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松

2018年11月10日下午，长期关注皖籍烈士的《中华儿女》报刊社安徽舒城籍编委沈龙言辗转2000公里，在舒城县委党史研究室领导陪同下，到达该县万佛湖镇范家店村我党隐蔽战线著名的“龙潭三杰”胡底烈士妹妹家。沈龙言行庄严跪拜礼，双手高举取自烈士牺牲地的“红土”将其交到了96岁的胡莲昌老人手中，“老人家，您的大哥回家啦！”终于完成多年夙愿的老人紧握沈龙言的手老泪纵横，她反复凝视“红土”，将脸贴近摩挲亲吻……随后老人依依不舍地将“红土”交给了舒城县胡底烈士纪念馆负责人。

胡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当红影星，被誉为“武打明星”“东方范明克”。不过，在耀眼的明星光环背面，他还是位神秘莫测的卧底潜伏者。胡底与李克农、钱壮飞一起被周恩来誉为我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李克农出生于安徽巢湖，而胡底1905年3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新街，两人出生地相距不过50公里。胡底与李克农作为老乡怀揣共同革命志向早年熟识，1929年11月，李克农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片场观看拍摄电影，影坛红星胡底适时将好友钱壮飞引荐给他后，我党隐蔽战线上一段彪炳史册的红色传奇自此震撼上演……

胡底幼年就读于大伯胡绪章开办的私塾，聪颖睿智的他15岁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求学。少年胡底虽生在家有良田50余亩的富贵之家，但他常对身边穷苦百姓慷慨资助。1921年，17岁未毕业的胡底以全校第3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省立合肥二中，1923年中学读了两年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胡底在大学接受马列主义熏陶参加革命活动。后经同学吴鹿鸣介绍，与钱壮飞在“安徽会馆”相识，从此二人成为亲密挚友。大学里，堪称俊杰的胡底身材魁梧俊逸多才多艺，尤对文学和音乐造诣很深，加上他性格开朗善交际乐助人，人脉朋友圈很广。大学毕业后，他一直住在钱壮飞家里，1925年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钱壮飞、胡底和徐光华在北京合办成立光华电影公司，拍摄上映了一部名叫《燕山侠隐》故事片引起轰动，一度被送到日本放映。

1927年，蒋介石发动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身为共产党员的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敌人“黑名单”受到通缉。胡底收到党组织报警后，和钱壮飞马上改名隐匿。当年冬天，他们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血淋淋的教训，引起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高度重视。汉口“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秘密迁到上海。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当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成立特务工作科（即党的情报保卫机关）。1928年4月，中央特科设立情报科（二科），陈赓同志任科长，开展反间谍肃清叛徒活动。

胡底与钱壮飞来到上海后，他们心急如焚寻找党组织同时，各自找份工作做掩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电影业的第一个大繁荣期，尤以武侠电影最盛。胡底遂应聘潜入上海江湾昆仑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出演硬派武生角色，拍摄过《盘丝洞》《昆仑大盗》等影片男一号，凭借高超演技和过硬功夫风靡上海滩，被观众誉为“东方范明克”（范明克是当时美国武打明星）。1928年7月，胡底等与党组织接上了头，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过地下组织生活。后经周恩来亲自拍板，胡底与钱壮飞等一起加入中央情报科。纸包不住火，由于长期进行革命活动被敌人发觉，大批军警前往影片公司搜捕。嗅到风声的胡底闻讯后立即只身翻跃高墙逃走，躲到松江沿海一带渔村里同盐商们生活在一起。1929年夏，胡底被敌人察觉到踪迹又被追捕，机智敏捷的他连夜逃往杭州建设局（国民党特务机关）谋了份差事，继续为党从事情报工作。风声过后，当年11月胡底悄悄潜回上海来到另一家影片公司任职。一天在片场，胡底在摄影棚巧遇时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的李克农，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一家餐馆小酌叙旧前，胡底喊来钱壮飞介绍与李克农相识，三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这时钱壮飞已考取国民党以拥蒋、反共为宗旨的秘密组织“中央俱乐部”（简称“CC”，中统前身）特务头子陈立夫亲信徐恩曾主辦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因钱壮飞才华出众且与徐恩曾同乡，深得其信任。徐恩曾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时，钱壮飞又被任命为其私人秘书。

1929年冬，陈立夫在其主管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系统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缜密的特务机关，进行疯狂血腥的反共活动。12月下旬，国民党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总务科主任，实为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随即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筹划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钱壮飞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周恩来指示：“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即派胡底和李克农、钱壮飞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陈立夫、徐恩曾为统一指挥全国的特务机关，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设立“长江通讯社”，任命钱壮飞为社长胡底为编辑。1930年冬，胡底调任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分支机构，归属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抵达天津后，胡底在张家眬的协助下，经半个多月准备租借了一幢房子设立了社址。在天津获得的国民党情报，都是以长城通讯社做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再转送党中央。此时的李克农在钱壮飞引荐下主持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社。就这样，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指挥机关，胡底除协助钱壮飞外，掌握了国民党在天津的最高情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情报机关，中央还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联系。至此，三人深入龙潭虎穴成为“刀尖上的舞者”，如三把锐利的钢刀插在敌人心脏。徐恩曾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反共“铁三角”其实正是周恩来一手布置、陈赓直接领导的特科“红三角”。此后，“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利用特殊身份，为党提供了大量反动当局核心机密，其中包括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战计划，以致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都以红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虽然胡底等作为陈立夫、徐恩曾特务组织的功臣立下“汗马功勋”，徐恩曾也对他们信任有加，可有一件事他却讳莫如深，那就是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讯用的密码本时刻深藏不露。为千方百计弄到它，钱壮飞、胡底等一直等待时机。一次他们巧妙设计，利用徐恩曾好色恶习，说打听到南京有家夜总会新来个漂亮美人儿，徐恩曾听后顿时眉开眼笑心里直痒痒，亲密部下们特意叮囑密码本带在身上很不安全。此时色欲熏心的徐恩曾早已神魂颠倒，毫无芥蒂的将密码本掏给下属们保管。从此，国民党许多重大机密、尖端情报也落到我党手中，其中协助中央特科铲除一批叛徒堪称绝妙大手笔。1929年和1930年间，任弼时、关向应、澎湃、杨殷等同志被捕后，经“龙潭三杰”掌握后发来大量可靠情报，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开展了一次次的生死大营救。同时由于情报的准确，及时地镇压了出卖中央政治局委员澎湃和后补委员杨殷同志的叛徒白鑫，铲除了出卖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同志的叛徒何家兴夫妇和叛变投敌的黄第洪等一批罪大恶极叛徒败类。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要命的是他掌握着中共中央的几乎所有机密，使党中央完全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等极其沉重机智地截获了顾顺章叛变出卖灵魂的这一重要情报，并迅速报告党中央。周恩来当机立断火速采取紧急措施，将党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派驻机关连夜全部转移，致敌人次日扑空，使党避免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这次险遇直到建国后，周恩来曾多次感慨：“没有‘龙潭三杰’，就没有党中央。没有‘龙潭三杰’，顾顺章的那次叛变将使中央高层尽落敌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会由此改写。”

粉碎叛徒顾顺章后，“龙潭三杰”暴露。气急败坏的敌人像输光了的赌徒，在上海出动大批军警特宪疯狂缉捕。危急时刻，在天津的胡底收到钱壮飞用暗号拍来的警示转移电报后，胡底从容镇定地处理好一切善后事宜，在张家眬夫妻帮助下，有惊无险顺利乘船返回上海。1931年8月，为保护“龙潭三杰”人身安全，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利用一切渠道安排敌人追捕最紧的“龙潭三杰”火速离开上海，分别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1年底，胡底偕钱壮飞、李克农先后抵达中央苏区后，李克农任国家保卫局长，钱壮飞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胡底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还承担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在苏区的3年多里，才思敏捷的胡底充分发挥特长，他不但创造性地因地制宜组织红军开展丰富多彩文娱活动，还动笔创作很多短小精悍的话剧为部队演出，成为红军中创作剧本最多的作家。还常与李克农、钱壮飞、李伯钊、石联星等自编自导自演剧目，比较知名的剧本有《庐山之雪》《战斗的夏天》《为谁牺牲》《赵一曼》等，灵活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反动面目，在红军战士中产生较大反响。胡底的文艺天才和创作才能，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敬佩，李克农盛赞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好。”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侦察科科长的胡底从红一方面军调至红四方面军，同中央苏区剧团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5年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但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一部南下，公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的胡底对张国焘卑劣行径深恶痛觉，常在一些公开场合多次揭露张国焘虚伪本质狼子野心。恼羞成怒的张国焘暴跳如雷，将胡底冠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关押起来，当年9月行至阿坝松岗草地时与许克坚同志一起被张国焘残忍秘密杀害，时年仅30岁。国民党费尽心机捉不到的共产党传奇红色大特工，竟然惨死在张国焘手中，堪称千古奇冤令人扼腕！

光阴荏苒，历史并未忘记胡底。1962年2月9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一条消息：“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克农上将，因患脑溢血症不治，不幸于今晚九时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四天后，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追悼这位“中国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公祭大会规格之高实属罕见，主祭者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致悼词。鲜为人知的是1200字悼词中，有一句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添加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克农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周恩来亲笔修改李克农的悼词，显然是为了追悼这两位牺牲多年不该被忘却的英雄。

忠魂早逝，家乡亲人仍在望眼欲穿中挂念。建国后，时任舒城县新街公社龙山大队小学教员的胡其昌，一直在寻找离家60载生死未卜如同人间蒸发的大哥胡底。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偶然的机会，胡其昌从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钱江。钱导在文中提到其父钱壮飞曾和李克农、胡底一起打入敌人心脏，以惊人的智慧胆略保卫了党中央和周總理。文中还注明，胡底又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看到这里，身为胡底四弟的胡其昌眼前灿然一亮老泪纵横，原来哥哥为国家做过如此气壮山河的大事，亲人可能已埋骨异乡半世纪。胡其昌立即给钱江写信，请求他帮助了解大哥相关情况。在钱江帮助下，胡底家人的声音传递到中央有关部门。1981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亲自给民政部长程子华写信，认为胡底“应追认为革命烈士”。

1981年12月8日，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廳发出“（81）民优字第211号”文件，并在函中写道：“请你们通知舒城县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并将其已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情况告知其弟妹。”至此，沉没半个世纪的音讯终于浮出水面。一张上书“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烈属光荣证，姗姗来迟挂进舒城县新街乡松元村胡家老宅堂屋。虽然迟到太久，但对含冤屈死的忠魂，无疑是一份告慰与肯定，值得后人永远缅怀。

为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大力宣扬胡底烈士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隐蔽战线红色资源资政育人作用，2015年初，四川省国家安全厅牵头启动胡底革命烈士相关纪念设施建设报批。2017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修建“胡底革命烈士纪念碑雕塑”。2018年10月，胡底革命烈士纪念广场正式竣工，成为四川省首个被命名的“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

（：档案天地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