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相坤

把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 由于受到同样的革命的团结和对共产主义的即将来临的光明前途的信念的鼓舞，我们青年团已把认真仔细地学习共产主义的任务委托给他们，为了准备在最近的将来所必需的工人干部，不仅为它自己，也为了上述的书记处。它希望与我们的同志哥和老师肩并肩、手挽手，把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

——张太雷 《中国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年7月）

共产党的任务是为这种自发性运动输入革命斗争因素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特别是在其掠夺性势力范围地区和在其收买的中国佩带金肩章的将军（督军）活动的地区实行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民族压迫，正在为开展广泛的民族运动创造一切条件。共产党的任务是为这种自发性运动输入革命斗争因素，以便把民族范围的自发性运动同中国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融合在一起，并使之从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

——张太雷 《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

确信资本主义必定崩坏，无产阶级革命必定成功 今天又是马克思的诞生纪念日，我们纪念他，非因他是大学问家，虽然他在社会学上的贡献，像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的贡献一样;但是我们纪念他，第一，他是革命的实行家，第一国际的创造家;第二，他和别个社会改革家不同，因为他指出革命的方法，他说要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他还有一种可使我们纪念的，使无产阶级确信资本主义必定崩坏，无产阶级革命必定成功。这种确信，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最为重要。

——张太雷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开幕词》（1922年5月5日）

需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势力的先锋军 革命是需要有革命的组织;他是需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势力的先锋军。但这种领导，不是主观的号召和空泛的计划可做到的;是要接触了解群众革命的动因，亲切的站在他们利益奋斗的前面。空泛而不革命的甘地自然要落伍了;左翼不接触群众革命动因的号召也召集不动群众势力;现在印度革命须要一个亲切于群众利益先锋来领导了。——从这一点我们可看出一个革命的立脚是在什么上头了。

——张太雷 《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革命来找群众》（1922年10月4日）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卓越领导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为推进共产国际了解和指导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绩。在他身上体现的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精神，为人民利益的献身精神，为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勤奋好学的求知精神，情操高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张太雷出生在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出生不久，正值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帝国主义列强掀起妄图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社会日益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黑暗统治，使广大人民痛苦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最初的名字叫张椿木，读书后，改为“张复”，取复兴中华之意;参加革命后又改名为“张太雷”，即把自己化为巨雷，冲破旧社会的反动统治。1911年，张太雷进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任校长屠元博曾留学日本，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他经常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民主爱国思想，讲述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黄花岗72烈士等英勇斗争的故事。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天，张太雷对瞿秋白说起人们头上留起的长辫子：“尾巴样的东西，留着毫无道理，我们剪掉它。”于是就带头剪掉了辫子，表达对清政府的憎恨。张太雷还和同学们一起，手拿木棍，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宣传，動员民众揭竿而起，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不久，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张太雷对此极为不满。他的同学羊牧之后来回忆了他所听到的张太雷与瞿秋白的对话。“那天我到秋白处，听到秋白正在背诵老子的话：‘民之乱，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者多也。’大概对于辛亥革命后，人民生活还没有改善而念的。此时，张复也说，还有庄子上的话呢：‘今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其可得耶。’盖他们都对军阀政府的不满，而背诵这些句子的。张复又说：还有庄周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及苏东坡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此又指对袁世凯称帝的不满和预料其必败的高兴。秋白也感叹着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此又表示他们对当时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和思想上的苦闷。因曹孟德的诗，我老是听到秋白念的，所以我一听就晓得了，但是那个张复我一直不晓得就是张太雷。”正是因为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景况，张太雷逐渐认识到靠孙中山领导的党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他在《辛亥革命在中国国民革命上之意义》一文中，历数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刚起的时候就再三向外国帝国主义宣言：革命政府将如何尊重列强条约上的利益和保护外国人在华的生命和财产之安全，将如何担保外人之通商和开发实业的自由”。认为“照上面的意义来说，如果没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进攻而反示好于帝国主义，那就完全失掉国民革命的意义了”。在张太雷看来，“什么是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中国民众对于外国帝国主义之经济的政治的剥削之反抗运动，其目的在推倒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和其走狗——本国的军阀，而建设一个合乎民众利益的独立政府。中国的国民革命已不是如十八九世纪中欧洲各国的国民革命，是本国资产阶级对于封建阶级之一种革命運动，而是中国的一般被压迫的民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因为以前欧洲的国民革命之对象是本国的封建阶级，而现在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之对象，如各殖民地一样，是外国帝国主义而不单是本国的军阀，本国的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你们看哪一个军阀没有外国帝国主义能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要打倒军阀是要间接打倒其背后之主人翁——外国帝国主义。而且打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建设独立人民政府之一个先决条件。如果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不推倒，在政治上面是永远帮助军阀和买办阶级组织卖国政府，在经济上面是握住中国经济生命，经济生命被握住永无成立独立政府之可能。所以中国国民革命之最要职务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在这里，张太雷深刻地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救国努力为什么屡遭挫折的历史原因，揭示了帝国主义才是阻挠中国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根源，得出了只有打倒军阀和外国列强，才能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结论。

1915年秋，张太雷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之后又转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为什么要转学？张太雷认为，北大是德日派，比较老式;天津北洋大学则是英美派，思想观念先进。他的这一观点说服了和他一同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的同乡吴南如，一同转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在这所新式大学里，张太雷获益匪浅。北洋大学以“实事求是”为校训，对张太雷影响很大，成为他此后树立认真、严谨、踏实的思想和工作作风的思想发端。北洋大学采用西方科学教育理念和方式，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模式，灵活的教育方法让张太雷等莘莘学子大开眼界。老师们一律使用英语授课，采用启发式教学，每课只讲教材大意，指定参考书目，要求同学们到图书馆查阅，自主解答。这种教育方法提升了张太雷英语水平和自主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为他后来长期出使共产国际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学校，张太雷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法学课程，了解其中的历史演变和存在的弊端，为他选择追求真理的政治信仰提供了参照系。

正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北大学生代表来到天津，商讨北京、天津两地学生联合行动。在天津五四运动期间，张太雷积极走在运动的前列。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6月2日，天津《益世报》刊登的《大学演讲之详情》指出：“昨晨北洋大学演讲第二团林汝植、陈汝良、李则昂、张曾让（即张太雷——引者注）四君赴塘沽講演，首由车站工程师许士箴介绍至久大精盐工厂演讲。该厂长文某托词不见，遂离该厂。至二等小学校演讲，该校学生异常感動。复由该校校役指导乘舟往东大沽（距该处约8里许）。适狂风陡起，怒涛汹涌，舟几覆。团员等衣裳尽湿，然未以旅途艰险稍萌退志也。既抵东大沽入戏楼轮流演讲，一次听者200余人。旋于东大沽大街及洋货街演讲3次，每次听者600余人或数十人。演讲以抵制日货最易收效，闻者点头称是。后赴西大沽演讲2次，听者300余人……且说：‘先生们讲的话真对，如能一个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由此观之，我国人民非无爱国心，第无人开导之耳。”对此次参加五四运动的感受，张太雷在6年后曾予以回顾，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动因是：（一）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放松，因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棉纱、面粉等业）得有相当的发展，亦就发展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他是最先要求外国对于中国帝国主义经济解放;（二）由于中国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感受到压迫及大战后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荡而发生革命的要求。因为日本的轻工业的出品在中国市场上最与中国的新兴工业相竞争，又因为日本对于中国的暴力威迫最易惹起反感，所以五四运动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四运动是纯粹反日的性质而不是反对一般的帝国主义，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这些认识，不仅揭示了五四运动的本质——反帝反封建，而且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个重大课题。在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当时的当政者能够从五四运动的实践得以觉醒的话，也许不会发生九一八事变和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才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所幸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革命者，认识到革命政党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形势从此焕然一新。

五四运动后，张太雷的反日、反帝思想进一步深化。1921年7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他在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专门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不单是一个对远东说来应该予以解决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而且它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对苏联来说，日本依然会成为一种经常不断的威胁力量。并且，将会阻碍各民族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可是，问题还不止于此。第一次大战以来，日本和英美一样，已经成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像帝国主义的日本现在在华北所干的那样，一旦中国全境都为帝国主义所统治，那么，日本政府就不仅可以随意掠夺和使用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和最好的劳动力，而且还会利用这些资源和劳动力，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这对世界革命将会成为严重的障碍！因此，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到那时，我们才能打倒世界资本主义;到那时，世界革命才能完成它的事业。”张太雷的上述预见，10年后被日本发动的侵华九一八事变的无情事实所验证，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想把中国变成它的附庸，随意掠夺和使用中国最丰富的资源，来支撑它的战争野心。张太雷寄希望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关注远东事务，防范日本对中国可能的侵略，独具战略眼光，为此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五四运动引起共产国际和伟大导师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于是，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委派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等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通过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的介绍，最早见到李大钊，并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在北京和上海，维经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等，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起草了党纲。经过酝酿和准备，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宣告成立。就在这个月，张太雷从天津北洋大学毕业，他利用《明星报》工作为掩护，经常来往于京津之间，并认识了李大钊。那时，李大钊经常在“曦园”向进步学生讲解马克思主义，张太雷每次来到北京，总要到“曦园”参加学习活动，聆听李大钊的教诲，和邓中夏等商议国家大事。据北京大学学生李子宽回忆：“秋白、太雷不时偕来北大访李守常先生，来时辄到我室，我所得印象益以清晰，卒知有时访李为接洽活动经费，其他我未尝动问。”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建立起来，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罗章龙、刘仁静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德荣、张伯根等，随后张太雷、邓中夏、高君宇等也先后加入。

由于维经斯基使华取得进展，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作为领导远东共产主义工作的最高机构。维经斯基希望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推荐一人去协助筹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的工作，他与鲍立维、李大钊三人商量后决定推荐张太雷。为什么要推荐张太雷呢？其一，他较早地接触和翻译苏俄革命文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经受斗争考验，逐渐转变世界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二，他最早与柏烈伟（即鲍立维——引者注）密切合作，参与北京革命局和建党建团工作，起草和修改各种报告，辗转送给境外俄共（布）远东局，知道其中许多内情。其三，他一直担任秘密联络员，在京津两地之间奔波，熟悉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和北方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其四，他是较完整地在中国接受西式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精通英语，又有中国文化功底，学贯中西。他善于交际，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表达能力，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综合素质，便于同各国政治人士打交道，等等。就这样，张太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第一位红色外交使者来到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

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日子里，张太雷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他参加了筹备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组织局，被选进大会主席团，在1921年5月4日召开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张太雷出席并发表祝辞，提出建立“国际联合”的重要思想，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击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你们的首要工作应当是接近朝鲜劳动群众。否则，党就无法生存。我祝愿你们实现这个首要的目标……”1921年6月，張太雷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读了由他起草、经舒米亚茨基修改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运动、妇女运动、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状况、中国的工人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我们的前景共9个部分组成，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所能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国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所作的高水平的全面分析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写给共产国际的第一份报告，它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国情，系统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力量、前途、策略。

在中国革命的对象上，报告指出：“因为现在中国被世界帝国主义者肢解成许多独立的‘势力范围’，它的国民经济的潜力，它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被强大的外国资本家套上了殖民剥削的锁链。”报告认为，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是幕后操纵专制军阀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其中首要的是日本。张太雷把日本看作我们头号敌人，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在中国革命的力量上，在张太雷看来，中国革命的力量包括基本力量和领导力量。他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注定要迫使工农民众成为革命的阶级。“自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来，中国的工人也开始觉醒。小规模的罢工在中国不断发生。我们必须把这些正在成长的运动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不能让他们受黄色工会的影响。”生活在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虽然几乎全是文盲，缺乏阶级自我意识，在剥削制度面前俯首听命，但张太雷认为，“这种俯首听命，只是暂时的，不管中国农民多么愚昧和不觉悟，他们必将同工人群众一道为争取自由和土地而同帝国主义者和农场主展开斗争”。张太雷特别重视青年学生这支革命力量，他指出：“现在，青年学生们正在起来造反，他们反对中国旧的社会结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正处在歧路上。因此，我们如果援助他们，他们就会前来追随我们。我们要把这些力量引向正确的道路，不能推给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张太雷还敏锐地看到妇女也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他指出：“无论妇女的阶级地位如何，他们的这种不自由的处境只能把她们引向革命阵营。”当她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使她们蒙受奴役的祸根时，“她们已经开始作为职业革命者参加我们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把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妇女都看成是革命的力量，这是一种远见卓识，既有受马克思主义和蘇联十月革命重视工人运动的影响，也有从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妇女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以及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张太雷在总结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时已经认识到，“第一，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分是没有独立经济地位的学生，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太幼稚与软弱，没有维持这运动的力量，而中国劳动群众在那时参加的又甚少。第二，五四运动没有组织，没有组织的意思就是没有政党领袖，一个群众运动没有有主义的政党领袖，他既不能走入正轨，亦更不能继续发展”。这也就提出了成立中国共产党，来担当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前途上，报告指出：“我们认为，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卓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好处，党必须利用这一点，以争取共产主义思想在我们这个远东最大国家的领土上获得胜利。”也就是说，要走俄国人的道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在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上，报告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要帮助资产阶级推翻专制统治者，然后再设法使资产阶级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实际上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初期，应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思想，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是一个认识上的突破。直到1922年党的二大前，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认识还停留在反对一切资本主义上。

张太雷这些认识，来源于他参加建党的实践。他在报告中指出：“为了阐明我们的宗旨、原则和策略，为了把无政府主义分子从组织中清除出去，我们认为有必要在1921年3月召开各组织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关于我们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这个纲领确定了我们组织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业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也表明了共产党对工会的态度。”这就表明，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早期党员曾就中国革命的宗旨、原则、力量、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探索。保留下来的由上海党的早期组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关于共产主义者的策略目的一节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应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定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益软弱。要是到了从资本家得政权的最后争斗的时候，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并且当资本家被打倒了之后，这些产业组合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主管经济命脉的机关。”

张太雷这些认识，也来源于他对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理论的深刻理解。就在这次共产国际三大上，原本没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议程，但是有关代表团强烈呼吁，要求三大设立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特别委员会，这个建议得到列宁的赞同。于是，张太雷成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成员之一，并提出了提纲草案。张太雷在草案中说：“共产党人必须从各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不同的策略。这种策略要考虑到本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每个国家内部的不同阶级和同对该国进行剥削的帝国主义者处于居间关系或是根本对抗关系方面的不同作用。上述三种类型的各个东方国家的革命组织要有不同的行动纲领，共产国际也要有不同的战略计划和领导方法。”张太雷认为：“关于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问题，仅仅是一个策略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民族革命斗争的进程和结局，不由资产阶级决定;第二，资产阶级在所谓‘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下参加这场斗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只有当民族资产阶级还不是为自己争取在‘国家独立和财政经济自治’（在关税、银行事务、运输等方面）形式下的统治权的时候，或者是，在它尚未感到民族革命运动已经同自己驱走并取代帝国主义的地位来剥削‘本国’人民的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才会走‘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但是，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来说，在其开始阶段，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依靠‘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在策略和战略都是有利的。”正是对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深刻理解，张太雷才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提出在党的二大才进入党的文件的这些重要思想。

“共产党是历史的火车头”，这是张太雷在1921年6月10日《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出来的。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因此，它还认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加紧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力量联合成一些强大的阶级组织，把所有至今还处于分散状态的分子聚集在一起。并把他们吸收到这些组织中来，将他们组成一支无往而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使之成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项工作中，党当然也不能忘记脱离劳动阶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忘记中国妇女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而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将他们的一定阶层放到无产阶级斗争熔炉中重新加以锻炼，使之成为统一的革命机器的有用螺丝钉，我们采取我们欧洲兄弟和导师们的说法，称这部机器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无产阶级同它的宿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阶级斗争的机器。”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张太雷的这个认识是怎样得来的呢？

从留存下来的史料来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对张太雷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发表于《人民周刊》第六期的《巴黎公社纪念日》一文中，张太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总结巴黎公社发生的原因和失败的教训，从中看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没有一个政党去统一的指挥，有马克思派，无政府主义的枯巴宁派，法浪克派，雜乱无章。革命的事业是和军队一样的，没有统一的指挥是不能作战的。因为有这些错误，和普鲁士的帮助资产阶级以及城内的内应（这可以证明巴黎公社对反革命派一丝也不加以压迫），在5月20日巴黎乃被陷了。”鉴于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张太雷提出中国的无产阶级及一般被压迫的民众应当从巴黎公社的教训中得到四点启示：“（一）资产阶级是有妥协，卖国的可能，（二）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袖，巴黎公社是特别的证明，（三）要有自信力，明白自己是有力量的，能够掌握政权的，（四）无产阶级是能促进人类社会的最有力的统治阶级。”这四点启示的核心是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也得不到巩固，就像辛亥革命的胜利半途而废一样。张太雷还先后写了《列宁底死》《列宁与中国青年》《列宁与义和团》等文阐发列宁主义。在《列宁底死》一文中，张太雷充满感情地写道：“如果中国人民懂得他们民族的救援只有靠中国底革命，中国底革命是与世界革命有连带的关系，而世界革命底成功必定是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底合力，那么，中国人民对于列宁底死亦应是无限的悲哀，因为他们失掉一位领导世界革命，就是领导他们革命的领袖，而更须努力干革命的事业，以补偿他们领袖死了对于革命的损失。”列宁主义不仅是苏联革命的指路明灯，当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时，列宁就在《火星报》创刊号发表《中国的战争》一文，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战争的本质。他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的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我们通常把这种政策叫做殖民政策。”“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列宁对中国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令张太雷充满敬意。因此张太雷在《列宁与义和团》一文中盛赞列宁在20世纪初就关注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的政策是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来推倒帝国主义来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

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张太雷联想到中国的国民党。他认为，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关键是有孙中山的国民党的领导。张太雷指出：“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要有一个有纪律的党。在当初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与同盟会的时候，都是依照秘密社会的办法，团体里面行使严密的纪律，领袖有绝对的指挥权。虽然不脱这宗法社会的形式，但是铁的纪律是指导革命的机关所必需要的。因为同盟会有这种纪律，才能使他们的会员有多少牺牲的义举。辛亥革命后宋教仁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松懈其组织，中山先生极力反对，力争保全组织严密的同盟会的存在。国民党的瓦解更是中山先生确信革命党必须有严密的纪律，于是有中华革命党的组织。虽然有打指印及宣誓等宗法社會的办法，然而因为他纪律严密才能够进行革命运动——这一个教训，是我们革命党人，所要时时刻刻记住的。”但是，后来国民党的作为却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张太雷指出：“国民党应当是国民的党，是领导国民群众的政党;所以他的职务应是组织国民群众，在国民群众宣传，鼓动国民的精神。国民党和国民群众须有一种密切的关系;无论何时国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国民党应立刻就去帮助他们的奋斗，去指导他们走正当的道路，要在国民的心中有国民党是代表他们，能代他们利益奋斗的观念。这样一个国民党方能算为一个真正的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以来12年的奋斗一无所成，因为他完全和国民断绝关系，而只知道和军人政客交际。无怪乎国民不愿认国民党为他们的党，实际上国民党没有做他对于国民应做的事情，没有和国民接近，没有尽一点鼓起国民精神的责任。”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革命党对革命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张太雷在《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革命来找群众》一文中指出：“革命是需要有革命的组织;他是需要有领导群众实际势力的先锋军。但这种领导，不是主观的号召和空泛的计劃可做到的;是要接触了解群众革命的动因，亲切的站在他们利益奋斗的前面。空泛而不革命的甘地自然要落伍了;左翼不接触群众革命动因的号召也召集不动群众势力;现在印度革命须要一个亲切于群众利益先锋来领导了。——从这一点我们可看出一个革命的立脚是在什么上头了。”由此可知，群众——党——领袖是一个整体，没有群众革命就没有基础和力量，没有党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没有领袖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张太雷才得出“共产党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结论。

在张太雷看来，这个“火车头”关键是党的领袖。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一个革命的领袖之责任就是要能够认识革命势力之所在，能够找到革命的同盟者，能组织指挥革命运动的工具。列宁所以能成为俄国革命的领袖就是因为他能认识工人阶级的势力，他能找得农民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盟，他能建立一个有铁的纪律的党。”

党发挥“历史的火车头”的作用，必须重视青年。因为青年是党的后备军，是党的助手。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青年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时代潮流，当年参加五四运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那批人，绝大多数是当时的先进青年。张太雷指出：“在历史上青年学生尽力于无产阶级运动之先例很多;俄国的学生在俄国的农民和工人中做了一些宣传和组织的功夫。而尤其是殖民地上的青年学生，格外地趋向于革命。因为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殖民地上的小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掠已渐次贫困，以致青年学生在学校里读书常觉得经济的压迫;而一方面又因为本国的经济不发展，青年学生对于他们将来卒业后的社会地位不由得不起恐慌——有这些原由足使殖民地上的学生渐趋于革命的道路。”他还说：“凡成为一个革命党，必是能脱离一切旧的因袭的社会观念。所以我们在学生中第一步的宣传功夫，就是要扫除学生的旧社会观念。这种功夫在五四学生运动中只做了一点，没有能普遍，就终止了;在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对旧社会思想的攻击几乎完全停顿……因此，如果我们要使学生革命化，必须重做一番新功夫。”“只有以各种他们能见得到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义，才能使他们明白我们的主义。我们应当证明给他们看：达到人类的自由和世界的和平只有推倒世界资本主义，和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之世界的社会革命这一条路，而中国民族的完全解放亦就靠这唯一的世界社会革命。所以中国青年学生的责任，就在集合在指导世界革命的第三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之下，来做唤醒和组织中国的劳动民众以助成世界的革命，和达到中国完全解放的目的。”

为了加强青年的工作，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发挥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张太雷在建党前就加入到创建中国青年团的行列。1920年8月，张太雷同俞秀松等一批向往十月革命的青年，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据施复亮回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包括俞秀松，张椿年（张太雷）在内。其他都是当时一些进步知识青年，是党通过他们出面的”，“张太雷起初在团内担负很大责任”，“青年团的工作主要是俞秀松和他二人搞的”。同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张太雷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受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的委派，张太雷来到天津主持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把天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并亲自起草了团的章程。这个章程刊登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的公报上，被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评价为“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第一，明确规定团的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鲜明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实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体现了先进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第二，突出了团组织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第三，强调团的基本任务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宣传工人，组织罢工，开展政治斗争。第四，规定了比较完整的组织机构，既有类似于委员会的“书记处”和“特别的全权代表制的小组”，还有“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和“社会主义研究部”。第五，规定了严格的组织发展条件和组织纪律。

1921年7月，张太雷、俞秀松、陈为人组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了自1919年中国青年运动开始以来的工作，指出：“第一个青年团是在上海成立的，它的目标是，在青年热情的帮助下来准备社会革命，最初，这个青年团被称为青年社会革命党。只是在第九次会议后，它才采用现在的名称。在这次会议上，当建议改变此组织的名称时，那些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成员离开了这个组织。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举行成立典礼，其成员均为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随后，类似的青年团逐渐在北京、天津、济南、广州、南京、长沙成立。目前这些组织有1000个成员，其中力量最强、组织得最好的是上海青年团。”张太雷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党的關系时指出：“我必须在这里特别提到共产主义的这个倾向已经在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中如此强大地发展起来，以至于几乎青年团的整个领导都掌握在共产主义者手中。我们现在已有可能来建立与人数较少的青年团不同的青年共产主义者组织，但是为了团结更广大的群众，根据我们的原则，我们正努力地在社会主义组织（例如，在学校和教育界，工人同业公会组织，等等）中仅仅组织共产主义的核心组，通过这些核心组，我们必须把青年团的中央和分支机构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努力地在中国各类青年组织中施加我们的影响。”“如同上面所说的那样，因为我们已认识到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的必要性，我们的青年团必须在学说上，在关于领导和榜样方面无条件地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和直接联系。同时在管理和技术方面，它必须保持它的完整性和自主性。”这些论述反映了张太雷对青年团与党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青年团、发挥青年团作用的清醒认识。1922年，张太雷回国后参与筹备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团的纲领和章程，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从此，中国青年团组织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中国青年运动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在张太雷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期间，全国青年积极投身到大革命运动中去，成为党的后备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党史文苑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