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对水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变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丰富的传统体育文化在水族先民的劳动生产中产生，宗教活动的异化催生了水族传统体育文化，各类民间游戏活动成为水族传统体育产生的重要源泉，部分水族传统体育文化萌发于早期的军事活动之中;现代社会，水族传统体育从生存空间到文化格局都发生了相当规模的变迁，其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相应产生了变化。

关键词：水族;传统体育;起源;变迁

中图分类号：G853/8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19）06-0103-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9.06.016

The Origin and Changes of th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the Shui Nationality

GU Xiaoy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China ）

Abstract：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its origins and changes of traditional sports of the Shui nationa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ancestors of Shui people created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during their labor production and the dissimilation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Local Games of various kinds wer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traditional sports， and some traditional sports originated from early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modern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sport culture has changed a great deal in its living space and cultural pattern， causing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spiritual culture， system culture and material culture.

Key words：the Shui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sports; origin; changes

水族發祥于中原睢水流域及豕韦一带。殷商灭亡后流徙南迁，水族经湖北、湖南到广西一带，融入古代百越族群中;秦统一六国后，进军岭南，水族先民再度溯流向北迁徙，到龙江、都柳江上游的黔桂交界地，后由“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而成单一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水族总人口为41.184 7万人。贵州省有水族34.874 6万人，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84.67%，主要聚居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人口18.434 8万人，占全国水族总人口的44.76%）。水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独有的语言、文字和各种民俗活动长久不衰，流传至今，说明其文化源远流长，并具有极强的传承力。水族传统体育依附于内容极其丰富的水族传统文化的广阔背景，形成了其传统体育文化起源的多渠道性。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个性突出。当前，水族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水族传统文化从生存空间和文化格局都发生了相当规模的变化。因此，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也不例外地发生了变迁，现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水族传统体育文化已不再是其原始的形态，而是经过不断变迁的内部矛盾运动和对现代文化因素的吸纳、交融逐渐形成的。

一、水族传统体育的起源

1.传统体育文化在水族先民的劳动生产中产生

生产劳动是水族先民的主要社会活动，生存的需要造就了生产生活技能的产生，而一些为生存而产生的各种技能经过长期的演变，最终形成了水族传统的体育文化活动。形成体育活动的渠道有两条：一是从工具到玩具的变迁。例如，水族主要的聚居区域山岭纵横，溪流交错，自古以来水族村寨各家各户靠马匹作为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逢年过节时，族人都喜欢骑马走亲访友，欢度佳节。聚会时大家凑到一起，马的主人们难免要相互炫耀自家马的强壮和骑术的精良，进而展开较量进行比赛，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端节赛马的习俗。在这里，作为劳动和交通工具的马匹成为了青年们比赛的玩具。二是将生产劳动中的行为方式转化为体育动作。他们将自己最为熟悉的劳动中的各种动作，从沉重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移植到快乐的体育娱乐活动中来。例如，水族铜鼓舞、芦笙舞，将农耕文化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把撒秧、栽秧、薅秧、打谷等生产劳作中的各种动作融入其中，表演场面非常壮观。再有，民间竞技活动也多与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相关。例如，在劳动生产的休息间隙，田间地头常有扭扁担、顶扁担、扳腰（摔跤）等竞技活动，比赛的采用器具也是日常用的劳动工具。

2.宗教活动的异化催生了水族传统体育文化

水族是一个典型的泛神民族，其信仰的鬼神有七八百个之多[1]。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是水族社会的主要信仰类型，他们认为，无论是祖先的亡灵、图腾物、动物、植物还是其他自然物以至自然现象身上，都有一定个体的种种神灵依附，这些神灵支配着水族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水族先民力图通过一些特定的活动来取悦神灵，从而免除天灾人祸，保佑平安福乐。如水族同胞在老人去世的时候会有狮子登高、跳芦笙与武术表演，他们希望通过舞狮、跳芦笙以及一系列的武术动作来扫除先人亡灵通向极乐世界的障碍，进而让先人的亡灵来庇护后人子孙发达、事业兴旺。又如，在端节赛马活动前，会有祭祖仪式以告慰祖先的神灵，从而达到村寨平安、宗族繁荣的目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巫术与宗教活动逐渐从单一的具有“娱神”特征向同时具有“娱神乐人”的特征过渡，产生异化，使这些活动在具有宗教追求的同时存在着强度不同的体育价值追求，使這类活动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体育活动的文化性质[2]。在水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这些活动多种价值追求共存，如果仅仅是单纯的体育活动，很多传统体育活动有可能难以开展而不能传承下去。

3.民间游戏活动成为水族传统体育产生的源泉

人类具有自发参与和接近玩耍与游戏的心理要求。早期的这种游戏结构十分简单，手段与方法也相当原始，但它具有一定的目标追求、活动手段与活动过程，是丰富多彩的体育现象的起点之一[2]。具有自觉意识的行为游戏活动，也是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最典型的项目是水族端节赛马，一开始活动仅仅是水族青年嬉戏玩耍、择偶相亲的活动，现在逐渐演变为以夺取锦标为主要目的的赛马活动，并引入了现代体育的竞赛方法，其比赛规则和裁判方法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还有，骑颈马（挤麻哥）是水族青少年非常喜爱的游戏活动，现已发展演变成为民运会的比赛项目高脚竞速，在水族地区这个项目的玩法更多，除竞速外还有多种方式的高脚上游戏，如打斗、推、挤等，竞争十分激烈，非常有趣，孩子们很喜欢。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这些游戏活动广泛存在于水族的文化生活中，尤其在水族儿童中广为流传。由于这些游戏生动活泼、趣味性强，技术简单，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深受水族地区广大儿童青少年的喜爱而广泛开展，在水族地区长期流传，逐渐演变成为重要体育活动方式，是水族传统体育产生的重要源泉。

4.部分水族传统体育文化萌发于早期的军事活动之中

历史上水族经历了多次迁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军事活动的需要或受战争的影响。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尉屠睢发兵50万进军岭南，遭到西瓯、骆越的顽强抵抗。当时越人“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致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尉屠睢被杀，“伏尸流血数十万”[3]。后来开灵渠运军需和后援，才于公元前214年打败越人，统一岭南。这场战争迫使水族先民向黔桂边境迁移。在战争或迁徙过程中，强壮的身体、精湛的武艺、顽强善斗是生存的保证，因此，族人也更加注重学习和训练军事搏斗技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武艺。仅水族拳法就有近20种，还有双锏、双刀、双头矛、链夹、坦耙、三须叉、扁担棍法等器械套路。套路中路线变化及对场地大小的要求，也更加适合山地特征，与汉族的武术相比，其产生于早期军事活动的痕迹更为明显。

登高跑马，也是古代征战的遗风。在与秦军殊死的战斗中，马理所当然地成为水族先民抗击敌人的战争工具，骑术精湛是获取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节日里开展赛马活动，一方面是以此纪念为民族生存血战沙场牺牲的水族先辈们，同时又可以提高骑术，随时为族群的生存准备与官兵战斗。可以说，水族端节赛马活动，正是水族先民征战史实的一种折射[1]。

二、水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变迁

1.传统体育文化核心层次的改变

精神文化是水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层次，随着水族社会的转型，其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文化共生交融，新的观念、文化不断涌入，必然会给传统体育活动主体的思想、价值和心理活动以直接的影响[4]，引发其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深刻变化。

对传统体育价值目标追求的改变，是水族传统体育文化核心层面变迁的显著表现。在水族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从事传统体育活动时健身的意识不强，对体育价值的追求是感受快乐幸福大于对身体健康的追求，休闲娱乐的需要大于夺取的锦标追求。例如，传统时期端节的赛马是在狭窄的坡道上“挤马”，多是为了娱乐，着重于表演骑术和显示勇敢精神，同时还为年轻人提供物色情侣的机会。但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现代社会，其价值追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娱乐性逐渐减弱，竞技性明显增强，夺取锦标、获得奖金成为参加传统体育活动的重要目标。这些变化主要是水族同胞在现代社会中竞争意识的强化、价值观念的转变的结果。我们在水族主要聚居区域考察水族端节传统赛马活动发现，全部都是有奖赛马活动，比赛方式借鉴田径运动径赛的方式，一般分预赛、决赛两个赛次，分组进行比赛，选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优胜者能够获得一定数目的奖金。

对传统体育价值功能新的认识和理解，是水族传统体育文化核心层面变迁的重要方面。随着水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水族同胞价值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体育的娱神功利目的的弱化，对经济效益追求的强化，是水族民众现代意识增强和市场经济引发的必然结果。价值取向的转变，对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例如，水族传统舞蹈的表演活动自古以来都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而且有许多约定俗成的禁忌，村民们均会自觉遵从。现如今，传统舞蹈固定时节的表演模式已被打破，表演时间十分灵活，有游客来或者是政府组织的活动，村民都可以表演，基本不受传统的禁忌所限。

民族认同感趋于更加理性化，也是水族传统体育文化核心层面变迁的重要内容。民族认同感是民族凝聚力的前提与表现，一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是起源于民族的认同感[5]。水族端节赛马的全民参与，正是这种认同感的具体表现。在现代社会，水族的民族认同感趋于更加理性化，使得水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具有包容性，更有了从民族性向地域性扩散的趋势。例如，随着该区域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增多，端节赛马参与的民族、人数、地域范围有扩大之势[5]。水族民众对其他民族的骑手取得好成绩，拿走奖金，也表现出平和的心态，不嫉妒、不反感，欢迎各民族骑手参赛。这也说明，水族的民族认同感在现代社会中逐步克服了一些排他性而趋于更加理性化[5]。

2.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中间层次的变化

制度文化是水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中间层次文化。在文化变迁的进程中，当文化系统的外层受到冲击而产生破碎后，组织制度层面便失去了保护层，随之也会产生改变，包括传统体育的竞赛制度、比赛规则与奖励办法，以及开展时间、组织形式，节日中固定的传统体育活动内容等。

传统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向多元化、组织化转变。传统时期水族传统体育活动呈现出自发性、小型性和不定型的组织形态特征，大都在重大节日或民俗活动中开展，通常是由寨老或在本民族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来主持开展。随着社会的转型，现代水族传统体育活动由原始的自发性变为由村寨和政府牵头组织的政府性活动，活动组织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一般由村委會组织的小型赛马活动和舞队表演居多，经费由村委会面向全村筹集，或由参加表演的舞队队员自筹。例如，三都县怎雷村舞队的组织表演和水根村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村委会和族群长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些活动是由政府拨费组织进行。此类活动要根据政府制定的规划来安排，显现出活动周期稳定、活动组织多元、活动规模扩大、组织规划周密等特征。例如，2016年在三都万户水寨举办的“贵州·三都水族开端大典”系列活动，围绕水族的唯一性和神秘性，开展了以“水族开端大典”为主题的赛马、水歌大赛、水族文化博物馆巡馆等活动。

竞赛方式向现代化、规范化转变。实地调查发现，现代体育元素已经渗透到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之中，一些活动的比赛方式和规则有了较大的变化，模仿了现代体育的赛制，使活动的娱乐性逐渐减弱，竞技性增强，强化了一些竞技体育的特征。例如，现今水族端节赛马方式和规则有了较大的变化，使得当下民间赛马逐渐得到广泛普及和发展，开始走向规范化、现代化。还有，广西水族的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在第八届全国民运会获得表演项目比赛的三等奖）就具有相当完善的竞赛规则。该项目是集竞速、特技、平衡、投掷等于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型竞技项目，可以说在保留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实现了传统体育的规范化、现代化转型。

传承途径向多样化转变。传统时期水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是以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为主要方式，主要以传统节日、宗教庆典、生产劳动、村寨活动为实践平台。进入新中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水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方式有了新的变化，除了传统的传承方式外，还作为课程资源在学校教育中传承，作为文化资源在旅游活动中传承，作为竞赛项目在比赛训练中传承，作为体育资源在社会体育中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传承。例如，三都水族自治县怎雷上寨传统舞蹈表演融入到当地的旅游业中，村民们从中获得了经济效益，让他们有了参与表演的积极性，也使得传统舞蹈能传承下去。再如，水族打手毽被列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同时也作为课程资源在水族地区的学校开展。传统舞蹈“斗角舞”，被多次改编参加民运会获奖，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获得贵州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的金奖。

活动参与人群构成的改变。随着社会的变迁， 群体结构发生变化，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人群也发生了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变化。改革开放前， 水族村寨中的村民很少常年外出务工， 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对当地没有太多影响，村寨人口以儿童、青壮年为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水族村民不断走出家乡，当下村寨中的常住人口主要是妇女儿童及老年人，使得参与人群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以怎雷村为例， 传统时期参加舞蹈表演的人群全是男性青壮年人。而现在的表演打破了妇女不能参加表演的禁忌，让未婚女青年参加表演。在水根村，参加传统体育活动的也大多数是青少年儿童，只是在水族过“端节”的期间才看到一些外出打工回来过节的青壮年参加传统体育活动。

3.水族传统体育文化外显层次的改变

物质文化是水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外显层次文化，是水族民众在其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层次文化和中间文化层次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支配、指导下，在传统体育活动中所采取的外显的体育行为方式，包括传统体育的服饰、器具、场地、行为方式等，在传统体育文化中是最为活跃的部分，在文化变迁过程中，首当其冲地受到冲撞而发生变化。

水族传统体育能经常开展的项目正在逐渐减少。这也是水族传统体育文化物质层面最明显的变化。水族传统体育文化源远流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据统计有50余项传统体育项目。但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其总量已经在不断减少，特别是传统武术和一些民间技艺已陷入失传的境地，像“走草绳”这类水族土杂技也已经基本失传，在多次的调查中不见踪影。

文化交融豐富了水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在贵州多民族大杂居、单一民族小聚居的民族共存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交融。水族与周边的汉族、苗族、布依族、瑶族等其他民族长期交往，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和与各民族和谐相处，水族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兼收并蓄和求同存异地吸纳，使得其传统体育文化更加丰富。例如，斗牛、打手毽、跳扁担、划龙舟、耍狮、舞龙这些并不是水族世代传承的体育活动也深受水族人民的喜爱[6]，在水族地区广泛开展起来，并具有了一些本民族的特色。散居区的水族同胞也在长期与周边民族交往中学到并结合当地实际而开展了一些体育项目，如云南水族的吞口舞、金线棒、磨秋、竹竿舞、梳妆舞、滚刀、倒行、翻刀、抓石子、跳四门、打节棒、打纸板、打糍粑等。

行为方式产生变化，传统体育舞蹈显现了表演化趋势。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参加舞蹈表演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在经济利益的巨大诱惑面前，表演者很难把握经济利益与保持本民族文化内涵孰重孰轻的问题，从而过度地渲染了所要表达的舞台效果，脱离了少数民族群众最初所追求的“悦己”的体育价值，变成了“愉悦他人”，过度的舞蹈化使其脱离了所要追求的体育性。选择的结果常常是一些民族舞蹈被改编得“四不象”后搬上现代化的舞台[7]。还有，赛马活动由传统“跑马”向速度赛马发展，比赛非常激烈，追求锦标。

体育器材、服饰向现代化发展。端节赛马的端坡赛道大都进行了改造，拓宽了赛道，降低了坡度，加强了安全性。有些比赛中终点与起点的联系使用了步话机，并用秒表计时。2004年建设了三都赛马场，占地23万多平方米，跑道长500米，宽15米，进行速度赛马，有来自国外的洋赛马参加比赛。另外，传统体育舞蹈的服装道具也有变化，表演服装的制作放弃了全部采用传统手工土布的做法，适当使用了一些化纤面料，使得服装在色彩上更加艳丽。但男子的头饰有所简化，一般选用红色的绸布做头巾;制作乐器也使用了现代化的材料，莽筒选用塑料管为原材料[7]。

三、 结语

水族传统体育依附于内容极其丰富的水族传统文化的广阔背景，因而形成了其传统体育文化起源的多渠道性，劳动生产、宗教活动、民间游戏、军事战争均成为了水族传统体育产生的源头。在现代社会，水族传统体育从生存空间到文化格局都发生了相当规模的变迁，其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相应产生了变化。文化的变迁作用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就像一把“双刃剑”， 现代化、商业化给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现代文化的冲击使水族年轻一代民族文化传承的意识逐渐缺失，因而文化传承出现断裂;传统文化商业价值定位的不准确，使很多传统体育文化在市场上只是被表层化、浅层次地利用着。对很多利益相关者而言，传统体育文化是摇钱树和点缀品，而传统体育文化精粹的保护和传承则面临着潜在的危机。因此，应对文化变迁，如何趋利避害，已成为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 潘朝霖，韦宗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545.

[2] 冯胜刚.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方法[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1：48.

[3] 刘安.淮南子[M].陈惟直，译注.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4] 汤立许，蔡仲林.文化变迁视域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流变[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45（4）：67-72+82.

[5] 顾晓艳，石国义，王亚琼，张东秀.传统体育文化在水族山寨中的生存状态——水族“端节”赛马活动的变迁[J].中国体育科技，2006（05）：38-40.

[6] 顾晓艳，徐辉.水族传统体育舞蹈的保护与传承[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9，29（2）：29-32+60.

[7] 顾晓艳，曲植斌.水族村落传统体育文化调查研究——以三都水族自治县怎雷村为个案[J].贵州民族研究，2011，32（5）：198-201.

（责任编辑：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