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翔

摘要：本文在廓清传播法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考察中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对大众传播的规范，提出传播法是用来调整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和与公民个人的关系。通过分类论证可以看出，中国法律缺乏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新闻法学界也很少对新闻自由的授权性条款进行研究和设计。只有对大众传播进行专门立法，才能做到将保护新闻自由和防止滥用新闻自由结合起来，既使传媒发挥好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又承担起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载体的作用。

关键词：传播法;内涵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0528835

我国80年代曾有过议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乃至电影立法的热潮。由于种种原因，立法被搁置下来，但研究有关法律还在学界进行着。上述所有法律可以统称为大众传播法，在本文中简称为传播法。

本文一方面要从不同层面廓清传播法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要将传播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从分类论证中可以看出，我国新闻法规的制定和新闻法学的研究中都存在着薄弱环节，即我国法律缺乏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活动的授权性条款，我国新闻法学很少对新闻自由的授权性条款进行研究和设计。

传播法的内涵

“法”是指法律、法规、法令等。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涵盖报纸、新闻期刊、广播、电视，以至包括电影、网络等，因此所有这些领域中有关新闻法律的问题，都是大众传播法的范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传播活动不断地扩展，因此传播法的含义也在不断地扩大，其外延不断扩充。根据人类传播的五次革命的论点（语言——文字——印刷——电话、广播——电视——数字电子技术和空间技术），广播、电视的传播及互联网络的传播，都是传播的不同形式。为了规范所有这些媒介的活动，就出现了出版法、新闻法、广播电视法、网络法等等。就其本质而言，这些法律都是一致的，并且其大量内容都是相似的，特别是对它们在传播内容方面的规定，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在有些国家，特别是立法较晚的国家，就一起为它们立法，称为大众传播法。《新闻传播法规》一书的作者张宗栋说：“……我们对有关新闻报道法规的研究，自亦应由报纸刊物为主的出版法，扩大到与所有各类型的传播媒介有关的法规。晚近，有些国家，如萨尔瓦多、多哥等国宪法，已使用‘传播’一辞，以便包括所有的新闻媒介在内，这是一项合乎时代的演进。”苏联剧变以后，俄羅斯就制定了“大众传播法”。从立法技术上来讲，显然是可取的。

传播法的存在形式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有成文法系和不成文法系的区别。大陆法系，如法国、德国、瑞士等，以成文法为主。成文法即由一定国家机关按一定程序，以规范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法，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成文法。英美法系国家在传统上以习惯法及判例法为法律的主要渊源。习惯是在社会生活中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为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规则。习惯法是指国家认可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判例法，指法院可以援引，并作为审理同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判决和裁定。它具有约束本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律效力，是法的渊源之一。判例虽然只是就具体案件所作的判决，但经法院多次援引而被赋予一般规范的性质。不过，英美法系也是有部分成文法的，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和《阳光普照法案》，都是与大众传播息息相关的。所以严格来说，英美法系发展到现在，是判例法与成文法相结合。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判例不作为法的渊源，属于适用法律所产生的法律文件，只对法院审理同一类案件具有

参考价值。

新闻法的存在形式

适用于我国新闻事业的法律规范很多，按照法律规范制定的机关和效力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渊源，即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

（一）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国家一切立法活动的基础。人们通常称宪法为“母法”，称普通法律为“子法”。新闻法作为一项普通法律，必须是以宪法为立法之根基。所以，研究新闻法的宪法根据是很有意义的。

我国宪法适用新闻事业的条文很多，至少有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七条，是直接适用新闻事业的。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它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

（二）主题归类

为了了解美国新闻传播学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对35期的《新闻与传播学季刊》进行主题归类。分类主要参照每期的目录和每卷的索引。为了研究的方便，分类标准没有强求一致。比如，受众分析、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弱势群体与媒介等，不少都与传播理论有关，但为了了解受众分析、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弱势群体与媒介等内容的研究情况，本文将其单独列出。因此，“传播理论”一类主要就是一些经典命题，如议题设置理论、说服传播、沉默的螺旋理论、知识沟理论、“第三者”效果理论等。

另外，为了满足统计上的排他原则，每篇论文只归入一个类别。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有所取舍，因为有的论文可以同时归属于几个类别。比如第67卷第二期一篇题为《媒介角色以及议员们对新闻媒介的使用》一文，在其年度索引当中，就既归入了“受众分析”类，又归入了“政治传播”类。为了统计需要，本文最后将其归入了前者。虽然本文作者尽量从论文本身的侧重点与习惯上对这些类别的理解出发，但选择本身难免主观，这也是所有“归类”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