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阮籍，字嗣宗，三国时期魏国的著名诗人，同时也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名士。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却生不逢时，生在了一个动乱的年代。相妥协于现实，他采取酗酒和故作旷达的方式来躲避政治迫害。于是，像阮籍这样胸怀大志却无处施展抱负的人，内心必定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在理想对现实的妥协方面，阮籍也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缩影，阮籍人格的矛盾性对他在政治和生活中所作出的种种决定有着莫大的关联。阮籍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其人格与作品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借鉴。

关键词：阮籍;矛盾性;人格;文学

一、阮籍的复杂人格：矛盾性

阮籍的人格是非常复杂的，其内心充满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阮籍自身的秉性有关，与社会现实有关，同时也与他所接受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有关。下面我们从阮籍的社会行为以及作品入手，分析阮籍矛盾性人格的具体表现。

（一）从儒与从道的矛盾

阮籍的思想当中有着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对立冲突。阮籍年轻时本有济世的理想和建功立业的愿望，有着儒家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儒家学说对于现实的关注以及积极的入世思想也给阮籍的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阮籍从小便接受了儒家学说的教育，其《咏怀诗》十五写道：“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其中“书诗”本意为《尚书》与《诗经》，这里泛指儒家经典。“颜闵”指的是颜回与闵子骞，两人都是孔子门下的杰出弟子，是安贫乐道的典范人物。由此不难看出，阮籍年轻时接受过儒家思想教育，他的思想与儒家的救世思想自然是一致的。他也曾作《孔子诔》来歌颂孔子的美德。从这些迹象表明阮籍从小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

到了正始时期，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安与当时社会玄学的兴起，阮籍转向了对道家的隐逸思想的追寻，渴望游仙与隐居，并且从此更加偏爱于道家思想学说。“博览群籍，尤好《庄》《老》”，这也说明了阮籍偏爱道教思想。由于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与动荡不安的政局，魏晋士人对生命意识有了别样的体察，发掘出了老庄思想的迷人特征，目的是使人超脱现实苦楚，获得心灵上的宽慰。同时阮籍喜爱老庄哲学也有着其自身的性格因素。阮籍自身采取避世态度，加之内敛性格，决定了其与道家思想的宗旨不谋而合。如阮籍作品《通易论》云：“天地生于自然，萬物生于天地。自然者無外，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1]同时，在《乐论》《达庄论》当中也有阮籍对于道家思想的阐释。阮籍《咏怀诗》中的诗句“穷达自有常，得失又何求”“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等都表达出了阮籍心中对于道家思想的感悟：顺应自然，全真保性。在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又秉持着至慎与无为的态度。“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2]136，阮籍生活中不论人是非，政治上周旋于司马氏周围而躲避灾祸，采取无为态度，这都表现出其深受道家思想的浸染。

总之，儒家思想的一面在阮籍的思想人格当中有一定的体现，同时，道家学说又在阮籍的思想当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其偏爱于老庄道家哲学，但并不意味着他把所有小时候学习的儒家学说给完全抛弃。所以，儒道思想在其内心的不断交织，也表现出了其处世人格思想的纠结与矛盾，决定了其人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是阮籍人格矛盾性的一大体现。

（二）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与上述矛盾相关联，在阮籍的思想中是一直有着建功立业的入世理想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渴望入世。入世，即投身于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出世，则是一种对世事漠不关心的思想态度，在道家思想中的表现便是超脱人世。阮籍人格的矛盾性的一大转变也表现于阮籍在出世与入世态度上的转变与纠结。阮籍是集出世与入世的态度二者于一身，不仅有着儒家式的参与济世的入世理想，又有着对社会生活的超脱的态度，构成了他具有矛盾性的双重人格。

《晋书·阮籍传》曰：“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揭示了阮籍由入世而出世的思想的转变。阮籍在正始之前，由于当时社会较为稳定，加之统治阶级为曹氏集团，这时期的阮籍内心是有着治国安天下的济世理想的。但是后来时局动荡，司马集团与曹氏集团矛盾日益激化，司马氏大肆诛杀异己，这个时期的文人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阮籍变得极为不愿参与世事。同时，由于其父与曹氏集团的关系，可能也使得阮籍不愿效力于司马氏集团。虽然如此，阮籍思想中有着避世的心态，但是现实并没有给他机会，迫于司马氏集团的压力，他还是先后做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但在任期间仅仅是“禄仕而已”，后来自求为步兵校尉，只是因为“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2]1360，从而遗落世事。阮籍对待政事，采取了这种仕不任事的态度，便像是民间俗语所说的“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

虽如此，阮籍最后还是迫于压力为司马氏做了《劝进表》。《晋书·阮籍传》云：“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可见阮籍当时是极不情愿做这篇《劝进表》的。阮籍在政事上所表现出来的软弱与顺从，一是归因于他自身的软弱性格，二是残酷的社会环境的压迫，造成了他人格上的矛盾与扭曲。如果不作这篇《劝进表》，阮籍可能保不住自己的性命。可是阮籍还是卒于写了这篇文的一两个月之后，可见当时年老体弱的阮籍作《劝进表》内心肯定充满了懊恼与纠结。这篇《劝进表》既是短暂的保护其生命的安全符，又是致使当时年老体弱的阮籍走向灭亡的催命令。阮籍的死，就是一个混乱无道的黑暗社会对一个自由灵魂的挤压所致，这种挤压致使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不定，真正说明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总之，由于阮籍思想当中一直存在的从儒与从道的矛盾，导致其内心也一直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纠结。由于政局的演变，社会日益动荡不安，阮籍的思想也由入世逐渐向着出世变化。但是，阮籍内心还是渴望著建功立业的，思想转向出世只是动荡的社会现实的倾轧所致。所以，阮籍内心也同样经受着出世与入世两种想法的矛盾斗争，这也造就了其人格与思想上的矛盾。

（三）礼与情的矛盾对立

阮籍的思想当中还有着礼与情的矛盾对立。“礼”是按照道德理性要求制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3];“情”则指的是个人的性情。《晋书·阮籍传》中曾记载阮籍说过：“礼岂为我设邪？”表明阮籍是更加注重个人性情的抒发的。在《晋书·阮籍传》中有一案例可以举证：

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2]1361

古时候，按照传统的礼制规定，子在为父母居丧期间，不饮酒，不食肉，草苫蔬食，以示孝情。但是反观阮籍，在为母亲居丧时，却完全不遵照传统礼法来办事，甚至把这些礼法都给违背了。《曲礼》曰：“叔嫂不通问”，而《晋书·阮籍传》云：“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可见阮籍对于传统礼教的态度就像自己说的那样“礼岂为我设邪？”阮籍把传统礼教所规定的种种都给破坏了，可见在其内心更加注重个人性情的抒发。

虽然阮籍更加注重个人性情的抒发，但是对于礼法的底线，却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始终恪守着这条底线。《世说新语·任诞》云：“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 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 终无他意。”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主张克制个人私欲，使自己的日常行为符合礼法规范。而道家强调把礼与情对立起来，强调人的性情。他们认为人的性情来源于自然，而礼法则是一种人为的克制人的性情的形式，人的性情会被礼法所扭曲，所以要保持人的性情之真，礼法便是一种阻碍。由上文阮籍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可知，阮籍从小就接受礼教教育，内心有着根深蒂固的礼学思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又表现出种种不拘礼法的行为，可见在其内心有着情与礼两种思想的交织，也就自然造成了他对待礼教的矛盾表现。

（四）至慎与放纵的矛盾

魏晋之际，政局动乱，当时士人有苦难言，不得不谨言慎行。阮籍便是在政治上谨言慎行的一大代表人物。因为当时司马集团和曹氏集团的政治纷争，很多文人名士稍有不慎便会丧失性命。《晋书·阮籍传》云：“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阮籍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谨慎。他对政治问题从不明确表态，总是采取逃避回答或者含混不清的态度。以至于司马昭说：“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发言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贬人物，可谓至慎乎。”在嵇康的《与山居元绝交书》中，嵇康也写道：“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然未能及。”这些都表明阮籍在政治上所采取的至慎态度。阮籍从政于司马集团，虽然内心极不情愿，但也未曾公开表示过，而是小心翼翼地与司马集团周旋，最终自求了一个步兵校尉的差事，以醉酒来逃避世事。在史书中记载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他不愿与司马氏结亲，而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也可见当时文人的危险处境，似乎是没有能力对于当权者说“不”的。阮籍采取醉酒的方式来逃避司马氏对于其政治上的要求，同时又可以表现自己不拘礼法的名士风度，表明自己超然世外而不在意政权的归宿，将至慎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阮籍在政治上采取了如此谨慎的态度，但是在生活中阮籍却显得不那么谨慎，甚至还有些自我放纵。正始年间，玄学兴起，阮籍尤好老庄哲学，于是阮籍对于礼法之士冷眼相对，同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前面所讲到的毁礼，在为母亲吊丧的时候不遵守礼法，在嫂嫂回娘家时出来送行等，只是阮籍个人行为，对他人造不成任何影响。但是对于礼法之士的批判却与阮籍在政治上采取的至慎、口不言人之过态度等截然相反，完全不在乎这些批判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也表现出了阮籍人格的矛盾性。阮籍的《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便表达了对于虚伪的礼法之士的谴责，如《大人先生传》云：“汝君子之禮法 ，誠天下殘賊 、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耳！而乃目以爲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 ”[4]又在《咏怀诗》里以一种感性的方式给与他们猛烈的抨击。如《咏怀诗》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此首诗作将礼法之士的卑劣行径以及内心的虚伪暴露无疑，使得礼法之士的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的姿态跃然纸上，同时，以犀利的言语对虚伪的礼法之士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抨击。

又如《晋书·阮籍传》中记载：“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在这里，阮籍以白眼冷对虚伪的礼法之士，又以青眼对待志同道合的朋友，完全把在政治方面的至慎、谨言慎行的作风抛之脑后，与对待政治方面的态度截然不同。

二、阮籍复杂人格的成因

阮籍矛盾人格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我们看阮籍所接受的文化，阮籍生于建安十五年，此时政权由曹操掌握，政局暂趋稳定。阮籍早年接受的是儒家的思想，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渴望建功立业。后来由于魏晋玄风的兴起，阮籍又转向了对老庄思想的追寻。所以，其自身存在着从儒与从道两种思想的交织，这也造就了其內心的矛盾性人格。

其次，我们从阮籍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阮籍生活在朝代更易的时期，政治上的处境十分的危险。正始十年，司马氏集团发动“典午之变”，曹氏集团遭到了重大的打击。之后司马氏为了夺取政权，更加变本加厉，大肆诛杀异己势力。如史籍记载的嘉平三年，太尉王凌谋废齐王曹芳，改立曹彪为帝，企图迁都许昌，以摆脱司马集团对于曹氏皇室的控制。事情败露，王凌被夷灭三族，楚王曹彪同时也被杀害。可见当时的政治压力巨大，文人们只能提心吊胆地在政局当中游走。阮籍内心虽然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但是面对政治上的压力，只能压抑自己，才能苟且求得生存。在政治上始终采取至慎的态度，口不臧否人物，不论人是非，始终以一个老好人的姿态生存于政治格局当中。所以史书记载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只能靠这种方式来排遣内心悲痛。他所写的咏怀诗都是有感而发，内心情感丰富，其中多一些对于草木花鸟，鱼虫鸟兽的描写，以此来抒发内心情感。如其咏怀诗十一：“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通过景物的描写与渲染、视觉与听觉相互浸润，从而在黄雀的哀鸣中标新阮籍内心的悲痛伤情。长期压抑自己的阮籍，内心情感得不到释放，所以造成了其极具矛盾性的人格。

最后，还有阮籍的个人性情特征。我们看青少年时期的阮籍，八岁能属文、性恬静等描述中，可见阮籍从小便表现出较为安静内敛的人格特征。阮籍的父亲阮瑀在阮籍三岁时便去世了，即使阮籍年纪再小，也不可能感觉不到父亲不在的那种悲伤感与失落感，而且这种悲伤失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所以，阮籍的咏怀诗多是表达自己的痛苦与愤懑，充斥着一种悲伤的基调。其中多有一些感慨人生无常，草木枯零的诗作，如三十二：“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其三：“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这些诗句都表现出感慨人生的无常。这些可能与其父亲的死亡不无关系。阮籍性格安静内敛，内心思考甚多，加之恶劣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内心苦闷无人诉说，必定会造成其内心的纠结与矛盾。所以，阮籍的个人性情也是造就他矛盾复杂人格的成因之一。

三、阮籍的影响

魏晋之际，玄学风气大盛，在文人的思想领域方面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而且对于文人士大夫们的生活态度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虚无荒诞的社会风气。而在这个玄学之风盛行的时代，阮籍在当时极具代表性。由于其人格的复杂性，为求得自保，便积极投身于这股玄学之风当中，找寻到一种超脱绝俗、旷达狂放的生活方式。阮籍虽然常常饮酒至醉，但是他的饮酒更多是一种避祸的手段，他实际上很清醒，借饮酒追求的就是一种旷达超脱的生活姿态。阮籍等人使得虚无放纵的生活态度在两晋一代一度成为文人社会生活的一种风尚。而且阮籍与嵇康对玄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他们开始，玄学的发展方向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对外在政治和伦理的关注转向对自我内在生命或者精神的关注。而且阮籍还大力发展了老庄哲学，特别是庄学。同时，阮籍对于庄子学说的发展也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阮籍著有《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两篇关于庄学的文章。阮籍用自己的切身行为，演绎了旷达超脱的生活态度，将庄子的哲学融入到生活当中去，对后世士人的生活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阮籍的复杂人格和处世态度也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他所塑造的大人先生的形象为后人学习老庄哲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同时，阮籍的咏怀诗也被后人竞相模仿，受阮籍咏怀诗影响的文人有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其中陶渊明和阮籍在政治方面有着相似的遭遇，两人对于政治都采取避讳的态度，都追求庄子式的超世型理想人格，唯一不同的是阮籍受政治压力不得不出仕，而陶渊明则得以躬耕田垄，“悠然见南山”。

四、结语

总之，以上的论述主要围绕阮籍的生平经历与其作品展开，通过阮籍的生平与作品来分析其人格上的矛盾性。在理想对现实的妥协方面，阮籍也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缩影，阮籍人格的矛盾性对他在政治和生活中所作出的种种决定有着莫大的关联。阮籍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其人格与作品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借鉴。在分析了阮籍的人格特征之后，我们便可以联系其人格分析他作品中的隱含意义，窥探社会的真实面貌。

参考文献：

[1]阮籍，撰.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卷上·达庄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2：139.

[2]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阮籍[M].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彭林.三礼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01.

[4]阮籍，撰.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卷上.大人先生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171.

作者简介：张以品，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