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婧

摘要：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职业外交官约翰·戴维斯在中美交往史中具有独特地位，对中美关系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战时戴维斯与美国各级政府间的函电、备忘录、报告等外交与军事文献，充分展现出美国驻华外交官对中国抗战的直接评述和基于此所形成的外交思想。美国政策制定者如采纳戴维斯的建言献策，与国共双方合作，则有可能避免“丢失中国”。

关键词：戴维斯;中美关系;国共关系;抗日战争

中图分类号：D82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8-0049-04

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是抗战时期著名的美国“中国通”、美国驻华外交官和史迪威的政治顾问。1908年，戴维斯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县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33年起在华工作。1942年被任命为美国驻昆明领事、重庆大使馆二秘，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具体负责史迪威将军领导的驻华军事代表团与美国外交部之间的联络。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期，他曾在北平、沈阳、重庆等地的美国领事馆和大使馆担任随员和外交官，后又任中缅印战区美国指挥官史迪威的政治顾问。

戴维斯最早提出向中共派遣一支主要负责搜集气象资料和日军情报、营救美军飞行员、了解中共政权状况及与苏联的关系等任务的军事观察组。1944年7月22日，戴维斯随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戴维斯被赫尔利指责为共产主义者。1945年1月赴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五十年代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成为美国“失掉”中国的替罪羊，于1954年以有害国家安全为借口遭国务卿杜勒斯的革职。1969年由国务院恢复名誉。

在华期间，戴维斯多次向美国国务卿及总统提交有关中国政策、中日战争、中日关系、国共关系的报告，形成了系统的外交观点，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手资料。在对中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他认为共产党有能力抗日，预言国民政府将陷于崩溃，中共将赢得中国内战，中国的未来属于共产党;因此主张美国强化与中共的关系，在援蒋同时对中共给予支持，以防中国被苏联控制。

作为抗战时期美国在华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戴维斯以官方报告、备忘录、与罗斯福总统等政府官员的大量通信、日记、笔记等大量文字形式，记录了中国抗战、国共关系及中美关系等历史实况，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对中国国内各抗日力量进行深入了解，并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摒弃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中国抗日力量积极合作。

1 戴维斯相关著作

1982年，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卡罗尔·杜斯布特以“戴维斯与美国的中国政策”为题完成硕士论文。[1]杜斯布特整理了存放于美国杜鲁门图书馆的戴维斯个人档案，厘清了戴维斯在华的历史脉络，展现了他在对华外交问题上与国务院、国会、军方及罗斯福总统间的矛盾。杜斯布特认为，战争期间罗斯福总统在外交上力求高效，疏离国务院与国会，造成戴维斯的建言献策难以得到重视和采纳。杜斯布特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以史迪威事件为分水岭，前期美国政府“扶蒋抗日”的对华政策是与“中国通”一致的，但后期美国政府则转为“扶蒋反共”，致使最终“丢失中国”。

历史学者迈可·沙勒在《柯乐博与戴维斯：“不可避免”的中美冲突》中探讨了长期蔓延于美国政界与学界的“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

沙勒基于戴维斯与柯乐博的两则往复档案，认为矛盾绝非不可避免;若一方或双方的政策更具灵活性，则有可能恢复两国部分邦交。《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讲述了战时在华美国人的活动及影响，着重论述了戴维斯对战争局势的判断与预测，该书大量利用了美国军事情报机关等机的报告。伊·卡恩所著《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约翰·高林所著《延安精神——战时中美友好篇章》均对戴维斯做出分析与论述。芭芭拉·塔奇曼在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中分析了戴维斯在华的经历与重要性。大衛·霍博斯坦在《最佳者与最惠者》中对戴维斯做了全面且有意义的评述，将其誉为“一代亚洲专家中的佼佼者”。鲍勃·拉克梅尔在《压力下的优雅》一文中细数了新闻界对戴维斯的关注成果并做出了富有洞察的分析。

自七十年代起，戴维斯出版了两本自传。回忆录《抓住龙尾》表达了戴维斯对中国人民的苦难的同情，也分析了主要国家军政要人的所思所想。《中国通：戴维斯自传》记述了戴维斯在中国的见闻和他在任职期间与美、英、国、共军政要人的接触经历。《美国与东亚》是戴维斯于1977年发表于《外交》杂志上的重要撰文，从东亚地区国际体系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间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演变过程。文中反复强调他对中共政治趋势的论断：“自从1943年起，美国驻华外交官就不断向国务院及白宫呈递大量报告，内容从日本战后的中国内战到共产主义的扩张热情，从对内战中民族主义者获胜的质疑到美国干预的代价，以及中共极可能因为内战而不再向民族主义发展、转而滑入苏联的怀抱。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迁也对美国的行为以及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产生影响。

2 戴维斯相关档案

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档案是戴维斯最重要的基础史料之一，按时间、类别分布于美国国务院等政府部门及战略情报局、陆军情报所等军方档案部门。美国国务院的“国务院核心档案”（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是国务院记录中数量最大、最重要的类目，包括美国国务院与驻外使领馆的往来电报、国务院与其他政府机构和公众的通信、内部备忘录和报告，以及国务院同外国使领馆、外交人员的往来文件等。除此之外，另一大类关涉到戴维斯活动的档案保存在战略情报局（RG 226 OSS）、战争部（RG 165 War Department）、中缅印战区档案群集（RG 493 Records of CBI Theatre）等军方机构。这批原始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戴维斯的个人档案现由其家人托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主管的十三所总统图书馆之一——密苏里州堪萨斯独立城的杜鲁门图书馆。主要包括戴维斯二战时的政府报告、当时政府官员的反应、战后國会的大量听证记录，以及与中国通命运攸关的政界人物的个人资料。戴维斯作为外交官、政府官员、作家及中国问题专家，生活和事业的材料从信件、报纸、日记、手写笔记、照片，到手稿、文章、报告、演讲记录等，十分丰富。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从30到90年代的中国历史、中美关系，以及40至50年代对美国政府职员的忠诚调查与安全调查。其中，信件、手稿与手写笔记等文件极大地丰富了政府机构档案对戴维斯报告的记录，广泛涉及到乔治·凯南、周恩来、宋庆龄、罗尼·罗尔、迪恩·艾奇逊、史迪威、西奥多·怀特等重要人物，也覆盖其妻子父母等家人、其他国务院的中国通、记者、历史学者等。日记保留了1942至1945年戴维斯担任史迪威政治专员时开展的活动。1947至1952年间的报告为戴维斯在亚洲期间的观察、评论。剪报、其他印刷件涉及到中美政策、安全调查及余波、1969年国务院恢复名誉，以及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经历。

3 戴维斯的对华外交思想

从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先后采取了“避免介入”、“援华制日”、“结盟抗日”、“扶蒋反共”等政策。罗斯福总统于战时便着手考虑战后世界局势问题。在其设想的四大国机制中，中国是重要元素。美国希望通过扶植蒋介石政府，确保战后的中国继续成为美国的附庸，在维护东亚地区稳定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然而随着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了国民党，美国扶植国民党政府的计划宣告失败，自此“丢失了中国”。

长期以来，从抗日战争史、中美关系史等角度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作品汗牛充栋，学者们以中美苏日等国际局势、国共关系等问题为出发点，为美国对华政策断代、究因。然而深入到戴维斯相关的原始档案中，不难发现早在四十年代初，戴维斯便在中国报告中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抱持明确的悲观态度，对共产党却看法积极，并预测“中国的命运属于他们”。事实上，作为长期驻华的职业外交官、中国抗战的实地观察者与分析者，戴维斯在1944年11月赫尔利来华出任驻华大使之前，已形成了颇具系统性与独立性的、“可能已经十分执拗”的对华外交思想，在其超过五年的外交报告、函件、文章中得到很好体现。

作为职业外交官，戴维斯的政治行为及外交考量皆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他的目的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即（1）在战时利用中国抵御日本;（2）在战后建立一个强大和独立的中国。在此大原则为着眼点上，戴维斯对中国的局势及美国政府的政治与外交对策持以下态度：

第一，国民党对抗日持消极态度。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国民党就将消灭共产党势力作为主要目标，尽管在抗战初期曾与共产党联合，将对外矛盾置于第一位。事实上自珍珠港事件开始，国民党方面就开始保存实力，准备在美国赢得日本后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在抗战后期更不惜减少前线部队，将精锐部队调回后方以备内战。早在1941年初，戴维斯已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态势，国民党借抗日之名保存实力;国民党对中共的政策变化取决于其对国内政治考量，而非对对日战争的考量。“中央政府坚持不懈地解散中共游击队，根除中国中部的共产党组织，集中一切中共武装力量于日本炮火最猛烈的地区，这些做法完全是由国内政治局势导致的，而根本没有任何积极对日抗战的举措。”

在1942年写给史迪威将军的备忘录中，戴维斯再次断言中国中央政府并没有尽全力对日发动进攻，而是在对国际局势及国内政治的综合考量下，保存己方实力;并且出于国内政治的利益而与日本苟合。戴维斯于1944年12月15日至17日第二次访问延安后于重庆撰写报告，谈及了日本充分利用蒋介石的仇共情绪，双方达成充分的合作意愿。此外，戴维斯还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问题的本质：“罗斯福、赫尔及随后的杜鲁门都没有意识到，中国当时已深陷严重的认同危机。中国并不清楚中国究竟为何。只有解决了这一难题，她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力。因此，与美国人的浪漫主义想象相悖的是：蒋介石不等于中国，他只是操控中国的诸多要人之一，而截止到1943年时已可预见，其要人身份正在逐步破碎。”

第二，中国共产党具有蓬勃向上的活力、强大的实力及广泛的群众基础。戴维斯通过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的交往、几次访问延安后的实际观感，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直接对话，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国内争端的爆发预示了中国社会存在巨大的、无法解决的危机，并多次表示中共是中国最强硬、组织纪律最好的政党，“共产党与蒋介石合作，并非由于软弱，而恰恰是由于其强大。”早在1941年初他就发现中共在战时相当成功地将其社会革命的信条灌输给了高涨的农民民族主义者。共产党致力于实行全民族抗战，政治动员群众以唤起其爱国热情，积极进行经济建设;不仅善于协调各阶级、阶层的经济利益，而且重视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此相比，国民党政府则腐朽无能，残民有余，广失民心。“在共产党组织与武装群众的蓬勃发展中，中央政府显然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对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极有可能岌岌可危。国民党在赢得与组织人海战术方面明显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中共早已具备能力独立成长和快速壮大，“不论斯大林如何对美国人描述中共，他也很难不去意识到，中共比起任何欧洲政党运动来说都更加坚定和自足。”至于战后中国未来的走向问题，戴维斯通过共产党在十年内战和七年抗战中的表现（“存活下来”），以及其所承受的压力要远超于中央军（“更何况还经历过蒋介石所设的严酷封锁”），认为强大的共产党将坐拥长城到长江间大片土地;由此断言，战后共产党完全可以拥有中国北部，此外还应能控制中国中部及南部的江山。

第三，中共并非苏共意义上的共产党，在思想上“红”得并不极端，并且与苏联不存在密切的关系。戴维斯认为中共纲领承认民主、自由的原则，奉行温和的政治经济政策，因此不是苏共意义上的“真正的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盟关系也不紧密。1944年11月7日他在于延安所写的报告中表示，虽然中共仍声称马克思主义信条绝对正确并自称是共产党，但“他们对‘人类的弱点’愈发纵容，承认中国之实现共产主义只能通过漫长、渐进的转变过程，而非迅猛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温和和愿意妥协，并不应被理解为腐败或软弱”;因此，“延安并非马克思教会中的‘新耶路撒冷’。中国共产党的‘圣徒’与‘先知’信仰的神很奇怪，是阶级妥协之神与政党联合之神。”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是与民族主义者极为接近的现实主义信奉者。

第四，美国应向中共延安派遣军事观察使团，为了丰富美国对华北和中国东北贫乏的知识。由于戴维斯在四十年代初便预见到国民党的衰落，他深感美国政府与中共缺乏接触及因此导致的美国信息来源存在严重偏差。正如戴維斯在新德里所发报告所言：“只有一位美国官方观察员曾访问‘共区’，并且距今已长达六年之久。自那时起，我方的官方消息来源便不再畅通，只能以战斗报告作为二手信息来源。我们需要趁着我们仍被欢迎时，立刻向中共区派遣一个军事与政治观察使团，以收集敌方情报。”派遣观察组到共区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它处理大量关于华北日军战斗序列的情报，缴获日军文件，救援在华北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以及操作、接受和转送无线电电波的情况;同时，观察组的创建是为了与中国战区司令部、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和马歇尔使团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络，它也从重庆、上海和北平往复空运共产党的军事人员和共产党要员，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了一种友好的外交姿态，丰富了美国对华北和中国东北贫乏的知识，也为大多数从不了解美国人的中国领导提供了了解普通美国人的机会。“他们喜欢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有许多相同之处，并且喜欢与美国人合作。我认为这是出于真诚的表述。”

第五，美国应积极援助中共、避免其倒向苏联。纵观戴维斯的档案，一直萦绕于文字的一个问题便是：在愈发迫近的内战中，中共是否可被视为胜券在握？如果是的话，那么美国政府是否应在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同时，开始着手直接与作为中共控制区的绝对统治者与未来中国可能的统治者的中共的接触与交流？自从1943年起，戴维斯就不断向国务院及白宫呈递大量报告，内容从日本战后的中国内战到共产主义的扩张热情，从对内战中民族主义者获胜的质疑到美国干预的代价，以及中共极可能因为内战而不再向民族主义发展、转而滑入苏联的怀抱。关于最后一个观点，在戴维斯于1945年1月4日在重庆所写的报告中进行了鞭辟入里的阐释：

“与其漫天揣测苏联在远东意欲何为，还不如在中国政治语境下检视当前与未来一些可能影响到未来苏联政治决策的因素更为有用。”通过分析比对中共与美国、苏联的关系，戴维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中共开展友好的外交关系及合作，会给美国带来实际的国家利益：“中共与美国合作抗日的渴望与能力;中共在战略位置上已深入到沦陷区内部;美国若给予支持，则很可能推动中共内部业已饱满的民族主义感情。但美国如继续无视延安政府，则那股民族情感会被逼迫与孤立，从而倒向苏联;中共当今所奉行的温和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所拥有的巨大的群众号召力和蓬勃的生命力，都意味着共产党如今已是中国潜在最现代化、最建设性的统一力量;最后，共产党需要借助外国资本完成中国北部的战后重建，而苏联没有能力满足中共的需求。”

第六，美国应以亚洲总体为考量，重新审视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并调整外交原则。1944年2月27日戴维斯在于华盛顿发给史迪威的备忘录“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做出三个断言：苏联会从当前战争中迅速或逐渐崛起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力量;中国最终会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国家;英帝国会复兴成为亚洲的主要力量之一，但英国殖民地体系终会腐坏崩溃。正因为此，才应当重新审视对中国的政策。“我们在亚洲的主要角色在于中国。在未来，苏联很可能会扶助一股亚洲民族主义冉冉升起，它必将与衰落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出现冲突;如这一局势真的出现，那么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中国便可以成为我们稳稳的助力。在决定我们将在中国扮演的角色时，我们应跟随历史发展的方向而行，而不是试图给自己制造沉重的绊脚石。”至于“绊脚石”为何以及如何“搬走”它，戴维斯表示，“为了更有利于国家利益，应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令其努力达成内部统一。若他做不到，则应去支持中国国内有能力实现这一发展的力量”，并表示“应基于以下几点制定针对蒋介石的章程：清楚蒋介石极易受美国强硬压力的影响;（在与美国驻华代表的协商下）坚决与之讨价还价;并且时刻准备扶助一个新的、能提供更有利于中美双方利益及实践双边合作的政治联盟”，因为“支持如今状况下的蒋介石政府，我们几乎无利可图。”

总之，戴维斯在1944年11月已简短却坚决的做出对中国的预言：中国共产党将长留中国;中国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而非国民党。因此建议美国政府与国共双方合作，采取一种比较灵活的选择，以便将来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占据统治地位，美国都可以与之合作。

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面临多种抉择：或全面撤出中国，或大规模的军事介入，或扶蒋的同时鼓励国共协商避免内战;而戴维斯曾针对此提出第四种更加“灵活”的方案。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存在难以调和的意识形态分歧，美国政策制定者最终没有选择戴维斯的建议，最终导致了与中国长达二十数载的“失联”，将中美关系引领向一条蜿蜒踌躇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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