致友人》，发表在《诗刊》上。后来，又收到他的长诗《大山的囚徒》，编辑部研究后请他来京修改这首诗作，于是便有了我们的第一次会面。

那是1979年清冷的初冬，在虎坊路甲15号只有一砖厚的小平房里，我见到了个子不高，戴一副宽边眼镜的昌耀。诗人有些消瘦，面色清癯，上嘴唇微微翘起;虽然他当了多年“囚徒”，不大考究的衣衫仍遮不住一身书卷气。或许是神光内敛之故，他显得有些木讷，话语极为吝啬。相识了，虽交谈不多，但我对能写出好诗的人心里总多出一份敬重，便免不了书来信往。由于职业的缘故，也赖于信任，我常常能较早读到他的新作，并经手发表他成组、成批的作品。读到那些有血液流注的汉字，典雅、庄重且意味深长的诗行，我为之心仪、惊叹，并为诗歌而庆幸。而淡然的文字之交，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感到友情日深。

1980年1月，是中国当代诗歌黄金时代的开局之年，昌耀的长诗《大山的囚徒》配插图隆重刊登在《诗刊》第1期上。

《大山的囚徒》既是昌耀真正进入中国诗坛的开门之作，更是中国诗坛1980年的开年之作，发表之后，顿时在中国诗坛，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大家一致公认为这首长诗是一首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诗歌作品。昌耀因此一举成名，从此跻身中国诗坛优秀诗人行列。

连发佳篇

1981年2月，由于工作需要，韩作荣从《诗刊》社调转到被誉为“中国文学国刊”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担任诗歌编辑。

韩作荣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以后，对昌耀的创作更加关注，对他的诗作更加青睐。而昌耀呢，每次完成新作，他第一个想到和自己分享创作成果的人，便是韩作荣。

1982年12月，《人民文学》第12期刊登了由韩作荣担任责任编辑的昌耀三首诗作《高原行旅》，从此拉開了昌耀在《人民文学》连续20年发表作品的序幕。

自1981年开始至2000年，韩作荣先后担任了诗歌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副主编等职务，无论担任什么职务，对于昌耀寄给他本人的作品，他都亲自审阅、亲自修改、亲自编辑、亲自发排（部分作品交由陈永春责编）。

据统计，从1982年至2001年，昌耀共计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下列作品：

1982年第12期《高原行旅》——《风景：湖》、《丹噶尔》、《关于云雀》;

1983年第12期《西北角》（三首）——《峨日朵雪峰之侧》、《垦区》、《家族》;

1985年第9期《忘形之美》——《秦陵兵马俑馆古原野》、《邂逅——赠南海G君》、《芳草天涯》;

1987年第3期《青铜之美》（九首）——《稚嫩之为声息》、《在雨季：从黄昏到黎明》、《黑色灯盏》、《美目》、《刹那》、《周末嚣闹的都市与波斯菊与女孩》、《冷太阳》、《造就的时代》、《白昼的结构》;

1996年第6期《昌耀近作》（诗与随笔）——《前记》、《有感而发》、《勿与诗人接触》、《复仇》、《人：千篇一律》、《享受鹰翔时的快感》、《近在天堂的入口处》、《小满夜夕》、《凭吊：旷地中央一座弃屋》、《灵语》、《答诗人M五月惠书》、《火柴的多米诺骨牌游戏》、《街头流浪汉在落日余晖中遇挽车马队》、《地底如歌如哦三圣者》、《深巷？轩车宝马？伤逝》、《混血之历史》、《纯粹美之模拟》、《迷津的意味》、《与蟒蛇对吻的小男孩》、《答深圳友人HAOKING》、《戏剧场效应》、《意义的求索》、《划过欲海的夜鸟》、《淘空》、《钟声啊，前进！》、《戏水顽童》、《感受白色羊时的一刻》、《荒江之听》、《圯上》、《一个青年朝觐鹰巢》、《梦非梦》、《悒郁的生命排练》、《冷风中的街晨空荡荡》;

1998年第8期《昌耀近作》（诗与诗论）——《在一条大河的支流入口处》、《灵魂无蔽》、《玉蜀黍：每日的迎神式》、《噩的结构》、《两只龟》、《人境四种》、《告喻》、《主角引去的舞台》、《面对“未可抵达的暖房”》、《致史前期一对娇小的彩陶罐》、《语言》;

1999年第4期《昌耀近作（随笔）——《裸袒的桥》、《醒来》、《载运罐装液体化工原料的卡车司机》、《今夜，思维的触角》、《我的死亡——伤情之一》、《无以名之的忧怀——伤情之二》、《寄情崇偶的天鹅之唱——伤情之三》、《我的怀旧是伤口》、《苏动的大地诗意》、《权且作为悼词的遗闻录》、《一个早晨——遥致一位为我屡抱不平的朋友》、《音乐路》;

2000年第6期《昌耀遗作》——《菊》、《一十一枝红玫瑰》、《《昌耀诗文总集》后记》、《致朱乃正》;

2001年第7期《热苞谷》。

一个作者，在跨度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连续发表79首（篇）诗歌和随笔，据我所知，在《人民文学》长达70年的办刊史上，昌耀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纪录创造者。他创造的这项连续20年发表作品79篇的纪录，已经是空前的，更可能是绝后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96年第6期上，韩作荣居然一次性用19个页码编发昌耀的作品多达33首（篇），实在是大手笔、大气魄！

作为昌耀作品的责任编辑，韩作荣20年如一日地关注并编发他的优秀作品，像他这样的杰出编辑家，在中国文坛无疑属于“凤毛麟角”。

昌耀的一生，大约发表了300百余首作品。而《人民文学》给他的发稿量，居然占据了四分之一，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在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背后，我看到的是令人感动的韩作荣对昌耀的付出、对昌耀的扶持、对昌耀的鼓励和对昌耀的帮助。

而对于20年连续发表昌耀作品这件事，韩作荣的解读却是令人感动和敬佩的：“其实，面对昌耀，我倒真心感谢他对刊物、对我这个编辑的有力支持。对他这样的诗人而言，即使给他颁了奖，也不仅是刊物给他的荣誉，他的作品，也给了刊物以荣誉。”

1997年4月29日，由《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96昌达杯人民文学奖”颁奖大会上，昌耀刊登在1996年第6期《人民文学》的作品《昌耀随笔》（共计33篇诗文）荣获了优秀奖，奖金一万元。对于昌耀来说，无论是这个荣誉还是这份奖金，都是第一次获得。当接到编辑部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北京领奖的时候，手握听筒的昌耀激动得语无伦次……

这是昌耀一生中荣获的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更是他一生中荣获的最多的一笔奖金。他深知在这个分量极重的奖项背后，韩作荣为此所做的大量工作。

说到昌耀荣获“96昌达杯人民文学奖”这件事，还有一件题外的趣事呢。据韩作荣讲述说，“前年，请他到京领取人民文学诗歌奖，在西宁车站购票时，钱包和身份证均被人抢走，遭受抢劫而又失去“身份”的昌耀惊魂不定，打来电话，让我到某次车某车厢某座号处去领他。”

雪中送炭

1993年6月，鉴于出版界存在的诗集出版难现状，昌耀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然而，想要自费出版谈何容易啊，何况对于昌耀这样一位清贫的诗人来说。于是，他想到了采用预订书的方式，向全国各地读者进行征订。为此，他向全国各地的诗友邮寄信件，求得大家的帮助和支持。8月初，昌耀给韩作荣寄去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自费出版诗集的困难，希望能得到好友的支持。同时，附录一份由昌耀自己执笔写的题为《蹇作跛驴说命运》（原题：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的诗集广告宣传单：

人总难免说些蠢话、干些蠢事，如果此说尤可成立，那么智与愚又是什么意思？因为即便是“北山愚公”那样的智者也曾广被世人嘲笑，被后世愚弄。那么成功者才是聪明的了，须知有位年少无知蹲窝孵蛋的发明家其逸事就在咱们小学生课本明白记着而被当作“大智若愚”的范例。如此，有关智与愚的表态还是宜于持谨慎态度“三缄其口”，然则这一主张本身莫不同样有欠谨慎、明智？

真感糊凃：好容易有了一种认识的飞跃，上升为理论，并觉其精确坚硬之至，绝对无懈可击，何以一旦形诸语言其所涵容恍又明显留有疏漏不可自圆？人的思考是多么可怜可悲，总是命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总是命该优柔寡断，无怪哈姆雷特王子要说“是死是活这是一个问题”。

好了，教训已经够多、够惨，但我好长岁月依旧难得狡猾，譬如为出版事就一再轻信、盲从、盲听，贻误时机，直到几天前才警觉然，才重又记起鲍狄埃的诗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诗人们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

好了（又是一个“好了”），一通穷聊，现在该是“图穷而匕首见”了，——我诚望此举不该被解释成诗人已到穷途末路，不，我诚望我的感叹、吁请以及我拟自救的诗集能够带给诸君某种意义的思考（或者美其名曰“审美感慨”）。那么，请再耐心读完我如下一则“书讯”（如蒙本报编者见允）：

鄙人昌耀，为拙著事预告读者：出版难。书稿屡试不验。现我决心将《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自费出版“编号本”以示自珍自重自爱自足（序号以收到定金先后排列，书于版权页并加盖戳记）。本“编年体”自选集收长短诗作近三百首并作者就艺术与生活及生平撰写的短论、信札约三十件，还兼收有诗评家评介文章多篇。大型开本，四百余页，内文小五号字连排。本书仅是为酬答知音而编辑的一本资料紧凑的纪念集。本书只印一千册，现已办理预约，每册收款十元，愿上钩者请速告知通信处并将书款汇青海省文联昌耀（邮编810008）。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三日

收读昌耀的来信，面对好友的难处，重情重义的韩作荣毫不犹疑地慷慨解囊，出手相助，预订了大批诗集，解决了昌耀的一部分“燃眉之急”。

对于韩作荣支持昌耀出版诗集《命运之书》这件事，著名作家、原《人民文学》副主编肖复兴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来《人民文学》之前，看到杂志上刊发有青海诗人昌耀的组诗，来到《人民文学》后知道那一组诗是作荣的编辑，并知道他和昌耀关系很好。因我也很喜欢昌耀的诗，并在青海和昌耀有过接触，还曾经写过昌耀的一篇很长的报告文学在上海的《文汇月刊》上发表过，便和作荣聊过昌耀。他告诉我昌耀现状，说他很不容易，面带怜惜之情。后来，为帮助昌耀把好不容易才自费出版的诗集卖出去，他拉来了很多昌耀的诗集，放在办公室帮助卖。我看得出，他是一個重情重义的人。”

执笔写序

昌耀生前，共计出版5本书：1986年3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昌耀抒情诗集》、1988年6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昌耀抒情诗集》增订本、1994年8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命运之书——昌耀四十年诗作精品》、1986年3月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和1998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昌耀的诗》。而其中，出版周期最长、进度最慢的无疑是《昌耀的诗》。俗话说，好事多磨。对于昌耀来说，也是好书多磨。

能在全国最有影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新书，始终是昌耀的一个梦想。但是，想要梦想成真，却颇费了一番周折。

《昌耀的诗》出版构想最早要追溯到1990年。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有出版昌耀诗集的计划，由诗人莫文征担任责任编辑。为此，1990年夏天，昌耀专门到访人民文学出版社面见莫文征，与他商谈诗集出版事宜。没想到，这本诗集的出版计划经过多次变化，历时整整八年。1998年12月，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诗集品牌《蓝星诗库》之一的《昌耀的诗》终于出版了。在出版之前，昌耀给好友韩作荣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为这本“命运坎坷”的诗集写序。韩作荣在为昌耀高兴之余，欣然命笔，精心撰写了一篇题为《诗人中的诗人》的序言。在这篇序言里，韩作荣详细回顾了与昌耀相识的经过，精准地评价了昌耀诗歌的艺术特色和诗学价值，并提出了一个十分精辟的观点，称赞昌耀是“诗人中的诗人”：

他的作品，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诗相比，也不逊色。今天，我仍然认为此言并非夸饰，他是当代为数不多的、用汉语写作最好的诗人之一。

读昌耀的诗，你会发现真实的人生之旅、被放逐的游子寻找家园的渴意以及灵魂的力量。现实精神、理性的烛照、经验与超验，有如空谷足音，充满了魅惑。那独有的声音既是坚实，也是虚幻，既有着古典的儒雅，又颇具现代意味;这让我想到其诗由想象控制的抒情因素、深入事物内部的象征品格、恰到好处的意象、出人意料的并置，以及反讽、带一点儿小小恶作剧式的幽默。

昌耀就是昌耀，他不是任何艺术观念的追随者，他以虔诚、苛刻的我行我素完成了自己以“仅有的”不容摹拟的姿态树起了诗的丰碑。而这些，所体现的恰恰是一个大诗人的特征。

读昌耀的近作，我钦服于他对诗的敏感与发现，对一首诗总体的诗性把握。对于诗人而言，有“有句无篇”者，有“有篇无句”者，但如昌耀这样，每一句都是诗，且通篇又能创造出沁人心脾的情境和氛围的诗人，确是少之又少了。当俗常的日子将诗意埋葬，人的颅骨已生出厚茧，昌耀正用榔头一样古老的汉字，敲醒未曾泯灭的诗心。

在诗坛，昌耀是广受推重的诗人，而推重昌耀的，又多为颇有创造力的诗人和青年诗人中的翘楚。我常常收到一些年轻的、素质较好的作者写来的信，他们常常提到昌耀是其极少敬重的诗人之一。在这个诗意贫乏、诗心已渺的年代，诗受读者的青睐颇为难得，而诗受诗人的青睐则更为难得。由此，称昌耀是“诗人中的诗人”恐并不为过。

收到韩作荣寄来的书序，昌耀急不可耐地拜读着。读着，读着，昌耀的内心回响着激动的感慨：知我心者，懂我诗者，韩作荣也！

由于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解读到位、论述精辟，韩作荣这篇专门为《昌耀的诗》撰写的序言从此成为了昌耀诗歌研究领域里最有分量、最有见地、最有影响的诗歌评论佳作之一。与昌耀的诗作相比，韩作荣的这篇序言同样精彩，堪称珠联璧合、日月同辉。

鼎力荐评

昌耀的一生，尽管创作了大量风格独特的诗歌佳作甚至是经典诗篇，但是，他在生前荣获的诗歌奖项却极少极少。除了《人民文学》杂志社1997年授予他“昌达杯人民文学优秀奖”之外，在全国获得最高的诗歌荣誉就是由中国诗歌学会1999年为他颁发的“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而韩作荣正是这个大奖的评委之一。

中国诗歌学会“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由于是首次举办，参加评奖的均为国内著名诗人，诗坛高手云集，竞争异常激烈。作为国内德高望重的著名诗人、诗歌编辑家、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的韩作荣，应邀担任了评委。在评选过程中，他力推昌耀的诗集《昌耀的诗》，得到了其他各位评委的一致赞同，最终使昌耀成为了两名获奖者中的第一名。

在力推昌耀荣获众望所归的“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之后，应中国诗歌学会之邀，韩作荣亲自动笔为昌耀撰写了授奖词，对昌耀的《昌耀的诗》给予了中肯、精准、令人心服口服的评价：

昌耀对于诗坛而言，是个独特的存在。当诸多的诗人在诗潮中随波逐流，他却卓然独立于高原之上，以雄奇、高邈、博大、精微，塑造了自己的诗歌品格。他的长诗《慈航》是他诗歌高原的骨架，以爱与良知展现了对生命与灵魂的拯救，体验了“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他的多数诗章，都在苦难的摧折与生命的强劲、盛大中，形成了艺术的深度表达与完善;他让我们领略了什么是诗歌意义上的高原，在他的诗中，大地与大地所繁衍的一切，那些原生性的品属已与语言、心灵融于一体。他，是大西北无数生命的灵魂，让我们感知精神的能量、倾听穿透时空的声音，以及经验与超验，有如“空谷足音”，充满了魅惑。

当好友韩作荣将昌耀荣获“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的喜讯转告昌耀的时候，此时此刻的昌耀是有喜有悲。喜的是自己的作品荣获了中国诗坛的大奖，悲的是，自己因为身患肺腺癌已经无法亲自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2000年1月20日，中国诗歌学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颁奖大会。会上，评委会将“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终身荣誉奖”授予世纪诗翁臧克家和卞之琳先生。同时，昌耀和朱增泉荣获此次大奖的1998至1999年度优秀奖。

由于罹患重病，昌耀未能到会。而将军诗人朱增泉在即席发言中，表示了对获奖的诸多感受。他最后宣布将5千元奖金委托中国诗歌学会转赠给重病诗友昌耀，并祝这位未谋面的朋友早日康复。

探望诀别

對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就是面对与亲朋好友的生离死别。

获悉昌耀被确诊为肺腺癌、生命正在慢慢地进入倒计时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作为好友，韩作荣顿感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十分震惊、十分悲伤的他，想到昌耀从年轻时代的命运多舛，到了晚年却又身患绝症，他忍不住悲从中来。为了能见好友最后一面，为了给病重的好友带去些许的安慰，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兼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的韩作荣在中国诗歌学会的支持下，决定亲自奔赴西宁探望昌耀，为他补办一个颁奖仪式，将获奖证书和奖金颁发给重病中的昌耀，给他送去最后的荣誉、最后的慰藉、最后的友情，陪伴他度过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

明知道这是生离死别，明知道从此阴阳相隔，明知道必将泪眼相对，明知道相见心如刀割，2000年2月7日，大年初三，韩作荣依旧踏上了去西宁的旅程，为这位老朋友、好朋友送最后一程。

“春节期间，我曾专程去西宁看望病重的昌耀，并为他带去中国诗歌学会首届年度诗歌奖的奖杯和奖金，还带去了另一位获奖者、将军诗人朱增泉转赠他用来治病的5000元奖金，以及众多诗友的问候。面对荣誉和友情，情动于衷的昌耀哽咽着，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在被理解和抚爱中断断续续地倾诉，鼻孔仍插着输氧软管，靠在一把椅子上，艰难而又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境。

可那时的昌耀已病入膏肓，几近油尽灯枯。看他纸一样单薄的身子，腿上的皮肤用手一捏便能合拢，原来方阔的脸已被病魔削成了三角形，且面色苍白，身体极度虚弱，我已感到恐怕无力回天了。或许是回光返照，也许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撑持，据说原来喘息着说不出一句完整话的昌耀，竟神奇地坐了起来，和我们交谈了十几分钟。

在他的病榻前，我用里尔克的诗句激励他——挺住就是一切，并叮嘱他这一万元奖金一定用来治病，钱不够，朋友们再设法筹集，不要为钱而担忧。可他清楚自己的病情，用他的话说，“癌症在我的体内突飞猛进”，但他答应积极治疗，不辜负诸多朋友的心意。在谈话间，我不愿涉及死亡这个字眼，他却并不忌讳。我说坚持治疗，未必不会有奇迹发生，他却说，死也没有关系，我不说过“士为知己者死”吗？说这话时他脸上带着难得一见的微笑，但眼里已是泪花晶莹。这是四年前昌耀写给我的信中的一句话，在这个时候说出来，让我着实难过。

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眼睛都已潮湿的时候，他床边的闹钟响了。他告诉我，闹钟18点10分已响过一次，那是你下车的时间，这次响，该是你到宾馆的时间，可你却直接到了医院……

正月初八，当我在昌耀的病榻前与他相拥而别，两个人的眼里都盈满了泪水。我不愿让他看到我的眼泪，扭过头只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背部，转身离去便再也没有回头。我知道这是永别，泪眼模糊，整个世界都失去清晰，下楼时泪水随着阶梯一层层坠落，胸中顿有一种空失，也感到自己从未有过的软弱。”

念念难忘

2000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昌耀走了，他是坠楼走的。这个源于土地，又与大地山川融于一体的诗人，是他拥抱泥土，还是土地敞开胸怀拥抱着他？他是那样义无反顾，只在几分钟无人照看的时间里，便登上三楼的阳台，奋身而下，窗前的树枝都没有扯住他”。

尽管，对于昌耀的去世早已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是，听闻从西宁传来的昌耀因难忍病痛折磨跳楼的噩耗，面对昌耀以这种决绝的方式离开人间，韩作荣还是难以接受好友的永别。那些日子，韩作荣沉浸在难以形容的悲痛中，白天眼前经常浮现昌耀的面容，晚上常常梦见昌耀的身影。

更多的日子，韩作荣仰天长叹，悲痛呼号着昌耀的名字：昌耀兄！昌耀兄！昌耀兄啊！

在韩作荣的眼里和心里，“这是一个冰冷的日子，心脏疼痛的日子，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此消失，让人再也见不到他”。

2000年4月2日，在昌耀去世十天之后，韩作荣在北京家中眼含热泪，饱蘸思念，挥笔写下了一篇悼念昌耀的文章《受难的囚徒与垂首的玫瑰——怀念诗人昌耀》。

这篇散文，长达八千余字，详细记录了韩作荣奔赴青海探望昌耀的情景，生动地描述了昌耀历经人生坎坷、成就经典诗篇的过程，高度评价了昌耀诗歌的辉煌成就、重要价值和卓越贡献，讲述了昌耀女友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里的精心陪伴和细心照料。

这是一篇韩作荣用尽了力气、用尽了情感的呕心沥血之作，更是一篇字里行间盈满了悲伤、思念的散文。尤其是文章的最后一段，写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昌耀走了，他实践了死亡的自我保护，他的遗容神态安详，却无法体验“长眠就是幸福”了。在亲友的泪水里，在无数痛悼哀伤的叹息里，一个诗人的肉体即将消失，化作前生命状态的物质，真正和高原结成一体。他的诗魂，却如同火焰中“一个烧焦的影子，从自己的衣饰脱身翱翔空际”，给空渺和苍茫渗入金属般瘦硬、坚实，湖水一样澄明、幽深的诗意。

夜晚，他的女友从昏迷中醒来，手持一束花朵又来看他了。而这时的昌耀已成为停尸房里的一个编号。看门的老人不知道哪一具尸体是他，說，把花放在凳子上吧。

女友用难忍的悲声呼唤着——王昌耀，我来看你了！你走好啊……

我想，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呼号。

这篇悼念昌耀的文章写完之后，刊登在2000年第6期《诗刊》上。许多昌耀的朋友和读者读完这篇情感真挚的散文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流下了眼泪。

昌耀逝世后，全国几十家报刊刊登了大量悼念昌耀的文章，而韩作荣撰写的这篇，被大家公认为是所有悼念昌耀文章中最有影响、最有感情、最有深度、最打动人心的最佳文章。

而在刊登悼念昌耀作品的报刊中，《人民文学》专门设立了“怀念诗人昌耀”专栏，刊登了由韩作荣执笔撰写的编者悼词：一个卓越的诗人逝去了，他的肉体已经与青海的大地、山川融为一体，但他的诗魂，仍留在无数生命之中。昌耀先生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其后期的力作，最初都发表在本刊。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又将一首仅有的未发表的诗作和绝笔诗及两则短文，寄给《人民文学》。现将其遗作及悼念诗文一并发表，表达我们对诗人的痛悼和敬意。同时，刊登了昌耀临终前寄给韩作荣的未发表诗作《菊》和绝笔之作《一十一朵玫瑰》及《昌耀诗文总集后记》、《致朱乃正》等其他两篇文章。另外，在这期刊物上，发表了著名诗歌评论家张同吾的悼诗《永远的囚徒和最后的恋歌》和女诗人卢文丽的悼文《花在叫》，以此纪念昌耀。

2006年8月14日，昌耀的忘年之交——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燎原完成了《昌耀评传》的书稿。在选择为这部书稿写序的人选时，燎原最先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便是韩作荣。因为，他深知韩作荣是昌耀生前最好的朋友，更是最懂昌耀诗歌的知音。在中国诗坛，没有谁比韩作荣更适合写这篇序言了。于是，燎原给韩作荣寄去了书稿，并请他写序。“2007年3月，在昌耀逝世7周年之际，我收到了燎原历时3年而写就的《昌耀评传》。捧着这一摞厚厚的书稿，我的心瞬间沉重起来。睹物思人，引起我对故去的友人的伤感和怀念，同时也深感这部心血之作沉甸甸的分量。”

那时候的韩作荣担任着《人民文学》主编，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还是欣然满足了燎原的心愿，撰写了题为《在谦卑而清澈的光亮中现身》的序言，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对老友昌耀的缅怀和纪念。

2008年6月，《昌耀评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在韩作荣撰写的书序结尾，有这样一段话尤其令人感动：燎原在书的后记中说，这是我对昌耀的还愿。他曾经用谦卑而清澈的光束照耀了我，现在，我要将这一束光返还回去，使他从幽暗中豁亮现身。而我同样作为昌耀的知心的朋友，能为这部即将出版的书写序言，是我荣幸，能为昌耀的“现身”再做一点事儿，也是我的渴望和心愿。

人走茶热

俗话说，人走”茶”凉。而对于韩作荣来说，自从好友昌耀走了之后，这杯”茶”不但没有凉，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越热了。正如对昌耀的思念和怀念，变得日久弥深。

昌耀去世后，他的骨灰被送回到老家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乡下。

由于怀念日久，韩作荣始终想到昌耀的墓地去探望他，陪他说说话，和他聊聊天，以解这种深埋于心多年的对昌耀老兄的怀念。

2008年9月18日，应邀参加第四届常德诗人节的韩作荣，在常德市文联副主席杨亚杰和《常德日报》记者胡南的陪同下，抽出时间专程去了位于桃源县三阳镇王家坪的昌耀墓地祭拜他。临行前，韩作荣为老友选购了一个花篮，上面写着“诗人昌耀长在”。在昌耀墓地，韩作荣默然肃立，凝视老友沉睡的地方，喃喃自语：昌耀兄，我来看你来了！昌耀兄，我来看你来了！

2012年6月，韩作荣再次来到常德参加第六届常德诗人节。这次由于时间太匆忙，日程太紧张，韩作荣无法前往昌耀的老家去探望昌耀老兄。这种遗憾，最终凝结成了一首写给昌耀的诗歌《在桃花源怀念昌耀》，刊登在《诗刊》2012年第17期，再次抒发了对昌耀的思念之情，令人读后怦然动容：

多年前你就想回到常德

可这里却没有立足之地

桃花源里已经没有桃花了

它只是文字里一场虚幻的梦

只有这里的荒山野岭愿意收留你

像收留零落成泥的桃花

当你从楼窗坠落

在高原选择了另一条回家的路

终魂归故土

尽管回来的只是一钵骨灰

四年前两个朋友陪我來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