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晓洋

摘  要：长篇小说《花殇》，以三妹这一主人公的命运为主线，讲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今湖南农村几辈人错位命运的缩影，折射出整个社会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的特征。文章主要从三个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人生苦旅，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前行;人生角色，在自我与时代的裂隙中扭曲错位;人生况味，在痛苦与幸福的交织中苦涩咀嚼。人生苦短，花开花落，只有经历了这种个人命运的“夹生”之痛，才能真正彻底地领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花殇》;“夹生”之痛;人物角色;生存状态

伍水清长篇小说《花殇》的文本时间前后跨越四代人，几乎串联起整个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时代脉络。小说在叙述三妹这一主线人物时，穿插讲述了三妹爷爷李有财的发家史，丈夫刘佳惠家族前两代的恩怨，以及其他旁支人物的生活经历。同其他书写那一特殊时代的作品相比，《花殇》最显著之处在于：它充满着生活的烟火气。就像农村傍晚时，丝丝缕缕上升的炊烟。这“炊烟”绵柔地包裹住那个暗涌激流的时代的愤怒，包裹住错位命运下每个隐约作痛的伤口，包裹住或黑或红的人性的色彩。人们遍身撞得青紫，但在致命伤到来之前仍是每日穿戴齐整继续生活。人在这时候显得最坚强也最无奈：生活的路越走越窄，不仅不能任性地放弃生存，还要在这窄狭的壁缝中微笑着寻找光亮。你无法简单地评论，小说中的人物到底幸福不幸福。但他们每一点希望的背后都背负着错位的命运所带来的酸楚。家国社会的变迁、时代的伤痕与祖辈的纠葛，最终落实到最平凡的农村人家的柴米油盐中，便烹煮成一锅粘稠却味涩的夹生米饭。

一、人生苦旅：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艰难前行

1950年代出生的城镇人，是极容易沦陷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之中进退两难的。其祖辈接受过新文化运动后一系列启蒙思潮的洗礼，父辈见证了脱胎于旧社会的新中国以及新社会的诞生。他们在混乱飘摇的时代建立起更为纯粹与自由的信仰，也为三妹这一代人的思想教育奠定了更加独立坚强的基調。同样又是因为出生于1950年代，他们所建立起的理想在生存的威压中饱受压抑。莫说勇敢追求理想，一些城镇家庭被划归为富农或地主阶级。这个岿然不可撼动的阶级与成分成为一座大山，没日没夜地压榨着他们的生存资源。他们甚至远不如农村“根正苗红”的贫农家庭出身的孩子活得自由自在，过得更有尊严。

三妹出场时，也正处于这样进退维谷的境地。作为一位少时遍读《红楼梦》《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名作，各种名言警句“脱口而出，出口即成章”的文化人，三妹与村中其他人相比，更具一份清新孤傲脱俗的人文气质，其眼界以及对于未来的憧憬也显然高过他人。她并未详说对于生活具体有怎样的期许，但常常书不离手的她本非“池中物”。关于理想，她最决然的一次争取便是抗拒与刘佳惠的婚姻。

相较于找到一个更适于结婚，过日子的人，三妹显然更倾向与一个精神气质相契合的人在一起。前者基于对生存需求的现实考虑，而三妹对于爱情的追求却远比这更加纯粹与崇高。她拒绝刘佳惠首先因为刘佳惠本身不具吸引三妹的闪光点。刘佳惠是个过于平凡憨厚的农村伢子，他生于农村也被囚于农村。从小到大的农村生活教育他的是踏踏实实，安守本分。而更重要是，爷爷因地主成分所受到的迫害极大地冲击了幼年刘佳惠的心灵。他既愤恨悲怆，同时更懂得宁静生活的可贵。他只想平和安静地过完一生——刘家冲这个他爷爷不断被迫害的地方教会刘佳惠的是沉默、臣服，与依附土地。他不向往更远的地方，更大的城市，更不渴望了解什么新潮与独立的思想。刘佳惠在生活中早早掩埋了自己的活力与年轻人的野性，而这正是三妹自己最耀眼的特质。

结婚前的三妹是个朝气蓬勃，活力无限的人。尽管家中同样受到迫害，又被赶到农村开始生活。但三妹就像一头健壮又好强的小牛犊，对人对事的热情分毫未减。她暗暗同那些早已精于劳动的同村人较劲插秧，和生产队长打赌扛打谷机，为多挣两个工分冒着受伤的风险辛勤劳作。更可贵的是，她在奋力融入农村的同时也不放弃看书增长知识，坚守着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执着。

三妹对于生活踊跃进取的态度与刘佳惠沉默寡淡、默默忍耐的态度几乎背道而驰。而“我”之所以会受到三妹的青睐，或许也有部分原因正是在于“我”对新书籍、新事物既好奇又真诚的态度让三妹发觉：“我们”都向往更广阔的生活以及更辽远的天地，“我们”具有走出农村、冲刺未来的动力与拼劲。正如三妹婚前最后一次见面对“我”说的：“你要好好的、发狠地读书，书读好了，你就会有出息。”书里的生活才应该是“我们”真正要去追求的，这同样也是三妹自己的梦想。与刘佳惠的婚姻，无疑葬送了三妹奔向理想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同样掐灭了三妹那股生生不息的理想之火。

三妹不仅仅保留有对爱情的浪漫幻想，现实生活的艰辛和命运的洗礼，使她更深刻地懂得结婚理应基于现实进行选择。这段婚姻让三妹在意的是刘佳惠家同为地主阶级的高成分。“三妹矢志追求的，原本是做人应有的那份平等、那份尊严和那份人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成分成为另一种人生而不可反抗的“社会阶级”。三妹无力违抗社会的大背景而追求所谓的尊严与人格， “地主阶级”成为一颗“政治的恶果”在三妹的生命里生根发芽。她唯一能做的便是拒绝与同为“地主阶级”的，所谓“门当户对”的男人结婚，从而逃离“高成分”阴霾，免受偏见与屈辱。这也是对当时宿命般的婚恋现状的反抗，凭什么偏要符合社会这不合情理的期望，凭什么非得让乡里乡亲不对自己的婚姻“说多余的话”才算是幸福圆满。这样的婚恋，真正与感情又有几分相关呢？这是专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力抗争。三妹内心深知想要与“我”这样有着“贫农阶级”“优越出身”的人结为连理的希望是多么微茫渺小，无情的现实无力去改变，却又让人无法轻易妥协。但三妹关于爱情与生活的理想全然没有实现么？也不尽然。

三妹與刘佳惠无奈地结婚了，这种婚姻产生于独特历史背景的社会强力与底层家庭的生存需求。尽管他们欠缺爱的激情，但时间的陈酿，却孕育出另一份相濡以沫的伉俪深情。三妹与她的家庭未曾在社会中获得的人格、平等与尊严，却在刘佳惠的小家庭中被重新发掘、被尊重与呵护。一度让三妹恐惧与绝望的农村妇女深渊般的婚后生活以及底层女性失去自我，只为家庭劳苦付出的命运也并未成为折磨三妹的酷刑。平静、安稳又诚挚、幸福的生活，三妹是拥有过的。

三妹的理想在嫁给刘佳惠的那一刻仿若夭折，又随着时间慢慢出现新的转机 。“半生不熟”的“夹生”理想就这样艰难绵延在岁月中。

二、人生角色：在自我与时代的裂隙中扭曲错位

“李有财开始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有几个外面来的人，跑到这里宣布要把他的田产分给别人，一份钱不给白送”。这是三妹爷爷李有财在面对土改工作队要求他上交财产时的第一反应，也是当年那些被打成地主富农的人同样有过的经历。正如旧社会末期那些靠着天看收成过日子的底层农民一样，李有财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攒到足够的钱拥有一块自己的土地，改善家境，过上安稳宽裕的生活。然而讽刺的是，这位省吃俭用的农民真正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开起米铺过上理想的生活时，不仅家产悉数上交，还成了“地主阶级”。

不论是三妹、李有财还是《花殇》中的其他人物，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生存理念被时代的大潮无情撕扯，各自扮演的人生角色在历史进程与现实生活的滚滚车轮中被碾压而扭曲错位。在生活的裂隙中，他们被推搡着去接受去理解那些骤然出现，甚至已经显现于自身命运的创伤与缘由。在这个过程中，又一次次被迫去重新定位自我的存在，去反复弥合个体与时代之间的沟壑。

以李有财为例，作为生存都难以为继的底层百姓，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考虑得最多的就是怎样活下去，以致他的思想与中国近代瞬息万变的时代思潮常常是脱节与错位的。李有财的观念简单朴素，认为付出便总会有回报。他不明白自己没偷没抢的辛苦钱怎么就成大家的了？他或许更难以理解什么叫做“公有制”，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对于未接受过一定文化教育，温饱与生存仍是生活主要目标的农村底层民众而言，国家的政策、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当代的思想潮流都不如锅中几斗能够饱腹的米食来得真切。那些引领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当时许多百姓的真实生活之间实际上仍然相距甚远。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能够窥见历史发展趋势并把握时代大潮的，只能是极少数英雄人物。与伟人的人生角色不同，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只能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向前，少数人甚至在历史的车轮中被碾得粉碎。他们大部分人鲜有机会接受教育，更难得从生存的困境中主动脱身出来感悟时代前行的脉搏。在闭塞落后的乡村环境中，无时不对抗着沉重生存压力的他们，其眼界早已被囿于乡间的纵横阡陌之中，更无力去有效改变属于自己的命运。

三妹更是如此，她对于爱情与平等人格的追求显然根源于“五四”时期以及近现代的启蒙浪潮。但她所生存的年代与家庭成分已经预先剥夺了她追求这种梦想的权利，至少是造成了难以逾越的巨大阻碍，从而不得不屈服于现实而极不情愿地嫁给了刘佳惠。而三妹在与刘佳惠的这段婚姻中所获得的简单幸福以及对于刘家冲的适应，实则也是她屈于现实的一种委婉体现。她在一条由时代规划好，而并非出于自我意志选择的道路上勉强寻到了一种“幸福”。这种“幸福”尽管看上去已经让许多人艳羡，但其实却葬送了一位知性女性青春年华最宝贵的东西——对人生的美好憧憬和向往。这沉重的代价让三妹的性格发生了第一次不同寻常的裂变，她看似平静地接受了妻子与儿媳的角色之后，多了份沉稳冷静，却少了出嫁之前那份灵动与倔强。她棱角尽收，将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但这个贤妻良母般的三妹却再也不是和“牯牛”一起谈天说地，无邪天真的三妹了。

三妹的城乡身份同样如此。三妹在城镇长大，不仅接受过优于一般乡下人的文化教育，同样怀揣着城镇孩子出人头地去寻求更自由的生活的目标。但随着“文革”的开始，三妹一家被迫来到了农村。包括嫁给农村伢子刘佳惠，都是三妹不得不去适应农村生活的一部分。正因为三妹的青春都耗费在了刘家冲，使她终究与刘家冲变得心心相通。她从内心深处接纳了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乡里乡亲，那里的民俗民风，并且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尽管随着改革开放，儿子长生事业有成，欲让三妹重新回归城市生活，但就是这份浓得再也化不开的“乡情”，让三妹人生角色的变化与时代发展赐予的机会再次失之交臂，她还是更爱那种农村生活的恬静素雅，更习惯农村邻里之间无私真挚的互帮互助。虽然三妹自小来自城镇，但现代都市的喧嚣与繁华已无法再让三妹产生一种心灵的归属。她又一次与时代产生了“代沟”，只不过这一次哪怕错位了，三妹也没有再次选择迁就与妥协。

三、人生况味：在痛苦与幸福的交织中苦涩咀嚼

从文学表现生活的角度出发，《花殇》通过对三妹等众多人物角色的刻画，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特殊年代下乡村生活的面貌。进而以不同人物个体的曲折命运，折射出整个社会历史变迁和时代发展的特征。人生的际遇，无论是悲痛和喜悦，还是痛苦和幸福，亦或是希望和绝望，都不过是时也、命也、运也，反过来又无一不被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让人们在自己现实的生活经历中去细细品味和咀嚼！

從故事的情节看。三妹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其命运无常所经历的人生悲喜，更是集中体现了人生况味的苦涩。三妹一家从县城被赶到乡下，对全家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但三妹还是很快接受并适应了乡村的生活，少女初生的情愫和青涩的恋情，让她初尝人生的幸福。不过这种幸福来得太过短暂，随之而来的谈婚论嫁，又让她陷入了婚姻的痛苦之中，最终无奈嫁给了本分老实的刘佳惠。婚后的平静生活和一双儿女的到来，尤其是女儿长霞的懂事、乖巧和好学，又给了三妹无限的喜悦和希望。然而，爱女罹患绝症而突然病故，让她再一次被重重击倒。岁月的流逝慢慢淡化了三妹失去爱女的痛苦，山村煤矿的建立带来的家境改善，使三妹又坚定了生活的信念。可天有不测风云，偶发的矿难使三妹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丈夫，滑落到了人生的谷底。只到迎来改革开放，儿子长生的创业崛起，才最终给了三妹的人生一个圆满的结局。这“四悲”和“四喜”的命运交错，让三妹尝尽了人生酸甜苦辣的滋味，又何尝不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种真实写照和体会。

从人物的刻画看。“我”与三妹第一次见面，“尤其是那张细腻的脸，光泽华丽，白里透红，纯净得没有一丝瑕疵……”，豆蔻年华的三妹正处在一生中最天真幸福浪漫的时刻。“三妹低下头，腼腆地笑着，然后慢悠悠地说：‘我也希望没有这堵墙！’说完，垂着头，脸上泛起一片绯红。”少女怀春特有的娇羞，初恋的滋味，无疑是三妹人生中难得的一次情感幸福的体验。偏头等人的相亲、刘佳惠的死缠烂打，让三妹又陷入了婚恋的痛苦，她“不断地反问自己：人为什么要恋爱结婚呢？要是不恋爱不结婚，又会省去多少烦恼忧愁”。然而，她最终还是只能屈服于母亲的逼婚。婚后的三妹，“日子过得也还算好……她心里领了婆婆和丈夫的好意”。对刘本知强加自己的那些“恨和整，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愤怒，也就是笑笑，叹叹气，只在心里一点点地研磨和领悟”。女儿长霞的聪慧乖巧使她“欣喜万分”，而骤然的离世又让她陷入了人生绝望的痛苦，“感觉到生命欲求的卑贱与无谓”。后来刘家冲开矿建厂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丈夫在意外的矿难中身亡，又让她再一次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厄运。“三妹一整夜坐在刘佳惠的床前，贪婪地嗅着刘佳惠身上的味道，像是想拼命地挽留住，解码着刘佳惠的气息”。后来儿子长生的创业和发迹，使她不由得“蓦然升起一种幸福和自豪感”，给了她莫大的心灵安慰和精神寄托。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除了要有故事情节的精心构思，还离不开人物特征的精细刻画。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角色，才构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人生画卷。《花殇》主要通过人物外表刻画、语言刻画、动作刻画以及心理刻画等多种表现手法，综合再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不同角度的人物的典型形象，从而有效烘托出了各自人生痛苦与幸福交错的苦涩滋味。

从人性的挖掘看。三妹一生的“幸”与“不幸”，既是时代大潮、社会变迁深刻影响的结果，也是自我人性的一种可贵彰显。三妹的幸运在于：自己骨子里透出来的对别人的“真”“善”“忍”，这种人格的魅力，无时不感动和影响着他人，也换来了乡邻及家人的接纳、信赖和尊重。在那个个人命运屡遭不公的特殊年代，正是三妹的那份“善念”、那些“善言”、那种“善行”，使自己在人生逆境中始终坚守、不曾放弃、笃定前行，在人生顺境时平静如水、从善如流。即使面对刘本知的处处刁难和恶整，她也没有过多的对抗和报复，而是多方容忍付之一笑。对待儿子的发迹和显赫，她把那份欣慰和喜悦深埋心底，没有一丝的张狂和傲慢。而家人和乡邻对三妹“善”的回馈，也成为她精神世界赖以支撑的支柱和动力源泉。三妹的不幸在于：生活总是吝啬给予她任何选项，不论是家庭的出生、刘佳惠的出现，还是长霞、婆婆以及丈夫的死亡，三妹每每只能默默地面对与承受，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显得那么渺小无助。

刘本知的人性刻画正好相反，作为小说最重要的反面角色，他的人格裂变与回归，更是彰显了人性“恶”的一面。原本地道的农民，有着一颗纯朴的心灵和善良的本性，“在过去也算得上是忠厚之人”。但特殊年代的政治运动，加上家族的恩怨，却点燃了刘本知那丝潜藏在心底的“恶”念，扭曲了自己的良知与道德。他对邻里的无情批斗，对三妹一家的记恨和恶整，甚至黑夜强暴三妹未遂的丑行，无一不反映出人性自私、嫉妒、贪婪和邪恶的一面。直到后来，刘本知从云端的高处跌入尘埃，才逐步实现了自己人性的回归。他不为乡村邻里所待见，“心里不是滋味，一直躲在靠墙的角落，为自己以前的行为后悔”，“对三妹一家人的态度，已经有了完全的改变”。历史的大潮把刘本知高高地抛起，又重重地摔落在沙滩上，让他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弃儿，不得不独自咀嚼自己人性“嬗变”和命运交错的苦涩。

文学是历史记忆的承载，是文明进步的缩影，也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伍水清的《花殇》，无疑是一种对人生、对人性、对人类历史的叩问。人生苦短，花开花落，只有经历了这种个人命运的“夹生”之痛，才能真正彻底地领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